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程思政视角下的日语专业翻译理论课程建设

摘要:本文基于日语专业翻译理论课程的授课实践,从课程的内容模块设置、翻译的职业价值观培养和中西翻译理论的融会理解三方面,梳理与总结日语专业翻译理论课中融入课程思政元素的方法及效果,从课程思政的角度对此门课的课程建设做出探讨与思考。课程建设中,可以通过大量生动形象的真实案例来激励学生们的敬业精神,通过翻译史的学习来增强文化自信心和文化使命感,通过打通中西方理论的界限来避免生吞活剥,以培养出既具备理性客观的科学精神、又富有爱国热情与职业奉献精神的翻译人才。

　　关键词:课程思政；翻译理论；职业价值观；文化自信

　　一、日语专业翻译理论课程建设的急迫性

　　在培养外语专业学生“听、说、读、写、译”诸项能力中,翻译能力是较高阶段的能力,是本科三、四年级的教学重心。天津商业大学日语专业遵照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日语专业教学指南》(2020)的指导方针,参照其他高校日语专业的教学大纲,从三年级开始开设翻译理论、笔译、口译等翻译主干课,以及时政新闻翻译、商务翻译、旅游翻译、文学翻译等专项选修课。其中,相对于其他实践类翻译课程,唯一的一门翻译理论课(2019年大纲中名为《翻译概论》,2023年大纲中名为《翻译理论与技巧》)显得颇为特殊。它承担着让学生理解翻译这一行为的内涵、规范和指导翻译实践、培养翻译批评能力等任务,实际教学中却面临缺乏针对性教材、没有汉日译例、内容抽象难懂等问题,造成备课难度大而学习效果不尽如人意。尤其是由于理论课与翻译实践存在客观上的疏离性,本科生往往不重视这门课,授课中容易出现言者谆谆、听者藐藐的情形。

　　在此背景下,日语专业翻译理论课的课程建设就成为一个重要、急迫且困难的问题。为了“突出专业课程教学的育人导向,使专业课上出‘思政味’”,高校应立足实际情况,发挥专业课程本身的特色,提炼爱国情怀、法治意识、社会责任、文化自信、人文精神等要素,转化成核心价值观教育具体而生动的载体(高燕,2017)。专业课程中思政元素的融入是课程建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这样一门课堂气氛容易陷入沉闷的理论课中,如何卓有成效地融入课程思政元素而不损害甚至能增添它本就稀少的生动性,则更需要教师进行周密的思考与设计。本文立足于笔者多年的翻译理论课教学实践,从课程的内容模块设置、翻译的职业价值观培养和中西翻译理论的融会理解等方面,梳理与总结日语专业翻译理论课中融入课程思政元素的方法及效果,以期从课程思政的角度对此门课的课程建设做出探讨与思考。

　　二、内容模块设置方面的思政设计——中日交流翻译史内容的添加

　　首先,在课程的内容模块设置方面,出于思政目的和学生专业素养的考虑,笔者加入了中日交流翻译史的内容,课时为8个,占比约四分之一,这是本门课程建设的重要内容和创新点所在。

　　本课程之所以需要教师进行内容模块设计,是因为目前国内欠缺面向日语专业的翻译理论课教材,教育部的《日语专业教学指南》(2020)中也未对翻译理论课的课程目标和具体内容做出明确规定。事实上,这并非日语专业的独特窘境,而是小语种专业的普遍问题,即便是以英语为例句的翻译理论教材,目前也尚处在发展初期。因此,在没有框架完整的、有针对性的教材来支撑这门课的情况下,教师必须结合本专业实际情况,在实践中总结经验,不断探索。

　　笔者在认真研读教育部相关文件的基础上,学习了目前国内翻译理论课的主要教材,重点参照许钧(2020)《翻译概论》和文军(2021)《翻译概论》等优秀教材,最终将授课的内容框架确定为翻译的基本概念、中西主要翻译理论以及中日交流翻译史概述三大模块。其中,前两者是翻译理论课程的基本内容,后者则是笔者进行课程建设的着意考虑,原因主要有三点。第一,了解对象语言国与母国的文化交流翻译史本就是翻译方向学生的必备基础知识,但由于课时的限制,日语专业目前没有开设《中日翻译史》之类的课程,这部分教学任务由翻译理论课来承担最为合适。第二,日语专业目前虽然没有翻译史的专门教材,但拥有王向远(2001)《二十世纪中国的日本文学翻译史》和王晓平(2011)《中日文学经典的传播与翻译》两部优秀的著作,两部著作互相补充,再加上一些考察新时期中日翻译活动的论文,能够支撑起中日翻译史部分的教学。第三,最重要的是,添加翻译史模块能够很好地完成课程思政的目的。“隐形育人内容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那些建立在学科史和实践体验性活动中鲜活的教育资源更有可感性、亲切性和生动性”(何红娟,2017)。对于日语翻译方向的学生来说,中日交流翻译史既有学科史的属性,又是前辈们卓越实践的记录,鉴往知来,在增加课程“鲜活性”的同时,还能培养学生的文化自信心和使命感。

