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南旺枢纽历史碑刻考析

大运河南旺枢纽是京杭大运河的关键工程，其以漕运为中心，因势造物，完成了水资源的调度、调配和管理，解决了会通河段缺水难题，从而保证了明清两代漕运的畅通。鉴于大运河南旺枢纽突出的科技价值，有关南旺枢纽工程的记载史不绝书。其中，南旺枢纽众多碑刻便是最好的证明，是大运河历史文化研究中不可多得的实物遗存。

一、概述

碑刻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是我国历史文明的见证。大运河在各历史发展时期都留下了众多碑刻。近年来，在汶上县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和大运河南旺枢纽调查及考古发掘等工作中，相关人员发现了有关南旺枢纽工程的历史碑刻近百通。历史碑刻也是南旺枢纽考古发掘的重要收获之一，上自元致和元年《嘉祥县界石碑》，下至民国六年《明授衍袭奉祀官宋崇善墓碑》，以明清碑刻居多，且类型多样、内容丰富、分布广泛。从保存现状上看，有的保存完好，字迹清晰可辨；有的残缺不全，内容难以确认；还有的损坏严重，只剩下只言片语。调查发现，部分碑刻除年久风化、自然损坏外，很多都是人为破坏，不少因朝代更替或损毁或改作他用。如明大学士许彬《分水龙王庙记碑》改作清代关帝庙过门石，明万历圣旨碑改作清代龙王庙鼓楼的基础石，更有清代河道总督张鹏翮《题白老人祠碑》被分成若干块用作学校教室基石。据记载，“1967年，南旺分水龙王庙大殿前建筑精巧的戏楼，在‘破四旧’中被南旺学校师生拆掉，同时碑碣被拉倒20余座”。为有效保护这些历史碑刻，当地文物部门做了收集整理修复工作，如对嘉靖二十三年《南旺湖图说碑》 《济宁州禹王殿移建南旺碑记》等多方细心查找拼对，使之“破镜重圆”，又完整地呈现在世人面前。从碑刻类型和内容上看，主要有以下几类：一是祠庙碑。祠庙碑在碑刻中占大多数，如明正德《宋尚书祠堂记》、清康熙《重修分水龙王庙记》、清乾隆《重修南旺庙记》、清道光《汶上小坝口重建文昌阁记》，清《保康刘猛将军庙》等。二是颂功碑，如清《重修分水龙王庙·宋大王庙·白大王专祠·新修鉴远亭碑》、清《万善题名玉皇阁分水龙王庙重修碑记》、民国《万民感恩碑》等。三是记事碑，如明《重修南旺湖记》、明《南旺湖图说》、清《汶邑西南南旺镇分水碑》等。四是题刻碑，如明《拜尚书宋公祠》、明张文凤《阅南旺湖有感题宋尚书庙》、清《郡邑士商既为》等。五是界石碑，如元致和元年《嘉祥县界石北至汶上县地面碑》、明正德四年《兖州府嘉祥县运河北界碑》 《宋氏祀田西南界碑》 （侧面湖田局丈）、《龙王庙地东北界碑》等。另外，还有圣旨、御笔、祭文、墓碑、泉源碑等。

二、碑刻简介

根据保存完好程度，以下将对具有代表性的碑刻作简要介绍：

《分水龙王庙记》是明大学士许彬为重修分水龙王庙作的记，记述了建龙王庙的原因，另外还记载了先前运河为湖中运道，“尝患舟楫往来漂没无定，故……置樁木两旁，中实以土，以为纤卒之路”，为南旺运河河堤的形成提供了依据。

《宋尚书祠堂记》由工部尚书李pagenumber_ebook=16,pagenumber_book=15撰刻，记述了宋礼“之治漕河……相流泉之宜，操独决之智”用白英计、疏淤启隘、因势而治之的丰功伟绩，还说明了为其创建宋尚书祠堂不特治河一事，还有筹划京储，营建宫阙，政绩茂著。

《重修南旺庙记》记述了白钟山、史法敏重修南旺分水龙王庙之事，并追述了宋礼等创修南旺枢纽的丰功伟绩。背面为修庙的监修和承修者的属地、官职及姓名。碑文中有“（分水龙王庙内）又祀关帝……爰另筑三楹于殿之后”，从而明确了关帝庙的始建年代。

《皇明宋尚书像赞》为工部郎中张文凤所作，上部为文字，下部是宋礼线刻画像，记述了宋礼对运河治理的先进思想和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并为之刻像立石，同时还有题刻《阅南旺湖有感题宋尚书庙七律诗二首》，抒发了张文凤游览南旺湖、拜谒宋尚书的深刻感受。

