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行烽火中的视觉史诗:山西红色美术资源的美育价值阐释

  在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太行山犹如一道精神脊梁,镌刻着中华民族抗战救亡的壮丽史诗。作为太行精神的核心孕育地,山西不仅完整保存着八路军总部旧址、百团大战战场等珍贵的物质文化遗产,更积淀了丰富多元的红色美术资源,木刻、版画、年画、雕塑等艺术形式在此交相辉映。这些承载着血与火记忆的视觉艺术作品,以其独特的艺术感染力与表现力,打破时空界限,构建起连接历史与现实的精神对话场域,在当代美育体系中释放出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成为传承红色基因、培育时代新人的重要文化载体。
　　一、刀笔为枪:太行美术的革命性与人民性叙事
　　太行美术的革命性首先体现在其对传统美学范式的突破。抗日战争时期,山西作为敌后抗战的主战场,催生了中国现代美术史上极具特色的“太行美术现象”。以力群、彦涵、胡一川为代表的左翼木刻家,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指引下,深入晋察冀、晋绥等根据地,将木刻刀化作“团结人民、打击敌人”的武器。力群的《丰衣足食》以饱满的构图刻画边区农民扬场的场景,麦穗的弧线与人物的动态形成交响,既延续了传统年画的喜庆基调,又注入了新民主主义的劳动美学；彦涵的《狼牙山五壮士》(太行版画变体)则以粗粝的刀法、强烈的黑白对比,将英雄群像升华为民族精神的象征符号,这种视觉表达打破了传统艺术对“美”的单一诠释,将战斗场景中的悲壮与崇高转化为艺术语言,构建起独特的“战斗美学”。这种“战斗美学”恰是战时物质条件匮乏与精神张力迸发的辩证统一。
　　值得关注的是,山西红色美术始终保持着与民间艺术的血肉联系。人民性是太行美术的另一显著特征,其深深扎根于太行人民的生活土壤,以群众为创作主体与表现对象。兴县的新年画运动中,艺术家借鉴晋南木版年画的色彩程式,将《刘海戏金蟾》的传统图式转化为《军民大生产》的现代叙事,胖娃娃手中的金鱼替换为齿轮与麦穗,窗棂上的花鸟纹样重构为拥军支前的场景,这种“旧瓶新酒”的改造策略,使革命理念以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渗透到日常生活肌理,实现了艺术启蒙与政治动员的双重效能。还有一些描绘军民共同修筑工事、妇女为战士缝补衣物、儿童站岗放哨的作品,从细微处着手,以朴实的笔触勾勒出普通民众参与革命的生动画面,体现了“人民战争”的深厚力量。
　　整体来看,这一时期的艺术作品在创作主题和艺术形式上都展现出革命性与人民性的交融。在创作主题上,太行美术聚焦于革命斗争与民族解放,成为传递革命思想的有力武器。当时的美术作品多以抗战场景、军民生产生活为题材,如描绘八路军奋勇杀敌、根据地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等画面,生动展现了太行军民“一边战斗,一边生产”的顽强精神。这些作品通过艺术化的处理,将革命理念融入视觉形象,起到动员群众、鼓舞士气的作用,使美术创作成为革命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彰显强烈的时代使命与政治功能。在表现形式上,太行美术广泛吸收民间艺术元素,贴近群众审美需求。创作者借鉴剪纸、年画等民间艺术形式,采用通俗易懂的视觉语言,使作品易于被广大群众理解和接受。例如,太行地区的民间木版画,以简洁明快的风格、鲜艳的色彩和直白的构图,传递革命信息,深受群众喜爱,成为宣传革命思想、凝聚群众力量的有效工具。这种创作方式不仅增强了美术作品的传播力,也拉近了艺术与人民的距离,让美术真正成为人民大众的艺术。
　　二、空间叙事:从革命遗址到美育场域的多维建构
　　山西作为太行精神的重要孕育地,其红色美术资源以独特的空间叙事,构建起连接历史与现实的美育场域。这种空间叙事既依托于真实的革命遗址,又在数字时代实现创新性转化,形成实体与虚拟交织、历史与现代对话的多维美育图景。
