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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社会科学视角:媒体传播效果的计算机模拟研究

作者:李凤翔,罗教讲来源:《学术论坛》日期:2020-03-25人气:311

传播效果研究既是传播学的核心内容,也是社会学家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传播学在研究人类传播行为与传播过程发生、发展规律的同时,也关注传播与人、与社会的关系;而以社会组织、社会行为、社会问题等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学,无疑需要把媒体组织、传播行为、传播的社会功能等纳入自己的考察视野。传播效果研究处在两大学科研究范围的重叠区,它一方面致力于揭示和解释媒体对社会、组织、个人的作用(尤其是负面作用),另一方面也关注社会变迁对媒体的传播效果所产生的影响。

回顾近百年传播效果研究的历史,不难发现其走过的是一段艰难曲折的路程,迄今已历经三次理论转向。每次转向都发生关于传播效果强弱的重大争论,但诸多重要问题仍悬而未决。并且自20世纪80年代起,传播效果研究进展缓慢,一直未取得实质性突破。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使传播生态更趋复杂化,传播效果研究必须与时俱进。因此,反思大众传媒时代传播效果研究遭遇困境的原因,在理论与方法上寻求突破,是传播学界和社会学界共同的议题。

复杂系统理论对社会系统本质和特征的深刻揭示,开阔了社会科学研究的视野,也给予了传播效果研究重要的启示。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的计算社会科学,作为应对复杂性的一种手段,一直在不断发展完善之中。将计算社会科学方法引入社会信息系统领域,将有望为传播效果研究开辟一条新的路径。

一、传播效果研究:历程、困境及其形成原因

近百年传播效果研究一直是在争议中发展。在大众传媒问世早期,人们认为其具有强大的威力,能够产生显著的传播效果;而当大众传媒迎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学者们却开始转而认为传播的效果是有限的甚至是微弱的;然后,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媒体的进一步发展,学界对传播效果强度的评价又向强大效果方向回归;但此后即遭遇发展瓶颈,乃至在互联网使传播产生革命性变化的新时代,亦未能催生出重大的理论建树。

传播效果研究为什么会历经三次理论转向?在近几十年遭遇了怎样的困境?遭遇困境的原因又是什么?这些都是必须深入探究的问题。

(一)奇妙的螺旋:传播效果理论的三次转向

20世纪80年代,赛弗林(W·Severin)和坦卡德(J·W·Tankard)在借鉴伊莱休·卡茨(E·Katz)等人观点的基础上,将大众传媒时代的传播效果研究划分为四个阶段:“魔弹论”(1914-1940)、“有限效果论”(1941-1960)、“适度效果论”(1961-1972)、“强大效果论”(1973-1980)[1]。

1.魔弹论。魔弹论(Magic Bullet Theory),又称“皮下注射论”(Hypodermic needle)、“刺激—反应论”,出现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当时印刷媒体正趋于成熟,电影、广播电台相继诞生,这些大众传媒迅速在战争中充当起重要的角色。在两次世界战争中,参战各国借大众传播实施的心理战,成为左右受众态度与行为,甚至进而决定一场战役胜负的强大武器。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的宣传战,使德军在关键时刻抵抗意志崩溃;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凭借组织严密的宣传系统,利用大众传媒掀起了举国范围的战争狂热。魔弹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它其实是基于经验事实提出的一种观点而非严格意义上的理论。这种观点认为,大众传播能够形成极为强大的效果,媒体将信息传播给受众,能够立竿见影地左右受众的态度和行为。“在手腕高明的宣传家手里,大众媒介对人的作用就像枪弹打在靶子上一样,颇像射击场里所见:瞄准射击,靶子应声倒下。”[2]除了媒体在战争中显示的威力之外,还有一起特殊事件也被作为魔弹论的有力佐证。1938年美国一家广播电台播放了一部新闻报道方式的广播剧《火星人入侵地球》,尽管在播出前就声明了它只是科幻剧,但很多听众是在声明播放完毕之后才开始收听。当听到火星人已在美国东海岸登陆并对人类发起进攻,他们误以为是真实的事件,巨大的危险正向自己逼近。数百万人因此受到了极大的惊吓,竟然造成了大规模的社会恐慌。很多人甚至开始离家逃跑,政府不得不出动大批警察来安抚、劝阻惊慌失措的人群。这一个案事件使人们惊叹大众传播所产生的奇迹般的效果。

2.有限效果论。正如魔弹论是基于社会事实的总结一样,学界也是从社会事实上发现魔弹论的问题。保罗·拉扎斯菲尔德对1940年美国大选中政治宣传对民意的影响进行的研究[3],卡尔·霍夫兰在二战后期关于战争宣传与美军士气的研究[4],都发现了与魔弹论截然相反的事实——大众传媒通常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受传者既有的观念、立场、态度,只能对之起到强化或弱化的作用,亦即对受传者的影响力是有限的,在有些情况下甚至是无力的,并不具有如魔弹论所认定的“几乎可以随传播者所欲而左右大众的任何观点”[5]的强大威力。二战结束后,随着印刷媒体的蓬勃发展及其提供信息的日益丰富,它成为了人类最重要的信息来源。和平发展时期的媒体不再以服务于宣传战、心理战为主要任务,它在政治选举中的作用、对消费者购物决策的影响等成为最受传播效果研究关注的问题。研究这些问题的学者们在实证调查的基础上分析和验证影响传播效果的诸多因素,得出的结论是,传播效果与受众有密切关系,并非媒体单方面所能够决定。受传者之间存在着种族、性别、宗教信仰、受教育程度、经济收入等诸多方面的差异;同时,每个受传者都在其社会网络中与其他人存在联系,并相互影响,并非被动、孤立的个体,因此,受传者会依据自己的需要、态度和价值观对信息进行选择性的接触、理解和记忆;而社会关系与人际影响,以及所处群体的规范和压力等环境因素,对受传者是否改变态度和行为具有制约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媒体传播看似浩浩荡荡的力量必然大打折扣,它需要通过受众的倾向性、选择性、团体规范等中介因素来产生作用,而这些中介因素一般是难以控制的,所以媒体传播不是效果产生的必要和充分条件[6]。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有限效果论取代魔弹论成为主流观点,学界对传播效果的认识完成了第一次转向。