《保康刘猛将军庙碑》，咸丰八年 (1858年)十一月由乡饮刘儒琏、庠生刘体溪、兵部差官吴大振等人公立，原立于蚂蚱神庙内。据《南旺镇志》记载，“清咸丰八年（1858）在龙王大殿后偏左建蚂蚱神庙”。该碑详细记述了创建刘猛将军庙的原因和经过，通过歌颂地方官员的德政来表达驱除蝗灾、保障禾稼丰收等愿望。

《济宁州禹王殿移建南旺碑记》记述了禹王殿由济宁先迁至南旺汶河之右，分水龙王庙对岸，后又迁至龙王大殿之左，两易其址的迁建过程，与清乾隆二年河东河道总督白钟山《奏报重修汶河祠庙事》记载“禹王庙建自明正德十二年，卑陋湫隘，我圣祖仁皇帝康熙十九年，前河臣靳辅又改建而式廓之”相吻合。

《重修南旺湖记碑》于明嘉靖二十一年，吏部郎中王道撰，工部南旺闸座主事李梦祥立，记述了会通漕河纵贯湖中，“近年来，有堙塞、冒耕、盗决之患，三患生而湖渐废。兵部右侍郎王以旂奉命退耕还湖，确定边界，植柳竖石，以杜侵冒”。

《南旺湖图说碑》为上下两部分，上部为文字部分，下部为阴线刻南旺运河图示，清晰可辨，详细刻绘了以南旺分水口和分水龙王庙为中心，上自开河、下自大店子运河故道及南旺枢纽工程详图（包括南旺分水、三湖水柜、有关闸门、南旺分司及庙祠等位置布局），是一件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献资料。碑刻于明嘉靖二十三年，由工部尚书樊继祖撰文，工部南旺闸座主事李梦祥立。据弘治十三年通政使韩鼎立的《南旺图说碑》记载，南旺湖有西湖和东边二湖（没有名字），嘉靖二十年，南旺湖、马踏湖、蜀山湖的面貌成型，三湖均冠以“水柜”之名。界址逐渐通过建堤、植柳而清晰，负责蓄河水泄湖水的斗门数量增增减减，日益发挥了水柜的作用。所以，碑刻记述了李梦祥有南旺湖图旧刻《南旺图说碑》一幅与新创蜀山湖面积不符，但旧刻尚存，恐将来借以口实，遂潜书于左，以志不朽。碑刻说明了王以旂治理漕河、退田还湖，将先前并不在水柜体系内的天然湖泊纳为水柜，确定范围、扩大水域，清除该区域内的田地和人家，并建堤、植柳以作疆界，从侧面反映了民间湖泊成为水柜的过程。还有南旺分司位置，《山东全河备考》载“南旺分司在运河西岸，分水龙王庙右，东向，正德十一年主事朱寅建”。

题刻《南旺湖通黑马沟》等谢迁诗四首歌咏了宋礼创修南旺枢纽和治河的功劳。据王琼《漕河图志》记载，“（宋礼）用汶上县老人白英计，于东平州东六十里戴村旧汶河口筑坝，遏汶水西南流，由黑马潜（沟）至汶上鹅河口入漕，南北分流”。清康熙帝指出：“至明永乐时，总督河道宋礼用老人白英之策，筑戴村坝以遏汶，导致出鹅河口，入南旺湖，然后分流南北。”《震川别集·壬戌纪行》说：“鹅河即黑马沟也。”

《寄沙囊碑》立于康熙十九年，总河靳辅“以吐纳汶水，并将淤沙填入旧河，四顾荡平，永无淋河之患……东西短而南北长，俨如囊形，岁纳岁转，不使沙土久积，名之曰寄沙囊”。

《乾隆御笔碑》之四面共钤有八枚印章，碑阳面为“乾隆宸翰”“陶冶性灵”二印，碑阴面为“惟精惟弌”“乾隆宸翰”二印，左侧面为“恒宝惟贤”“乾隆御笔”二印，右侧面为“乾”（乾卦符号）“隆”二印。碑四面各篆刻七言律诗，为乾隆皇帝南巡时赞颂南旺枢纽引汶济运，千秋通漕而作，御题年代分别为乙酉年（1765年）、辛卯年（1771年）、丙申年（1776年） 和庚子年（1780年）。