　　经过数轮教学实践,笔者欣喜地看到中日翻译史内容的添加取得了良好的课程思政效果。首先,此部分内容为我们的文化自信提供客观、理性的依据。看到日本用训读法直接吸收中国的唐诗、《论语》等经典,用和歌和俳句对汉诗文进行翻译,尤其是看到中国古典文学在日本的种种翻案创作,学生们真切地感受到祖国悠久灿烂文化的强大影响力和辐射力。其次,极大地增强了学生们的文化使命感。通过翻译史的学习,学生们发现梁启超、鲁迅、丰子恺、周作人等文化前辈都在译介日本文学方面花费了巨大的精力,对处于新时代的自我的定位与使命感产生了新的认识。另外,翻译史的学习极大地增强了课程的生动性,历史上的翻译活动、译界前辈们都变得立体、鲜活起来,使学生从感性层面产生了亲切感和继续探究的兴趣。自从添加翻译史内容后,每年都有很多同学选择译介史的梳理研究为毕业论文题目,如《周作人日本文学译介研究》《鲁迅日本文学翻译研究》《日本儿童文学在中国的译介研究》等。

　　三、翻译的职业价值观培养——对“译者主体性”的理性认识

　　翻译理论中的“译者主体性”,指的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展现出来的主观能动性,包括对翻译现象的认识和翻译实践两方面,具体表现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为了特定的目的所做的具体选择,包括原文的选择、文本意义的解读和翻译策略的选择三方面(许钧,2020)。由于翻译者并非原作者,而是对一个已经完成的文本进行演绎,本质上是语言的转换而非思想内容的创作,因此翻译在历史上一度受到低估,传统的“译者仆人说”“译者透明说”就来源于此。但近年来,译者主体性理论越来越受到重视,对它的阐述和探讨也成为翻译理论研究的热点之一,随之也出现了译者不必受原作的拘束、译者对原文的“劫持”等主张。这就涉及翻译专业学生最为关注的一个核心问题,即如何认识翻译的职业价值问题。译者仅仅是原作的仆人,抑或可以随心所欲地对原作进行二次阐发?在进行专业学习之前,必须厘清这一问题。

　　笔者一向将翻译的职业价值观培养视为课程建设中的首要问题,“价值问题是推动‘课程思政’绕不开的本源问题……高校实施‘课程思政’改革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立德树人’的育人目标,落实到具体实际,各门课程就要聚焦育人价值的本源,找准价值目标、价值定位”(敖祖辉、王瑶,2019)。从培养翻译人才的角度考虑,翻译的职业价值观影响着从业者的动机、目的、行为和策略,而培养具有职业自尊心和敬业精神的翻译人才,正是本课程的重要价值目标。

　　因此,笔者认为应当主要从两方面来培养学生的职业价值观。一方面,我们要培养对“翻译”这一行为的职业自尊心和价值感。在课堂教学中,笔者会适当插入一些翻译给文化带来重要影响的例子,比如带领学生读王小波的《我的师承》,文中王小波将翻译家查良铮与王道乾两位先生视为自己文学上的恩师,认为“查先生和王先生对我的帮助,比中国近代一切著作家对我帮助的总和还要大。现代文学的其他知识,可以很容易地学到。但假如没有像查先生和王先生这样的人,最好的中国文学语言就无处去学”。学生们看到杰出作家对翻译家的评价如此之高,既惊讶又深有感触,认识到翻译不仅仅是一项糊口的工作,还附加了珍贵的文化意义,因此产生出自敬之心和职业自尊感。