3.适度效果论。20世纪60年代,在发达国家中,收音机已经广泛普及,电视也开始走入民众的生活。电子媒体的崛起无疑更大地丰富了信息资源,大众传媒迎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媒体在人类社会中充当的角色越来越多、越来越重要,强调传播效果有限性与大众传播无力性的有限效果论,越来越显得脱离社会事实,因此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批评。在这一历史时期,适度效果论对有限效果论的理论模式进行了修正。适度效果论主要有使用与满足理论、创新与扩散理论、议程设置理论、涵化理论、文化规范论、知识沟假说等[7]。20世纪60年代以前对传播效果的研究主要是考察传播主体、媒体对受众产生了何种程度的影响,是否达到了预期目的,而伊莱休·卡茨等则另辟蹊径,反过来从受众的心理需求、动机出发,从受众角度出发来考察大众传播给人们带来的心理和行为上的效用,在70年代正式提出使用与满足理论,该理论的突出贡献是强调受众的能动性,有力矫正了此前传播研究中的“受众被动论”[8]。弗雷特·罗杰斯通过对新观念、新产品等新生事物扩散的进程及各种影响因素的研究,总结其在社会系统中扩散的基本规律,提出了创新与扩散理论。他的研究表明,大众传播可以较为有力地向公众提供新的信息,同时,人际传播对改变人的态度和行为更有力[9]。麦克斯维尔·麦库姆斯、唐纳德·肖则为认识传播对个人与社会的有力影响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他们提出的议程设置理论认为,大众传播可能无法影响人们怎么想,却可以影响人们去想什么,亦即媒体对议程的设置是其影响社会的重要方式[10]。该理论从大众传播在人们环境认知过程中的作用入手,考察具有较长时间跨度的媒体传播所产生的效果。乔治·格伯纳在一系列关于电视内容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涵化理论(Cultivation Theory),认为大众传媒通过报道等形式向受众传达特定的价值和意识形态倾向,能够对人们的现实观、社会观的形成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从而塑造主流的现实观和社会意识[11]。涵化理论开阔了传播效果研究的视野,认为媒体传播最主要的效果并不在于改变受众,而是维持某种社会结构,使受众对世界的认知符合既有的价值规范和政治经济论秩序。梅文尔·德弗勒提出的文化规范理论则认为,大众传播可以使受众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产生变化,变化了的社会文化环境能够再作用于受众,使之观念发生改变。这一理论与其他的传播理论/假说着眼于直接效果不同,它的特点是通过揭示媒体传播的间接效果,来肯定大众传播对受众所形成的影响。蒂奇诺于1970年在一系列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知识沟假说:“由于社会经济地位高者通常能比社会经济地位低者更快地获得信息,因此大众媒介传送的信息越多,这两者之间的知识鸿沟也就越有扩大的趋势。”[12]知识沟假说不仅肯定了大众传媒在知识传播方面的作用,还揭出其对社会阶层分化的影响。

由上可见,从有限效果论到适度效果论,是学界对传播效果认识的第二次转向。在这一时期,学者们扩宽了研究思路,不再像魔弹论和有限效果论时期那样局限于传播对受众态度的短期性的、劝服性的效果。随着媒体社会功能的日益丰富,传播效果在文化传承、知识传播、创新事物推广、社会环境监测、主流意识塑造等方面的作用被纳入了研究视野;研究视角不再只是从媒体出发,还从受众与社会环境出发来探究传播效果的形成机制;学者们也不再仅仅关注个人性的、短期的、直接的效果,更多地着眼于中长期的、宏观的社会效果,以及媒体传播通过社会结构、文化环境等对个人间接产生的作用,因此更具社会学意义。

4.强大效果论。20世纪70年代,人类步入了信息时代,作为信息的重要载体,大众传媒以更大的广度和深度渗透人类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媒体的社会功能越来越丰富,传播效果研究的视野进一步扩大,研究也更加深入。在这一时期,媒体传播在反越战、水门事件等重大事件中所显示出的突出作用,促使学界的主流观点在适度效果论的基础上继续转向。一些实证研究从不同的角度提供了媒体传播产生强大效果的例证,如H.门德尔松等人对“全国司机测试”“酗酒与驾驶”和“劝说社区服务”三个项目的调查研究发现,如果瞄准了目标受众,找准了主题,明确地说明了宣传目的,唤起了受众对议题的关心,大众传播就可能较理想地达到预期目标。再如鲍尔·诺基奇和格雷伯等广泛实施的“伟大的美国价值观”实验,其得出的结论是,如果大众传播能够精心设计传播方式,引起受众对自己既有观点的怀疑、不满乃至负疚,它就有引导受众改变态度的能力。1973年,伊丽莎白·诺尔-诺依曼在关于德国大选的一系列调查的基础上,发表《重归大众传媒的强力观》一文,认为大众传播仍能在影响公众态度方面产生强大的效果。继之提出的“沉默的螺旋理论”,通过分析社会心理学意义上的从众心态与趋同行为在传播效果形成过程中的影响,力图揭示出大众传播在形成或引导舆论方面所起的作用[13]。尽管沉默的螺旋理论存在一些缺陷,但无疑对传播效果形成机制的探索做出了贡献,并且促使了学界对传播效果的评价继续转向,向强大效果回归。80年代,赛弗林和坦卡德对之进行了总结,把强大效果论作为传播效果研究的第四阶段[14]。

从以上理论的发展轨迹来看,传播效果研究呈螺旋状向前演进。一种理论/假设在某一个时期占据统治地位,随后就被为另一种理论/假设取代。在20世纪80年代后,更多的传播学者倾向于认为,如果大众传媒能够审慎巧妙地编排节目/版面或筹划宣传,就能使传播发挥强大影响,有效指引社会舆论。

(二)传播效果研究的双重困境:理论失灵与发展瓶颈

通过对大众传媒时代传播效果研究的历时性考察,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理论处于循环的特点。每一种传播效果理论/假说的产生,都是源于对当时大量社会事实的观察;在其占据主流地位的时代,或被经验事实有力佐证,或经过实证研究的检验。因此,它们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当时传播生态的主要特征。然而,即便是在其占据主流地位的时候,人们也总能发现相反的例证。也就是说,每一种传播效果理论/假说都有在某些时候“失灵”的情况。赛弗林和坦卡德虽然总结出强大效果论,但他们也认为强大的效果并不是那么普遍或容易产生的[15]。实际上,当今社会中有诸多传播现象是强大效果论无法解释的。