　　在实体空间维度,山西的革命遗址以物质形态承载着厚重的红色记忆,构成沉浸式的美育课堂。武乡八路军太行纪念馆内,长达120米的大型浮雕《太行浩气》堪称视觉史诗。作品以磅礴的叙事手法,将平型关大捷的激烈战斗、敌后根据地的地雷战智慧,以及军民齐心的大生产运动场景,熔铸为一气呵成的视觉交响。浮雕采用高浮雕与浅浮雕相结合的技法,人物造型夸张有力,动态充满张力,观者在仰视的物理姿态中,不自觉地被带入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完成精神的洗礼与升华。而隐匿于吕梁山深处的晋绥边区美术工场旧址,则以另一种静默的方式诉说着历史。这里完整保留着当年木刻家使用的刻刀、油印机,以及未完成的版画稿。斑驳的木刻原版上,深浅不一的刀痕与木纹肌理相互交织,仿佛凝固了创作者挥刀镌刻的瞬间,构成跨越时空的对话。参观者触摸着这些带有历史温度的实物,能真切感受到革命年代艺术家们以刀为笔、以木为纸,用艺术投身战斗的赤诚,使抽象的历史具象化为可触摸、可感知的实体存在。
　　步入数字时代,山西积极探索红色美术资源的创新性转化路径,借助前沿技术打破空间与时间的限制,赋予红色美育新的生命力。太原美术馆打造的“数字木刻实验室”,运用VR技术重现彦涵创作《当敌人搜山的时候》的全过程。观众佩戴VR设备后,仿佛置身于战火纷飞的创作现场,不仅能虚拟握持刻刀,在数字木板上模拟“三角刀刻线、圆刀铲底”的精湛技法,还能通过多声道环绕音效,聆听创作者后代讲述作品背后惊心动魄的真实故事。这种具身性的交互体验,让观众不再是被动的旁观者,而是成为艺术创作的“参与者”,深度理解红色美术作品的精神内涵。在平遥国际摄影展设立的“红色影像修复单元”,则展现了技术对历史记忆的拯救与重塑。通过4K超高清修复技术,抗战时期山西根据地的珍贵摄影底片重获新生,沙飞镜头下《战斗在古长城上》的战士眼神,在数字化处理后重新焕发光芒,那些因岁月侵蚀而模糊的细节得以清晰呈现。技术赋能不仅让静态的美术资源转化为动态的、沉浸式的美育媒介,更在修复历史影像的过程中,完成对革命精神的致敬与传承,使红色美术资源在新时代绽放出别样光彩。
　　三、精神谱系:红色美术的当代美育三重维度
　　(一)审美启蒙:构建本土视觉文化坐标系
　　山西红色美术以“人民性”为审美内核,形成区别于西方写实主义的独特范式。1944年时任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美术研究室创作组长的古元,曾带领学生深入山西窑洞,从晋西北剪纸的镂空技法中提炼出“负空间”表现手法,其作品《减租会》中,农民握拳的剪影与地主佝偻的身形形成正负形对照,这种源自民间艺术的构图智慧,为中国现代美术提供了本土化的形式语言。在中小学美术课程中引入此类作品,可帮助学生建立“从传统中来,到人民中去”的审美认知链,避免盲目追随西方当代艺术的形式窠臼。
　　(二)价值重塑:培育新时代家国情怀
　　太行美术作品中蕴含的集体主义精神,对矫正当代社会的个体化倾向具有现实意义。王式廓创作于1950年代的《血衣》草图(部分藏于山西博物院),虽未最终完成,但素描稿中老农攥紧血衣的颤抖手指、失明老妇空洞的眼窝,依然能激发观者对公平正义的强烈共情。在高校思政课与美术专业课的交叉教学中,通过解析这类作品的情感张力,可引导青年学生理解“个人命运与国家前途”的辩证关系,将抽象的爱国主义转化为可感知的情感认同。
　　(三)文化传承:激活传统艺术的现代性基因
　　山西红色美术的“民间性转化”路径,为非遗保护提供了创新范本。高平珐华器传承人近年尝试将《太行山上》的油画场景转化为珐华彩瓷板画,传统珐华的孔雀蓝釉色与油画的光影技法碰撞出新的视觉语汇；左权小花戏的舞台美术设计,吸收了抗战时期街头壁画的色彩构成原理,使非遗表演获得更具时代感的视觉表达。这种“以红色美术为桥梁,连通传统与现代”的实践,启示我们:文化传承不是简单的复刻,而是在历史文脉中寻找激活当代创造力的基因密码。
　　四、未来向度:在守正创新中延续精神火种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山西红色美术资源的美育价值亟待在三个层面深化:其一,建立“档案化”保护体系,运用区块链技术为重要木刻原版、手稿建立数字身份,防止因物理损耗导致的文化失忆；其二,开发“项目式”美育课程,如组织学生重走“太行木刻之路”,在写生中临摹根据地壁画残迹,撰写消失的美术遗产备忘录；其三,推动“国际化”传播,通过“丝绸之路国际美术双年展”等平台,向世界展示中国抗战美术的人文精神,让太行精神成为跨文化对话的重要叙事载体。
　　从抗战时期的“刀刻传单”到新时代的“数字版画”,变的是艺术媒介,不变的是“以美育人”的精神内核。当青年学子在山西的窑洞旧址前,用平板电脑临摹力群的《饮》中老牛湿润的瞳孔,当孩子们在美术馆通过AR技术让彦涵笔下的民兵重新“举起地雷”,我们看到的不仅是艺术形式的迭代,更是太行精神在视觉文化中的永恒在场——这种在场,既是对历史的致敬,更是对未来的承诺。

文章来源：   《经济导报》  https://www.zzqklm.com/w/qt/3571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