　　另一方面,我们要客观、理性地认识“译者主体性”理论,慎重地发挥自己的“主体性”。身为译者,对于原作和原作者一定要有敬重心,要以忠诚的态度进行翻译活动,这包括认真解读、领悟原文,对原作者在当时语境下的真实意图有深刻的理解,而后慎重地进行翻译,不可歪曲原义,也不能添油加醋或乱删乱改。译者的主体性必须有限制,这种限制就是对原作的忠诚。为了培养学生的这一观念,笔者带学生们读了许多前辈翻译家的论文,如鲁迅的《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钱钟书《林纾的翻译》、余光中《余光中谈翻译》、杨绛《失败的经验——试谈翻译》等,认识到前辈大家们如此谦逊地、忠诚地对待原作,宁可“硬译”也绝不为了追求所谓的“顺”而乱改原文。鲁迅先生甚至自己甘愿做一个“中间物”,认为“世间总会有较好的翻译者,能够译成既不曲,也不‘硬’或‘死’的文章的,那时我的译本当然就被淘汰,我就只要来填这从‘无有’到‘较好’的空间罢了”。这种宁愿自己的译本被时间淘汰,也决不为了顺畅而乱改原作的虔敬之心令学生们深为感佩,纷纷表示这才是真正的大家风范,是翻译者景仰与效仿的标杆。

　　四、中西翻译理论的融会理解

　　作为翻译理论课程,对中西方翻译理论的简要梳理与介绍自然是课程的重要内容。由于中国与西方的翻译家、学者在研究思路和阐述特点上的差异,我国虽然有比较丰富的翻译思想,但并未像西方那样形成系统性的专门学科,而是大多散见于翻译家们的文章中。因此,在翻译理论的授课中,学生们耳熟能详的“功能对等理论”“交际翻译与语义翻译理论”“归化和异化翻译理论”“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等均是西方翻译理论,这就容易产生“只有西方才有翻译理论”的误解。而且,由于西方翻译理论本身的抽象性,很多学生无法清晰地、深入地理解,比如如何区分都强调效果的“交际翻译”和“功能对等理论”、如何理解“直译与意译”和“归化与异化”这两对概念,都令学生感到迷茫。

　　针对翻译理论的理解难点,笔者尝试在授课中尽可能地打通中国与西方翻译理论之间的隔阂。其实无论是东西方翻译理论,它们的原初目的都是在审视翻译这一活动的性质与特征的基础上,探讨如何更好地实现翻译的跨文化交流目的,因此它们天然地具有可沟通性。如在讲解奈达的“功能对等翻译理论”时,奈达认为要判断一个译文是否“合格”、是否“成功”,就要看译文读者对译文的理解是否无限接近或等同于原文读者对原文的理解,这一点与钱钟书先生的“化境”说实有异曲同工之妙,都强调译文在译入语的语境中的自然顺滑的效果。在学习韦努蒂“归化与异化翻译理论”的时候,我们应该明白“归化”与“异化”的翻译现象其实存在于各个文化中,如我国唐代的玄奘大师在译经过程中就提出过“五不翻”的主张,即在五种情形下不应该翻译成现成的汉语,而应当保留梵语原文的发音,这其实就是“异化”翻译的主张。

　　对于中西方翻译理论的融会理解,使学生们能够从翻译的本质层面理解翻译理论的目的与意义,认识到中国和西方的翻译理论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壁垒,而是彼此相通的,共同服务于人们对于翻译这一行为的探究和对翻译效果的追求。不仅如此,通过对中西翻译理论的融会贯通式的理解,学生们得以更为深刻地理解中国学者的研究与阐述特征,不再认为“翻译理论都是西方的”,在客观理性的基础上增强了文化自信心和使命感。

　　五、结语

　　笔者基于多年的日语专业翻译理论课程的授课实践,从内容模块设置、职业价值观培养和中西翻译理论的融会理解三方面,探讨了在翻译理论课中进行课程思政的思路和具体方法。“课程思政实质是一种课程观,不是增开一门课,也不是增设一项活动,而是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融入课程教学和改革的各环节、各方面,实现立德树人润物无声”(高德毅、宗爱东,2017)。尤其在理论课程中,要实现课程思政效果与授课生动性的双丰收,就要开动脑筋,悉心设计教学内容和环节,真正做到“把理论融入故事,用故事讲清道理,以道理赢得认同,以悟道取代灌输”。具体到日语专业的翻译理论课,就是加入大量生动形象的真实案例,通过翻译界前辈们的辛勤耕耘来激励学生们的敬业精神,通过学习翻译史来增强文化自信心和文化使命感,通过打通中西方理论的界限来避免生吞活剥,培养出既具备理性客观的科学精神、又富有爱国热情与职业奉献精神的翻译人才,这也是课程思政的目的所在。

文章来源：《经济导报》https://www.zzqklm.com/w/qt/3571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