魔弹论、有限效果论的主流地位虽然早已被取代,但时至今日仍有一些传播现象与之契合。例如,2011年3月11日,日本地震导致福岛核电站发生放射性物质泄漏,随后中国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上出现“食盐遭受核污染”“食用碘盐可以抵抗核辐射”等谣言。由于事关生命安全,这些谣言很快就在网络上形成裂变式传播,恐慌性的抢盐潮从东部沿海地区爆发,向中西部地区蔓延,很快席卷了大半个中国;其影响甚至波及股市,3月17日,云南盐化开盘涨停,以盐加工为主的兰太实业继3月15日涨停后再封涨停板,乃至可作为食盐替代品的涪陵榨菜,当日股价也急升7.41%。抢盐潮爆发后,发改委、商务部、工信部等相关政府部门以及新华社等权威媒体出面辟谣,新浪微博等社交媒体平台也纷纷采取有力行动,才最终平息了社会恐慌,稳定了盐价。此事件不禁让人联想起当年的“火星人入侵地球”,两者虽然传播媒介不同,但造成的社会恐慌效果极为相似。如果抢盐潮发生在魔弹论时代,很可能被作为有力佐证写进传播学教科书。正如戴维·巴勒特所言,“传播媒介效果的注射模式并没有消失。虽然这种模式注定要受到许多媒介研究者的批判,但是它依旧作为常识理论存在着”[16]。

至于有限效果,中国的酒驾治理是颇具说明力的例子。从治理之初,交通管理等部门就注重运用媒体宣传,力图使驾驶员强烈意识到酒后驾驶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长期以来,虽然媒体不断向公众呈现交通事故的惨烈现场,高速公路上也立起一面面警示牌,可谓是瞄准了目标受众,找准了主题,明确地说明了宣传目的,甚至可以说是唤起了受众对议题的关心,但就是一直没能达到预期的效果,酒驾导致的交通事故依然居高不下。最后,政府通过修改法律法规,大大加重惩处力度,问题很快就得到了解决。显然,媒体传播在这一次的态度劝服工作上显示出的是有限效果,这与前文所述的H.门德尔松等人所作的美国“酗酒与驾驶”的调查研究得出的结论相反。再如,一些国家对吸烟有害健康进行了大量宣传,且宣传方案经过多次改进,但烟草消费依然持续上升,在知识传播方面,各国政府和社会机构都作了大量科普宣传,但一些伪科学、邪教依然生命力顽强。这些无法达到预期效果的传播,难道都是因为选了错误的宣传方案,用错了传播策略吗?在大众传播时代,传播效果究竟是强是弱,似乎被弄成了一笔糊涂账;更为重要的是,传播对社会的影响这一最为传播学界和社会学界所关切的核心问题,并未得出明确的结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的进步日新月异,媒体资讯更是前所未有的丰富,而传播效果研究却似乎进入了“荒凉期”,虽说不是止步不前,但突破性成果大为减少。至今仍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占据主流地位的传播效果理论/假说大多问世于70年代,如议程设置理论、沉默的螺旋理论等。梅尔文·德弗勒指出,大众传播研究虽然在论文数量上蔚为壮观,而标志性的经典研究却再也没有出来,近年来已经不再有大师级的传播学者出现[17]。有学者对近几十年的传媒效果研究提出批评,认为大多数研究还是主要关注受众个体层面的效果,轻视宏观层面的考察,造成只看到媒体传播对个人的影响,但未能揭示其在社会发展和转型中的角色。之所以会形成这种“只见个人,不见社会”的局面,其深层次原因在于传统传播效果研究未能架起从微观到宏观的桥梁,未能充分探究个体层面多样性的效果是如何聚合以及聚合为怎样的社会现象。还有学者称,“诸多综合分析表明,传媒影响只能解释受众行为的3%~5%。也就是说,还有95%~97%的行为变化得不到合理解释”[18]。这与信息社会的急促步伐和传媒的蓬勃发展是极不相称的,在社会科学史上也应该是一个反常现象。有学者指出,大众传播时代传播效果研究一直未提出完整的、具有普适性的理论,实际上意味着尚未能达到一个学科的科学性要求,因而被称之为“学科的危机”[19]。当学者们还在思考如何走出这种困境的时候,又一次的时代变迁已经到来。世纪之交,互联网新媒体的迅速崛起,引发了新一轮的传播科技革命,传播格局已被重构,传播生态更加复杂化,“学科危机”也由此进一步加剧——旧的困境还未突破,新的局面已然形成。

当前,互联网新媒体在空间上跨越了国界,广泛渗透了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每天都对40亿用户的工作、生活、娱乐等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从世界格局到国家治理,从组织机构的运行到普通民众的生活,都因新媒体而发生改变。这无疑要求传播效果研究与时俱进,立足于互联网时代的社会现实,发展原有理论或创建全新的理论。然而,学界在这方面至今未见值得称道的理论建树,仍徘徊于若干20世纪七八十年代传播效果理论的框架之中。如探讨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功能在互联网时代是否已经弱化,议程设置的方式是否发生了改变[20];社交媒体的用户匿名性特点,是否会使沉默的螺旋停止转动[21]。这其实表明,带着诸多疑惑迎来新时代的传播效果研究,正遭遇更大的困境。传播效果研究的发展为什么会形成螺旋式轨迹?为什么在20世纪80年代后遭遇困境,数十年未取得重大突破?在互联网时代新的传播生态之下,应当如何建构契合当前现实的传播效果理论?这些都是必须深入思考的问题。

