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动画电影神话叙事视角下《浪浪山小妖怪》的新突破

摘　　要：神话叙事作为中国动画电影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近年来，随着数字技术发展与观众审美多元化，神话叙事在保持传统文化意蕴的同时，也在叙事模式、人物塑造与主题表达等方面不断进行突破，让历史悠久的神话故事在时代更替中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浪浪山小妖怪》作为2025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出品的《中国奇谭》IP的代表性暑期档动画电影作品，以小猪妖的小人物视角重构西天取经的大神话世界观，实现了传统英雄原型向平民化转型、主题向当代化转变、传播向跨媒介多元化的突破，探索了当代国产动画电影在叙事理念、文化表达与营销上的转型路径，丰富了中国动画的差异化神话诠释，为电影强国建设与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提供了可行范例。

　　关键词：中国动画电影；神话叙事；浪浪山小妖怪

　　电影神话叙事的含义辨析

　　神话承载了人类丰富的精神世界，具有十分复杂多元的存在维度。神话的再生产意味着人们在不同社会生活或技术语境中对这些维度的重新处理。[1]西方语境中的神话通常被理解为人类早期用以解释自然现象、社会秩序与人类起源的叙事体系，其核心是通过象征化的故事结构反映人类与世界的关系。中国语境中的神话则被认为是反映早期华夏儿女淳朴的思想以及古代人们对自然现象及社会生活的原始幻想，是我国古代人类世界观的表述和民族文化的重要符号。“女娲补天”“后羿射日”等都反映了我国古代人对美好生活的想象。根据体系不同，我国神话分为上古神话、宗教神话、民间神话和文学神话。在此范围内，类比神话、假借古代传说中的神来反映或讽喻现实的历史作品也属于神话，如《西游记》《白蛇传》等。

　　电影神话叙事是以古代神话为创作资源，融合现代社会生活和体验，依托新兴科技与文化工业生产体系进行的再构建和再生产。神话叙事的趋向大概有三种：第一种是依托原神话世界观并在其中融入新的主题进行再架构，如《西游：降魔篇》《哪吒之魔童降世》等；第二种是将原神话故事放在新的文化语境中进行叙事重构，如《新神榜》系列、《小门神》等；第三种是完全架空原神话的人物和世界观，仅保留神话原型的象征符号意义，颠覆并建构新的故事，如日本动漫《龙珠》。

　　《浪浪山小妖怪》融合了三种类型的特点。故事发生在原神话西天取经的大世界观下新构建的小妖怪世界观内，原型神话人物仅作为象征出现，故事和人物关系皆为全新构建的内容。它既保留了原神话的奇幻感，也增添了小妖怪世界观的新鲜感。其拥有贴合现代社会的人物设计，以现代社会情感为支点，构建了传统神话语境中的现代精神世界。如今，对传统神话的照搬改编已经无法回应从小接收各类媒体信息的主流Z世代观众的情感需求。在当下的新神话主义理念下，对神话的再创造应更多地置于当代社会语境中，回应当下现实关切与观众心理需求。

　　中国动画电影神话叙事的发展脉络

　　☆神话伴生的黄金初期（20世纪30年代—80年代）

　　中国动画电影与神话叙事的渊源要追溯至20世纪30年代。从中国动画电影的童年时代起，神话叙事就伴随其成长与发展。1941年，万氏兄弟出品的我国第一部长篇动画电影《铁扇公主》以《西游记》故事为蓝本，将孙悟空、铁扇公主等中国神话人物搬上银幕，开辟了我国动画电影与神话叙事融合的新纪元。当时新奇的影像形式和人们熟悉的神话故事让该片在国内外引起轰动，神话题材也成为我国动画电影与世界对话的重要文化资源。[2]此后，《神笔马良》《猪八戒吃西瓜》等作品纷纷问世，拉开了我国动画电影与神话题材漫长“合奏”的序幕。