《宋氏祀田西南界》界石碑侧面为湖田局丈，明崇祯十五年，总河张国维请求“动支河银二百两”，以助宋礼后裔宋崇光耕种与室庐，又请“予锦衣一荫，世镇南旺，以奉俎豆，且令其岁襄南旺之大挑河道，无令浅阻”。之后，“崇祯帝立给宋崇光锦衣指挥职衔，令其世袭，赠给祭田二百八十顷，以奉庙祭”。清康熙十七年钦赐南旺宋礼后裔祀田四十顷，香火地六顷。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山东巡抚周馥、檄委道员会同兖沂道设立湖田局。元致和元年《嘉祥县界石北至汶上县地面碑》、明正德四年《兖州府嘉祥县运河北界碑》与明万历十年《汶上界首浅铺南界碑》同立一处。明《兖州府志·漕渠志》记载，“漕渠正道由嘉祥而北入汶上县境，应管河岸南至嘉祥之界首，北至东平之靳家口，长七十二里”。《山东运河备览》运河图说：“汶上县河道南至孙村嘉祥县北界起，北至靳家口东平州南界止，计长五十六里。”以上两种记载界石位置一致，但长度不同。

三、碑刻的价值及意义

《重修南旺湖记》云“勒石纪成，用昭久远”。树碑立传是古人记载重大事项所推崇的重要形式。南旺枢纽历史碑刻不论记载反映的历史信息还是展现的运河文化、宗教、科技及书法艺术，都是珍贵的历史资料和文化遗产，其见证了大运河的演进和兴衰过程，具有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和审美价值，尤其对研究明清时期京杭大运河南旺枢纽及分水龙王庙的历史、功用、演变等问题具有极高的参考意义。《重修南旺湖记》 《创建宋尚书祠堂记》 《皇明宋尚书像赞》 《汶邑西南南旺镇分水》 《重修分水龙王庙·宋大王庙·白大王专祠·新修鉴远亭》等碑刻资料，对于明初“河决原武……漕河塞四百里……舟不可行”不得不借助海运的现实，对于宋礼采纳白英计策“遏汶水，作坝于戴村”的治河方略，乃至“漕河成，海运废”历史过程都有详细记载，这对于研究南旺枢纽的设计思想和分水原理及京杭大运河的发展变迁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南旺的地理位置、环境状况、分水龙王庙的时代变迁、结构布局、创建修葺等若干问题也有记载。《南旺湖图说》、题刻《南旺湖通黑马沟》等对南旺枢纽所涉及的运河、小汶河、上下闸、斗门、水柜、黑马沟、龙王庙、运河分司等的位置及设计都有详细的展现和记载，为研究者提供了一幅引汶济运、南北分水的宏观画卷。《圣旨碑》《寄沙囊碑》 《乾隆御碑》 《湖田局丈界石》等体现了政府对于漕运的重视，对运河挑淤、“湖田”管理、卫所闸官浅夫设置等具体细节也有说明。不少碑刻与历史文献、典籍、县志等文史资料，有很多契合之处，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起到了证史补史作用。如龙王庙建于何时有待商榷，汶上县志记载“分水龙王庙在南旺湖上，汶水西注分流于此，国初敕建”，明天顺年间学士许彬的《分水龙王庙记》说“堤之两侧弥漫浩渺……水中分之……其上建龙王庙以镇之”，清《汶邑西南南旺镇分水》说“龙王庙门首为分水入运顶冲之区，旧有石剥岸工，相传明永乐年间与庙同建者也”。如此说来，龙王庙建于明永乐年间更为可信。再者，宋礼、白英是南旺枢纽的主要创建者，然而功深报浅，明大学士丘浚有诗云“几度会通河上过，更无人说宋尚书”。李东阳也有“尚书宋公富经略，世上但识陈恭襄”之叹。明正德六年工部左侍郎李pagenumber_ebook=18,pagenumber_book=17在《请建祠疏》中说：“今陈瑄于淮安、徐州、临清等处，俱蒙建祠，赐祭，惟尚书宋礼身后寂然无闻……量功行赏，照依陈瑄事例，于分水龙王庙处建立一祠，每年春秋致祭，永为定例。”宋礼、白英“虽非汗马血功，而通漕利国，不在战功下”。其后，宋白二人尊崇备至，建祠、赠谥封神、荫袭等，《宋尚书祠堂记》 《皇明宋尚书像赞》 《祭文》、明题刻碑《拜尚书宋公祠》 《阅南旺湖有感题宋尚书庙》等均著其声闻。这些碑刻涉及的内容比较广泛且互有关联，需相关人员做进一步研究。随着时间的推移，还会有更多的碑刻被发现，为了解研究南旺枢纽乃至京杭大运河发挥更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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