(三)困境的缘由:复杂系统理论视角下的媒体传播

20世纪40年代后的传播效果研究,虽然已在揭示传播效果形成的条件和复杂性,但对之尚未形成系统性、理论性的认识。90年代兴起的复杂系统理论,为理解复杂的社会现象及其形成机理提供了新的思路。在西方,最具影响力的是圣塔菲(Santa Fe)研究所提出的复杂适应系统(Complex Adaptive System,CAS)理论。该理论的核心概念是适应性主体(Adaptive Agent),它具有感知和效应的能力,具有目的性和能动性,能够与其他主体以及环境进行交互作用,并在交互作用过程中不断“学习”和“积累经验”,根据学到的经验不断变换其规则、改变自身的结构和行为方式,从而体现出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复杂适应系统是由相互作用的适应性主体组成的、用规则描述的系统。这种系统的主要特点是微观层面主体的相互作用,能够生成宏观层面多样性、复杂性的现象,换言之,主体的适应性造就了系统动态演变的复杂性[22]。在中国,钱学森提出“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概念,即规模巨大,结构层次复杂,要素、子系统种类繁多且本质各异,各组分相互关联和作用机制复杂多变的系统。这种系统不能通过简单的统计综合方法从微观描述推断其宏观状态。人脑、人体、生物、生态等都属于复杂巨系统,而社会系统是特殊复杂巨系统[23]。

作为社会系统的子系统,媒体传播系统也是一个复杂系统。这个系统中最为重要的组成要素——传播者与受众——都是具有感知性、目的性、能动性,具有学习能力与自我调整能力的适应性主体,系统还包含各种媒体机构、资讯平台、社交平台、社会组织等子系统。传播效果的形成是这些种类繁多且本质各异的要素和子系统通过复杂相互作用而产生的结果。基于这一认识,可以发现在传统的传播效果研究中没有被足够重视的几个重要问题:

1.信息的多样性。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媒体的不断发展,媒体传播系统中不仅信息量越来越大,并且信息种类也越来越繁多。近百年来,随着媒体社会功能的扩展,所传播的信息类型在增多。从早期的战争状况信息到和平时期的重要政治事件和观点再到商品与消费,渗透了人类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各种信息的传播所实现的社会功能及所期望的效果各不相同,多样性的信息可能产生多样性的传播效果。例如,在战争中那些为心理战而设计的极具震撼力的信息,因为其对受众(军官和士兵)来说是性命攸关的,所以容易产生强大的效果;在选举过程中传播的政治信息,对个人来说通常可以从容地思考和判断,不感兴趣者还可以对之采取忽视的态度,故而它所产生的效果可能是有限的;在创新事物扩散过程中传播的信息,对受众来说通常是有益无害的,只要持续足够的时间,就很可能取得显著的效果;如此等等。这就意味着基于某一类信息的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往往不能推广到其他种类的信息。

2.主体的异质性。在传播系统中,最基本、最主要的组成要素是人。这一主体是同质性与异质性的统一,即在某些方面呈现趋同性,在另外一些方面则呈现差异性。例如,人类在关切自身安全和利益、希望得到更好的生活等方面具有高度的趋同性;而在认知能力、价值取向、政治立场、兴趣爱好等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性。个人之间存在着的种族、性别、年龄、职业、宗教信仰、受教育程度、知识结构、经济收入、社会地位、生活习俗等诸多方面的差异,使他们在对某些信息的认知、理解、判断上可能存在很大的不同。例如,前文所述的“火星人入侵地球”的广播剧能够使数百万人受到惊吓,但肯定吓不到天文学家,因为以他们的专业知识,完全能够对这一信息的真假作出正确的判断。再如,乔治·格伯纳指出电视对受众的价值观具有涵化作用,但同时也承认这种作用并非对所有人都是一致的,一个勤于读书、习惯独立思考的人,可能对电视的内容和观点持批判接受的态度,所受的影响可能是非常有限的。由此可见,同样的信息很可能对不同的受众产生不同的影响。而传统的传播效果实证研究方法,如统计分析方法等,能够很好地揭示基于趋同性的传播现象,但对因主体异质性所导致的多样性传播效果则难以准确、全面地把握。

3.主体的适应性。传播系统中的主体,不论是传播者还是受众都具有适应性,他们有不同程度的学习能力,都能依据学到的知识和经验来改进自己的行为。一方面,传播者、媒体组织会根据是否达到预期效果来判断传播策略等的有效性,对之进行持续的改进,例如美国的选举宣传一直有庞大的专家团队进行研究、策划,在对舆论主导权的激烈争夺中,其宣传手段越来越丰富、巧妙。另一方面,受众也会不断地认识和适应信息环境,对信息的接受、理解方式也不是固定不变的。仍以“火星人入侵地球”事件为例,它引起了巨大的社会恐慌,但当人们发现是一场虚惊之后,在今后遇到同类事件时,就会持一定程度的怀疑态度,如果有一天广播“木星人入侵地球”,相信不会再有那么多人受那么大的惊吓。因为对于经历这次事件的人来说,媒体可能以新闻报道方式播出幻想故事成为了他们的经验性认识,很多人由此知道了太阳系中尚未发现地球以外的生命这一可靠知识,所以类似的传播效果就不能够复制。再如,刚接触互联网的人一般容易被网络谣言欺骗,但经过一段时间后,大多数用户对网络信息的复杂性会有所了解,对谣言的免疫力也会随之提高,接受过网络媒体素养教育的用户对信息的甄别能力则会更强。由此可见,由于主体的适应性,即便同样的传播者以高度相似的信息针对同样的受众进行传播,在不同的时期或不同的情境下也可能形成不同效果。

4.因素的交互性。影响传播效果形成的直接和间接因素众多,并且一些影响因素之间还存在复杂的相互作用,这使传统的定性与定量方法陷入困境。定性研究以社会现象为基础,依据一定的理论与经验,主要通过演绎逻辑来分析事物的属性特征,总结提炼其变化发展的规律。而媒体传播效果的影响因素众多,这些因素之间还可能存在复杂的相互作用,并且往往不是单向性因果关系(例如,存在反馈机制,形成互为因果关系),凭借逻辑推理很难穷尽其变化,保证分析的严密性、准确性也极为困难。定量研究以基于测量数据的统计分析为主要手段,但传统的量化研究在作相关分析时,一般要假设多个自变量之间不相关或控制多个自变量间的相关性,这实际上与现实世界是不相符的。以多元线性回归为例,设传播效果为因变量Y,多个影响因素为自变量(),则:上述函数关系式假定自变量()之间不存在相互影响或影响很小至可以忽略,可作为随机误差项处理,但在实际的传播系统中,自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广泛存在,是不能够简单地处理为随机误差项的。社会统计中的交互作用分析,能够有效处理两个自变量之间的相关,但复杂系统中存在相关的自变量往往不止两个,换言之,传统的定量方法对于复杂系统经常是失效的。