　　这一阶段的神话叙事动画电影，在形式上，大多聚焦造型和技术方面的民族化美学；在内容叙事上，大多沿用传统的英雄叙事模式，聚焦英雄成长之路的塑造。如《哪吒闹海》《大闹天宫》等作品大多忠于神话故事原型，是神话文本的影视化转译。这些作品初步探索了中国动画电影中神话叙事的模式，也为后续神话叙事的现代化转型提供了重要的范本。

　　☆市场化沉淀期（20世纪90年代—21世纪初）

　　20世纪90年代市场化改革让国产动画电影进入商业转型期，外来动画电影作品在技术、叙事和市场运作上的优势，使神话叙事的国产动画进入激烈的竞争中。20世纪90年代末，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历时4年打造的院线动画长片《宝莲灯》取材于“沉香救母”的民间神话。该片在技术、视觉美学、音乐等形式上实现了突破，令人眼前一亮，获得2900万元的票房。但在叙事层面，它仍然停留在经典重现模式，一定程度上存在人物扁平、叙事无新意等问题。视觉的新鲜感退去后，神话的余音并未停留在观众心中。

　　中国神话无论是内容体量还是文化内涵，在世界文化遗产中都有着无法复制的魅力。但对于那些依然停留在经典转译再现模式的动画作品而言，其市场已然面临发展局限，需要找到适应市场和观众需求的新突破口。21世纪初，随着《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牛气冲天》带来超1亿元的票房，以及《魁拔》《龙之谷》等众多原创动画IP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整个中国动画电影市场

　　进入多题材多元素萌发期。然而，市场仿佛无暇顾及那些耳熟能详、拍无可拍的神话叙事动画电影，导致鲜有优秀作品出现。神话叙事在这一时期的文化创新力进入了思考转型的沉淀期，为后续的现代化转型积累突破的动力。

　　☆神话复兴与百花齐放（2015年至今）

　　2015年，田晓鹏导演的一部靠“自来水”出圈的《西游记之大圣归来》，以首周票房2.5亿元、最终票房9.56亿元的成绩，成为国产神话动画电影市场的转折点。影片在叙事上突破了传统再现的模式，将孙悟空和唐僧的人物关系在架空的时间线里进行了故事新编，用自我救赎与成长的现实主题取代了拯救世界、降妖除魔等宏大议题，在神话的虚幻世界中实现了现代化表达。大圣找回自我的过程也映射了观众的自我寻找，可谓是在现代语境下讲神话故事，重启了中国动画电影神话叙事的列车，使其驶向神话复兴的时代。

　　神话复兴时代的中国动画电影在视觉和文本两个层面上都呈现出鲜明的新特征。视觉叙事上，其呈现出传统与现代融合的特点。如《哪吒之魔童降世》将哪吒的天命英雄形象改为更贴合现代焦虑年轻人形象的黑眼圈叛逆少年。《白蛇2：青蛇劫起》将故事背景设计在古代神话与赛博朋克美学结合的梦境都市，实现了现代科技与中国传统美学相结合的视觉奇观。在文本叙事上，中国动画电影突破了传统神话再现阶段中英雄成神的神本位，向英雄退位、回归平常的人本位过渡。

　　《浪浪山小妖怪》在神话叙事中的新突破

　　随着Z世代甚至α世代逐渐成为文化消费的主力人群，动画观众的审美趣味与文化需求也不断走向多样化和个性化。年轻人切身感受到的生活压力与代际困境，也逐渐渗透到神话叙事的价值关注中，使神话文本具有更直接的现实指向与社会观照。《浪浪山小妖怪》作为神话复兴浪潮中的突破性作品，在叙事、人物塑造与主题表达上均体现了对传统神话模式的反思与革新，将观众的注意力从既定的神话英雄转向具体的当代情感与社会困境。它在延续神话文化生命力的同时，为中国动画电影开辟了新的叙事视角。该作品不仅在票房与口碑上取得成功，更以其独特的文化创造力为中国动画神话叙事注入了全新的生命活力。