5.系统的动态性。媒体传播系统是开放的、动态的,这就意味着大量影响因素处在不断变化之中。而每一因素的变化都可能使系统状态发生某种程度的变化,这无疑大大增加了系统演变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影响传播效果的众多因素的变化是广泛而深刻的,例如媒体信息从匮乏到丰富再到超载,传播主体从单一到多元再到大众化,信息载体从纸媒到电子媒体再到互联网,媒体组织从初期发展到垄断集中再到聚合平台化,受众从完全被动接受信息到选择性接受信息再到能够主动获取信息。此外,受众的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对媒体信息的认知能力不断提升,社会主流价值观与文化规范与时俱进,如此等等。正是由于媒体传播系统复杂的动态性,使在特定情境下测定的传播效果,往往面临严重的外部效度威胁;在特定历史时期总结提炼出的理论/假设,即便在很大程度上契合了它所处的社会背景,但随着社会的变迁和传媒的进步,新的传播现象就会超出它的有效范围,使其难以具有长久的生命力。综上所述,媒体传播系统是一个存在信息多样性、主体异质性、主体适应性、因素交互性、系统动态性等特征的复杂系统。面对这样的研究对象,传统的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存在明显的局限性,这些局限性导致各种理论即使都能以很多事实来支持自己,但也总会很容易地被相反的例子所质疑和否定。这是媒体传播效果研究一直在争议中发展,形成奇妙螺旋的最主要原因,同时也导致媒体传播效果研究在到达一定的阶段后,开始遭遇瓶颈,再难以取得重大突破。

二、应对复杂性:传播效果的计算机模拟研究

复杂系统理论对社会系统本质与特征的深刻揭示,促使社会科学家探索新的社会研究方法。20世纪90年代计算机技术的进步,为把仿真技术运用于社会研究提供了条件,从而产生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社会模拟(Social Simulation)。社会模拟依据某种社会行为的理论或经验,建立一个关于现实系统的模型,然后运用计算机模拟其动态过程,以获得对现实系统的更好理解。借助社会模拟,尤其是最新的基于主体的建模与仿真(ABMS)方法,可以将信息多样性、主体异质性、主体适应性、因素交互性、系统动态性等被传统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简化、忽略或无力驾驭的重要因素,重新纳入到分析框架之中。以下介绍ABMS方法,并选择几种典型的传播效果进行模拟研究。

(一)基于主体的建模与仿真方法

计算机仿真技术产生于20世纪中叶,最初主要应用于军事国防领域。计算机仿真是在对系统的组成、结构、功能、机制等因素的既有认识的基础上,抽象出符合系统某一层次属性的数学模型/结构模型(系统建模),并通过设计仿真算法、编制仿真程序,将数学模型/结构模型转换为适合计算机处理的形式,即仿真模型(模型转换),然后运用假设态势的方法进行试验(仿真实验),检验、判读仿真模型的输出结果(模型校验),并据此反复修正模型和相关参数(循环迭代),以实现对系统逼真的动态性模拟,探究系统的特征和演化过程。图1表示计算机仿真的主要环节。图1 计算机仿真的基本流程

计算机仿真具有经济、安全、可重复等优势,并且不受环境、时间等条件的限制,因而很快就在自然科学和工程领域受到重视,成为继理论科学、实验科学之后的“第三范式”[24]。这种研究手段很快引起了社会科学家们的注意。但当时的计算机仿真技术主要依赖于基于数学方程的建模(Equation-Based Modeling),难以运用在以非标准化研究对象为主的社会科学中[25]。为了解决这一难题,从20世纪60年代起,社会科学研究者们进行了一系列尝试与修正,建立了若干适用于社会科学研究的模拟模型,终于使这一技术与社会科学研究相结合。至80年代,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有力地推动了仿真技术的进步,其应用不仅在工业制造、工程建设、医疗卫生等领域普及,而且向经济管理、金融投资、交通运输、城市规划等领域进一步渗透。

根据奈杰尔·吉尔伯特和特里茨什的总结,近半个世纪来的社会模拟研究可分为三种类型:宏观模拟(Macro-Simulation)、微观模拟(Micro-Simulation)、基于主体的建模(Agent-Based Modeling,ABM)[26]。其中基于主体的建模最早的代表性研究是1971年托马斯·谢林建立的“居住区隔模型”(Segregation Model),通过计算机模拟具有种族偏好但并非持种族歧视观念的居民的迁移状况,得出在一个城市里难以避免出现种族聚居区隔的结论[27]。这一模型非常简单,但可贵之处在于它揭示了大量微观层面的个体,按照一定的规则行动,会如何聚合为宏观层面的某种社会现象。不过,这种研究方法在当时并未引起社会科学界足够的重视,直到20世纪90年代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兴起之后,基于主体的建模与仿真(Agent-Based Modeling and Simulation,ABMS)才受到青睐,逐步成为应对复杂性的重要研究手段。由于这种研究复杂社会系统的新方法与计算机技术密切相关,因此被称作计算社会科学(Computational Social Science),意为使用计算机的、与计算机有关的社会科学研究。ABMS的实现和一般建模与仿真的方法类似,其独特之处在于它以主体为基本建模单元,在计算机中构造与现实社会相对应的“人工世界”[29],与真实系统相对应的“平行系统”[30]。“人工世界”“平行系统”可以包含大量的主体,不同的主体其属性特征可以存在差异。每一主体能根据既定的规则、外界环境与自身状态的变化,主动地作出相应的反应。因此,爱泼斯坦对ABMS的定义是:将具有异质性的主体放置在一个特定的社会空间中,允许他们在其自身可及的社会空间中,依据设定的规则交互作用,然后生长出宏观的社会现象[31]。它是通过“人工世界”“平行系统”的模拟运行,来推断现实社会、真实系统的状态和规律;同时,它依靠现实社会、真实系统的实际状况(实相)来验证、修正,在不断改进完善中向现实社会、真实系统逼近。在复杂系统的研究中,ABMS具有几个独特的优势:(1)和大多数数学模型不同,基于主体的模型能够包含在特征和能力上有异质性的主体[32];(2)可以通过改变参数来假设态势,模拟多种条件下的系统演化过程;(3)计算模型能够直接处理主体之间持续互动的结果;(4)计算仿真实验能够展现主体行为与系统演化的动态过程,尤其适合于研究那些过程与结果同样重要的问题;(5)能够建立起微观个体行为与宏观系统状态之间的联系。得益于这些优势,ABMS在面向复杂社会系统的研究中,能够克服传统研究方法的一些局限。伯纳博认为,ABMS与其说是一种技术,不如说是一种新的研究思维[33]。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后,它在社会科学的应用领域逐步拓宽。

对于社会学、传播学等领域的社会科学研究者来说,运用ABMS方法对自己领域的问题进行研究,最为困难的环节是模型转换,因为他们通常不具备足够的计算机知识和编程经验。解决这一难题的首选途径是与计算机专家展开跨学科合作,但找到合适的合作者并不总是一件容易的事。为了降低研究的门槛,计算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专门开发了一些具有一定通用性的仿真平台,例如Matlab、Swarm、Repast、Mason、NetLogo等。这些仿真平台把那些经常使用的程序元素集成到数据库或框架之中,使用者可以在其基础上创建自己的模型。它们各具特色,互有长短,社会科学研究者可以根据所研究问题的特点灵活选择使用。

(二)基于NetLogo仿真平台的传播效果模拟研究

本研究使用NetLogo仿真平台来建立传播效果模型,它支持两类主体——静态主体(patches)与移动主体(turtles),建模者可以在模型中设置成千上万的主体,并且赋予各种不同的属性特征;主体之间可以创建链接(link),形成聚集、网络和图。NetLogo特别适合对随时间演化的复杂系统进行建模,能够很好地模拟微观个体行为与宏观整体现象的出现,并展现二者之间的联系。该平台通常不需要大量的实证数据,如果根据小范围的调查数据能够推断出相关的参数值,建模就可以实现,因此它是一个便捷省力的工具,缺陷则是不适合太大的模型。借助NetLogo研究传播效果,首先要注意的是信息的多样性以及传播效果的类型,必须明确要模拟什么样的信息,预期起到什么样的效果;其次要仔细分析传播生态的特点,准确掌握影响传播效果的主要因素,这一环节称作“态势分析”;最后依据分析结果来定义主体和交互规则。

1.对魔弹论效果的计算机模拟

态势分析。在魔弹论占主流地位的时代,正值以人际传播为主向以大众传播为主的过渡时期,当时的传播生态具有以下特点:(1)大众媒体的数量较少,且几乎全部由社会支配阶层掌握,因此对普通人来说,它具有显著的权威性;(2)媒体传播最主要的目的是让受众形成符合传播者需要的态度、立场,即所要达到的效果主要是劝服性的;(3)公众能够接受到的媒体信息的立场往往是单一性的,即信息内容、观点较为一致;(4)由于信息源较少,公众对超出自身经验与有限的人际传播、组织传播之外的信息,通常缺乏其他的验证渠道;(5)媒体上几乎没有观点的交锋,公众不具备对不同观点进行比较分析的条件。

主体设置。主体有两类:传播者与受众。传播者掌握传播工具,能够作用于所有的受众(在信息能够抵达的范围内);受众只能接受信息,不能直接作用于传播者(大众传媒的单向性)。(1)在模型中设置1个传播者,1089个受众,共1090个主体①。(2)传播者与受众之间设置单向链,每个受众与相邻的0-24个受众之间设置无向链,即取值区间[0,24],由程序随机生成。(3)赋予受众不同的属性特征,包括对特定信息的初始立场、认知能力、对权威的服从性、从众性。以上四种属性有一定的取值区间(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估计,也可由程序随机生成)。1)初始立场:某一主体关于特定信息的既有立场,记作P0,取值区间[-5,5],负数表示反对,正数表示赞同,绝对值越大表示立场越坚定,0表示不持立场或立场中立。2)对特定信息的认知能力:记作Ci,取值区间[1,10],数值为1表示基本没有判断能力,数值越大表示判断能力越强,数值为10表示具有完全判断能力。3)对权威的服从性:记作Oi,取值区间[1,3],数值越大表示服从性越强。4)从众性:记作Bi,取值区间[0,1],数值越大表示从众性越强。

交互规则。传播者不断地向受众传播特定立场的信息,不同的受众接受信息后会有不同的反应。立场转移概率由受众主体的属性决定,其中认知能力为10、既有立场值为-5和5的属立场坚定者,不受外界信息影响。其余情况每接触一次信息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达到一定阈值的情况下,其立场值发生变化[+1或-1]。阈值计算公式:当I=P,则Yi=Ci/10+Oi/3;当I≠P,则Yi=Oi/3-Ci/10。设Yi>0.1时,立场值发生变化。此外,受众还受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的影响,当持某种态度的相邻受众达到其链接数量的一定比例后,他会选择与之一致。阈值[0,1]可通过滑动条改变参数。

仿真运行。图2为初始状态,棕色箭头表示传播者;白色方块代表初始不持立场或立场中立的受众,即Pi0=0;黄色表示持相同态度的受众,即Pi0=[1,5];蓝色表示持不同态度的受众,即Pi0=[-1,-5]。各自数量由程序随机生成,受众初始立场的平均值P0=-0.013,接近于0。图3为运行中状态,持相同态度的受众(黄色)不断增多,不持立场或立场中立的受众(白色)快速减少,持不同态度的受众(蓝色)也逐步减少,但速度较慢。受众立场的平均值Pn=1.144。图4为终止状态,持相同态度的受众(黄色)占绝大多数,不持立场或立场中立的受众(白色)几近消失,持不同态度的受众(蓝色)也明显减少。受众立场的平均值Pend=2.843。反复运行以上模型,得出的变化过程与终止状态具有明显的收敛性。但如果改变参数,如增大高认知能力受众的比例,传播效果会明显下降;调高从众性的参数值,形成效果的速度会明显加快。