　　☆世界观的解构与再建

　　神话复兴浪潮下，将原型神话世界观解构后与现代文明进行重组，是制作组弱化原历史语境的创作限制和构建更开放的叙事空间的常用方式。这种机制通过陌生化和熟悉化处理的辩证统一，在虚拟时空中并置古典符号与现代元素，从而建立观众对重构神话文本的双重认同。这一特征通常有两种实现方式：一种是将原型神话故事在特定时空用现代化的方式进行改写，这种方式通常会保留原型神话的主要故事情节，仅在设定上做出一定的改编；另一种是完全架空原型神话故事，将原型人物放在新的叙事结构里重新编写成独立的故事。

　　《浪浪山小妖怪》的世界观构建可以归类于第一种模式。一方面，影片将故事扎根在中国古典神话西天取经的宏大母体框架之中，以妖怪奇谭的微小世界观为切口，将古老的神话意象与现代社会制度的特征进行创造性的有机融合。片中大王洞的设定被赋予了当代色彩，小妖怪若想进入其中，竟需要经历与现实社会“考编制”相仿的选拔过程。影片通过建立妖怪与人类之间的拟社会化互动模式，拉近了与观众的距离，开辟出一个脱离具体历史语境的电影叙事空间，在实现传统神话世界观现代化转译的同时也降低了年轻受众的接受与理解门槛。

　　另一方面，《浪浪山小妖怪》虽然在宏观设定上承接了西天取经的神话谱系，但其叙事完全聚焦于原创的小妖怪世界观之下，形成了一套自洽且独立的子世界观。影片的故事虽然处处与西天取经的原型神话产生呼应与联系，但在结构上保持着相对独立性。这种尝试使作品能够一边从新颖的视角重新审视西天取经的意义与价值，一边通过边缘角色进行盗版西天取经的别样叙事手法重构神话母体，实现对神话符号系统的意象重构与意义再生。

　　☆英雄主角的再造与突破

　　神话中的英雄主角之所以能在不同时期的动画作品中历久弥新，离不开制作组对神话主角的当代性再造。诞生于古代的神话主角能持续成为经典，是因为他们在保留原始神话符号意义的同时，通过解构和再造获得了新的身份、性格和命运走向，从而与当代观众形成呼应与共鸣。

　　神话叙事中，英雄角色本身的设置也是决定叙事视角和观众共鸣度的重要因素。近年来中国动画电影的神话主角已出现了转向趋势，但这些神话主角在身份上大体还是延续了天命之子的设定，如《宝莲灯》的主角沉香是杨婵三圣母之子、二郎神君的外甥。而《浪浪山小妖怪》把叙事焦点放在了西天取经世界观中最不起眼的边角料角色——没有显赫出身，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普通妖怪身上。屡次“考编”失败的妖界小透明小猪妖、能力出众却无背景只能刷锅的蛤蟆精、靠骗吃供品为生的黄鼠狼精，以及社恐怯懦到不敢出门的猩猩怪。曾经的神话主角唐僧师徒则作为始终没有露面的他者，成为一种无形的凝视来映衬主角团的平凡与渺小。

　　这样的小人物设定让观众更容易产生共鸣和情感连接。多数时候，人的成长难免与理想中的自己错位，但成长的内核正在于拨开外界的纷扰，找到并认知真实的自我。即使是平凡的杂妖，也可以出发西行并在途中取得属于自己的经。取经不在其物，而在其中。影片通过先破后立的方式和摒弃非凡设定的反英雄主角设置，实现了对西天取经内在意义的深度诠释。

　　☆“成神之路”的叙事重构

　　神话文本在叙事上的反神主义倾向是当代中国动画电影神话叙事的另一重要特征。神话的起源中有着远古时期人们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的需求，因此大多数神话的原文本都呈现了神话主角的成神之路。但近年来的国产动画电影中出现了后神主义的作品，主角的起点不再是待成神的英雄，而是历经成神之战后没落的英雄，或者成神后却过得不怎么样的英雄，如《新神榜·杨戬》《姜子牙》《小门神》等。这些后神主义主角的出场和结局都带着一种淡淡的忧伤和亚里士多德式的悲剧英雄情结。主角因自身的性格缺陷或判断失误从荣誉与幸福走向衰落，从而引起观众的怜爱。这在审美心理上实现了对观众的心灵净化，从而弥补了现实与理想的差异。[3]