图2 魔弹论效果模拟的初始状态

图3 魔弹论效果模拟的中间状态

图4 魔弹论效果模拟的结果状态

仿真结果说明。在立场单一性信息持续传播之下,除了对该信息具有很高的认知判断能力、初始立场极为坚定的少部分受众,绝大多数受众都会被改变态度;不持立场或立场中立的受众的态度改变最为普遍,最终几近消失,也就是说,在高强度持续性的灌输下,这类受众难以再置身事外或不置可否,其立场大多会倒向传播者一边。这类传播效果在现实中的例子,如纳粹德国、军国主义日本对国民的洗脑宣传,在封闭其他信息源的情况下,达到“谎言重复一千次就是真理”的效果;再如,关于食品安全等方面的谣言,如果没有权威信源的辟谣,将会使除了领域专家之外的绝大多数受众“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2.对有限效果的计算机模拟

态势分析。在有限效果论占主流地位的时代,大众传媒蓬勃发展,传播主体趋向多元化,媒体对于某些社会事务(如竞选)的报道会出现多种声音,媒体信息之间形成竞争,都力图使公众形成自己期望的态度和立场。其传播生态具有以下特点:(1)大众媒体的数量较多,不同的传播主体都借助媒体对受众实施影响,其权威性存在竞争;(2)媒体传播最主要的目的仍是让受众形成符合传播者需要的态度、立场,但范围明显扩大(从服务战争向政治、经济领域扩展),所要达到的效果仍主要是劝服性的;(3)公众能够接受到的媒体信息的立场从单一变为多元,即信息内容、观点存在不同,甚至对立;(4)媒体上经常出现观点的交锋,公众会对媒体信息选择性地接受、理解,可以比较不同观点。

主体设置。(1)在模型中设置2个传播者,1089个受众,共1091个主体。(2)赋予传播者不同的属性特征,包括媒体权威性、媒体覆盖范围、媒体传播速度。取值区间均设为[0,5],通过设置滑动条进行控制。(3)受众属性特征与魔弹论的设置相同。交互规则。两个传播者都能够作用于受众,当信息与受众既有立场同向时,其立场值同向+2;当信息与受众既有立场反向时,其立场值反向-1。其他与魔弹论模型的设置相同。

仿真运行。图5为初始状态,传播者增加为两个,持两种不同立场,其媒体权威性、覆盖范围、传播速度设为基本相同。其余与魔弹论模型相同。受众初始立场的平均值P0=0.006,接近于0。图6为运行中状态,持两种态度的受众(黄色、蓝色)都有所增加,不持立场或立场中立的受众(白色)快速减少。受众立场的平均值Pn=0.369,变化不显著。图7为终止状态,持两种态度的受众(黄色、蓝色)均有显著上升,不持立场或立场中立的受众(白色)完全消失。受众立场的平均值Pend=0.307,变化仍不显著。

图5 有限效果模拟的初始状

图6 有限效果模拟的中间状态

图7 有限效果模拟的结果状态

仿真结果说明。当媒体信息多元化,不同内容与不同态度、立场都呈现在受众面前时,受众更倾向于接受符合自己既有立场的信息,由于这种选择性与媒体信息的竞争态势,使同向信息的影响大于反向信息的影响。因此,绝大部分受众的初始立场对于其最终立场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媒体信息更多的是在强化受众的同向立场;其对反向立场的弱化作用,会被竞争信息抵消。而原本不持立场或立场中立的受众,在持续的影响下,大多会选择一种立场。

以上模拟将传播者属性值设置为大体相当,亦即双方的传播力量基本对等。这类传播在现实中的例子,如为竞选而进行的政治宣传,在双方宣传力度相当的情况下,更多的是坚定原有拥护者的立场,改变反对者的立场相当困难,而对“摇摆者”的争取往往是更为重要的。当然,这绝不意味着竞选宣传可有可无,如果一方放弃宣传,则会形成对手单一性信息传播的局面,就可能形成魔弹论效果。如果改变传播者的媒体权威性、覆盖范围、传播速度等属性参数,使双方的传播力量不对等,则模拟结果会发生明显改变。传播力量强大的一方会占据优势,优势大小与双方的力量差值相关。这类情况在现实中的例子,如前文所述的“谣盐事件”,谣言在自媒体出现,在传播初期,有关方面尚未发现或还未作出反应,这时是单一性的传播,谣言可能形成很大的扩散面,当有关方面采取行动,利用权威性极高、公信力很强、覆盖面很广的媒体发布辟谣信息,则形成竞争性传播。由于自媒体与权威媒体在传播力量上的差异,经过一定时间后,辟谣信息会占据优势。

3.对互联网偏见传播的计算机模拟

互联网传播的信息极具多样性,不同类型的信息,其效果形成机制千差万别,因此必须根据具体情况来研究。笔者以互联网媒体中的偏见形成为例建立模型。在互联网出现之初,很多人认为它能够凭借开放性、平等性等特点来消弭偏见。但事实证明,在很多情况下互联网反而是在强化偏见。有学者认为,如果社会对某一对象(个人、群体、事件等)存在某种程度的偏见,则当其被设置为网络媒体议程,引起用户的广泛关注和评议时,偏见经常会被放大。其原因在于互联网存在偏态传播特性,即在互联网媒体上同一对象的某些属性/特征会被强调,另一些属性/特征则被忽略,导致二者在互联网媒体中的传播能力和传播效果存在差异。其中较为常见的一种现象是负面信息的传播范围、传播速度以及形成的社会影响力明显大于正面信息[34]。下通过计算机模拟来分析这一现象的形成过程。

态势分析。(1)在众多的互联网媒体平台上,“人人都有麦克风”,公众对社会事务的广泛参与,使互联网上的社会信息空前丰富,信息的内容、所表达的观点更趋多元化。(2)网络的个人化与技术信息交互技术,使受众可以方便地通过转发、评论等方式参与到传播中来,形成了“主受合一”的状态。(3)互联网用户处于信息超载状态,因此他们只能主动或被动地选择接受部分信息,这导致互联网上大范围传播与分层传播(主要在某一社会阶层中传播)、分众传播(主要在某类群体中传播)并存。(4)网络精英/意见领袖在网络议程设置、受众态度形成方面具有比大众传媒时代更为重要的影响。

图8 互联网偏见传播模拟的初始状态

主体设置。设置三类主体——信息源、网络精英/意见领袖、普通用户。信息源(媒体、个人)发布特定信息,网络精英/意见领袖是极为活跃的、影响力很大的特殊用户。(1)设置2个信息源,设置30个意见领袖,950个受众,共982个主体。(2)信息源属性特征包括权威性、社会身份、传播技巧、受关注程度。(3)网络精英/意见领袖的属性特征包括初始看法、影响面(拥有粉丝数量)、活跃度、互动性。(4)普通用户的属性特征除初始看法、认知能力、服从性、从众性之外,还包括传播意愿,即参与传播的积极性。以上参数均以滑动条和开关进行控制。

交互规则。(1)一个信息源发布关于某对象的正面信息和观点,另一个散布负面信息和观点,传播给意见领袖和普通受众。(2)网络精英/意见领袖根据自己的看法对信息选择性地进行二次传播。(3)普通用户接受信息,并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一部分用户会根据自己的看法对信息进行选择性转发。(4)网络精英/意见领袖和普通用户都倾向于传播与自己看法同向的信息和观点,而不持看法与看法中立的用户(对特定对象不了解)则具有负面新闻偏好(已有大量研究证实公众负面新闻偏好的存在),其关注、传播负面新闻的意愿更为强烈。(5)普通用户的看法转移概率与上同。

仿真运行。图8为初始状态,两个大号的黑色人表示信息源;中号的黄色、蓝色、白色人分别表示初始看法偏正、偏负、中立的网络精英/意见领袖;小号的黄色、蓝色、白色人分别表示初始看法偏正、偏负、中立的普通用户,其数量设置为偏正<偏负<中立,表示存在一定的社会偏见,但中立者占大多数,具体数值由程序随机生成(亦可人为设置、调整)。图9为运行中状态,随正负两个方面的信息开始传播,中立看法的普通用户数量明显减少,亦即受各自接收到的信息(有的接收的是正面的,有的接收的是负面的)的影响,开始对特定传播对象产生看法。偏正、偏负、中立看法的普通用户中都有一部分人通过转发信息参与传播,偏正看法的用户传播正面的,偏负看法的用户传播负面的,中立看法的用户因负面新闻偏好,传播负面信息较多。图10为终止状态,正、负面信息持续发布一段时间后,负面信息的传播开始占据上风。偏正看法的普通用户数量变化出现拐点,呈现急剧下降;偏负看法的普通用户数量上升至显著的优势水平;中立看法的普通用户数量则下降到很低的水平。

图9 互联网偏见传播模拟的中间状态

图10 互联网偏见传播模拟的结果状态

仿真结果说明。仿真展现了在用户参与下,偏态传播的形成过程以及社会偏见被强化的结果。互联网传播因为公众的广泛参与,形成了新的传播生态,社会心理因素成为传播效果形成的重要影响因素。在大众传媒时代,学界对负面新闻偏好的弊端已经有所认识,如媒体为了经济效益而迎合某些受众,破坏了新闻报道的平衡性,使公众的社会认知出现偏差。在互联网时代,负面新闻偏好的弊端被放大了,因为这种偏好不仅仅影响用户关注什么,影响其认知与态度,还会影响其传播什么。如何治理偏态传播,成为互联网时代的新课题。

综上,通过对魔弹论效果、有限效果、互联网偏态传播效果的模拟研究可以发现,基于主体的建模与仿真在揭示传播效果的形成与结果方面,具有其独特的优势。当然,能够模拟的传播现象远不止此,只要运用得当且灵活,甚至可能成为传播效果研究的有力手段。

三、总结与展望

媒体传播系统是一个复杂系统,传播效果的形成受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影响。这些影响因素随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处于动态变化过程之中。社会变革总是会塑造新的传播格局,带来新的传播现象,传播效果理论的变革也必然随之发生。由于传统社会科学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的局限,传播效果研究至今尚未形成系统的、完整的科学理论,现有理论或多或少局限在某一信息类型或效果面向,缺乏对媒体传播系统的整体把握。正如赛弗林和坦卡德所言,很多理论也许只算得上是对传播效果的一些看法。一些学者认为也许能将“这样的一些小理论合并成一个整体的大众传播效果理论”[35]。的确,一些传播效果理论/假说“作为一种思想是天才的,但作为一种科学却是有漏洞的”,因为互联网时代的传播生态复杂多变,传播效果研究尚任重道远。

互联网时代的传播效果研究不应再囿于笼统讨论传播效果是强还是弱的藩篱之中,而是要从传播的信息类型,所实现的社会功能(战时宣传工具、竞选宣传、知识普及、产品宣传、文化传承、主流意识塑造、社会环境监测等等)展开具有较强针对性的研究。并且,传播效果研究既要分析传播对微观层面异质性的个体的作用,更要关注在宏观层面对社会产生的影响,以及大量异质性个体行为如何聚合为多样性的社会现象。虽然复杂系统理论尚远未完善,ABMS方法也还在探索、改进之中,但有望为传播效果研究开辟出一条新的路径,为各种理论的进一步整合与发展提供方法上的契机。

ABMS有它的局限,吉尔伯特曾指出,它更适合用于理论的发展和解释,而不是对具体现实问题的预测[36]。沃尔德罗普也认为,用户们不应该期望这些模型能够作出具体的预测,因为大多数建模者都是对每一种场景进行多次模拟,然后采用平均化处理来应对不可避免的不确定性。模型其实会显示一系列可能的结果,但是这仍然允许规划人员使用该模型作为测试平台,以便提前知道采取行动A、B或C的可能后果[37]。

ABMS之所以还只适用于发展理论和作为规划指导,其主要原因在于一些模型参数的初始值是随机设置的,如果这些初始化设置不符合现实状况,便很难模拟出真实的社会现象,并且模型的校验通常十分困难。因此有学者提出数据驱动型建模,考虑能否将实证数据引入到建模之中,用实证数据来进行初始值设置和模型校验[38]。这将大大提高模型的质量,使其更好地拟合真实系统。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为这一设想提供了可能。对于传播效果研究尤其是互联网媒体的传播效果研究来说,互联网上已经生成了大量的数据资源,因此数据驱动型建模具有理论上的可行性。但同时也必须看到,当前运用互联网大数据进行的研究,正面临数据代表性、数据质量、数据处理精度等问题的挑战[39]。要获取建模所需的、可靠的实证数据,还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

尽管面临诸多挑战,但将计算社会科学的两大研究范式——基于主体的建模与仿真、数据密集型知识发现——结合起来,无疑是一个具有巨大前景的发展方向。


本文来源:《学术论坛》:http://www.zzqklm.com/w/zw/151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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