　　《浪浪山小妖怪》在这样的后神主义倾向叙事中进行了新突破，讲述了一群“伪主角”踏上西天取经之路的错位旅程，并和片中的正统神话主角唐僧师徒形成了戏谑的对比和混淆。在故事的前半部分中，主角团似乎一切顺利，片中的二当家甚至一度坚信他们是真正的唐僧师徒。但在仿佛一切按照常规主角剧本发展的时候，这趟未达终点的伪取经路以他们变回了动物原型为结尾。小妖怪悬置的命运充满着悲壮与怅惘感，这与主流合家欢动画追求圆满结局的惯例形成鲜明对比，他们的故事仿佛只是西游神话中的一段插曲，拼尽全力也没有改变原来的轨迹，大人物依旧会正常登场，最后取经成佛的仍然是孙悟空一行人。小妖怪的这趟西游之旅也不再是人们借助想象开天辟地的理想愿望，而是象征着银幕前多数渺小平凡却胸怀大志的人们。

　　☆主题的禅静化倾向

　　神话主题的流动与转型，实质上是社会精神气质与文化需求在影像叙事中的映射与回应。随着经济结构、价值观念与集体记忆的变迁，人们对英雄、道义、命运等核心命题的理解变迁会直接投射到神话叙事的主题取向之中。传统神话多以英雄战胜邪恶、恢复秩序为核心，呈现外向型、上扬型的价值模式。近年来神话叙事动画电影的价值倾向和主题表达从儒家所推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大主题，逐渐向“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的大道至简的禅庄之道转变。

　　《浪浪山小妖怪》的结尾同样延续了“万物归寂”的东方哲学底色，但不同的是，影片将意义的悬置也插入了主旨的讨论中。与《新神榜·杨戬》等许多虽基调苍凉、一切不如主角所愿，却依然倾向于让主角击败反派、达成和解或完成某种神话使命的作品相比，《浪浪山小妖怪》呈现出另一种叙事路径：四位小妖怪既未实现最初的目标，也未获得任何形式的胜利，最终甚至被打回原形、彼此相忘。它们的旅程戛然而止，命运被悬置于未完成状态，仿佛始终在诘问“此行何为”。

　　当人们认清自我、客观审视自身后，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是否值得？多数时候人的成长难免与理想中的自己错位，但成长的内核正在于拨开外界的纷扰，找到并认知真实的自我。[4]在当代价值多元、充满不确定的社会语境下，忠孝仁义早已不再是仅有的歌颂的对象，传统的大团圆叙事和单一道德训诫也不再占据绝对主流。《浪浪山小妖怪》尽管结局缺乏慰藉，却拓展了动画电影在主题深度上的表达边界，体现出对意义虚无的勇敢凝视，也为动画作品注入了更多现实的反思。

　　结语

　　在多元文化迸发融合的今天，传统文化之所以具备经久不衰的强大生命力，正在于它能不断回应时代的提问。神话叙事的动画电影除了承载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外，也通过远古的回声建立起和当今观众对话的桥梁。《浪浪山小妖怪》以小妖怪的平民视角重构了西天取经这一经典神话母题，不仅完成了从英雄史诗到草根叙事的突破，更在主题层面深刻回应了当代青年的生存焦虑与自我价值困境。

　　这种将传统基底与当代关切相融合的方式，不仅为中国动画电影提供了神话叙事的创新尝试，还通过童真形式下去低龄化的内在价值表达扩展了动画电影受众的年龄边界，为国产动画电影市场带来了更多潜在受众。由此可见，中国动画电影应在技术迭代与产业升级的同时，更加注重叙事内涵的深化与美学风格的多元探索，从而在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之间构建更具共鸣与影响力的中国动画话语体系。

文章来源：《大河美术报》https://www.zzqklm.com/w/qk/3564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