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志》的小说文体学意义

摘  要：张华创作的《博物志》是博物志怪小说成熟的代表作，其知识体系与题材选取涉及诸多领域，叙事风格兼具实证性笔法与奇幻色彩，极大地拓展了中国古典文学的题材范围与想象维度，对促进古代小说文体的独立具有重要作用。

　　关键词：《博物志》；小说；魏晋志怪；张华

　　《博物志》是由西晋张华创作的博物学题材的志怪小说集，该书融汇了方物、异俗、神怪、谶纬等内容，构建出一个虚实交织的知识体系。在《博物志》之前，中国古代的叙事传统主要由史传和子书主导，内容或追求信实，或服务于说理。而《博物志》系统地收录了大量“街谈巷语，道听途说”的内容，包括远方异国的奇闻、神仙方术的传说、动植物的精怪变化等，这种对于非经验性、非正统性知识的合法化，在本质上动摇了“实录”作为唯一叙事标准的地位，为小说文体开辟了一个全新的题材领域，即基于传闻、想象和虚构的叙事空间。后世志怪、志人小说乃至传奇，内容大多可视为对这一领域的深化与拓展。

　　《博物志》本身并非纯文学创作，但张华在编纂时，其行为本身体现了一种新的知识分类观念。他将这些“琐碎”“非常”之事，与地理、物产、风俗等严肃知识并列，汇编成册，使其成为博闻的一部分。这在客观上抬升了“小说家言”的地位，使其从被诸子百家轻视的“小道”，转变为一种值得士人关注和记录的、具有特定价值的知识体系。这种观念上的转变，是小说文体逐渐摆脱对史传的依附，获得独立身份的重要前提。

　　《博物志》叙事多为简短的条目式，如“兔舐毫望月而孕，口中吐子”[1]或某人遇仙的简短记载。这种“粗陈梗概”的形态，看似简陋，恰恰符合早期小说的初始特征。它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志怪笔法”，即以平静、简练、近乎纪实的口吻叙述一件不可思议之事，不加过多评论与渲染。这种冷静的笔调反而增强了故事的可信度与神秘感，成为六朝志怪小说的经典叙事模式，如干宝《搜神记》便深受其影响。它为小说文体提供了一种区别于史传铺陈和子书论辩的、最初的叙事范式。

　　《博物志》通过系统整合散佚传说并赋予其知识性框架，推动志怪叙事从地理书附庸走向自觉的文学创作。如书中“猴玃盗妇”“八月槎”等故事已具备完整情节与虚构意识，是魏晋志怪小说中的代表性文本，具有母题开创性，在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关键地位。

　　最早辑录“猴玃盗妇”一事的是西汉焦延寿的《焦氏易林》卷一：“南山大玃，盗我媚妾。怯不敢逐，退然独宿。”[2]这一题材开创了文学母题。《博物志》关于该题材的记载是中国文献中早期且形态完整的典型文本，详细描述了蜀山一种名为“猴玃”的生物的外形、行为、习性及社会影响，叙述带有方志、风土记的实证色彩。全文几乎没有修辞手法，但该叙事已展现出相当的情节张力与细节真实感。文中描绘猴玃“能人行，健走”并专门盗取“有好者”（容貌美丽者）[1]，凸显其并非普通兽类，而是具有人类审美意识的精怪，这为“盗”的行为赋予了主动选择性与情欲色彩；民众“皆以长绳相引”[1]的防范措施，以及猴玃“得男女气，自死，故取男也”[1]的设定，都试图在奇幻框架内注入现实逻辑，增强了故事的可信度。这种叙事模式，极大地影响了后世小说创作，尤其是唐代《补江总白猿传》——后者将这一母题进一步情节化、传奇化，增添了寻妻、斗怪等环节。而话本《陈巡检梅岭失妻记》、《剪灯新话》中的《申阳洞记》等类猿精怪盗掠美妇的类似题材，均直接承袭自《博物志》的此类记载。

　　书中记载“八月槎”的故事构建了一个完整且富有张力的叙事闭环。张华将八月槎和牛郎织女的神话故事相联系，主人公乘槎迷失于时空后抵达天河彼岸，当目睹“宫中多织妇”及“一丈夫牵牛渚次饮之”[1]的场景时，读者能明确识别出这是对牛郎织女神话的具象化呈现，但作者却并未点破，而是通过牵牛人之口，将解释权导向人间智者严君平，借严君平“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牵牛宿”[1]的天象解读证实奇幻经历的真实性。这篇故事叙事结构极具巧思，呈现出一种“验证式”的环形闭环。

　　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这种“奇幻经历—人间验证”的环形闭环叙事模式，作为一种精巧的结构艺术，得到了广泛的传承与演变。如东晋虞喜《志林》记载王质观棋斧柯烂尽的故事，后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南朝任昉《述异记》均对该故事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加工；李公佐《南柯太守传》也有异曲同工之妙，淳于棼梦入槐安国显赫一生，梦醒后发现槐安国实为槐树蚁穴。这些故事虽主题不同，但结构类似，均是主角经历一番奇幻后回到现实，通过现实验证梦境的虚实，形成完整的叙事闭环。由“八月槎”生发的叙事模型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可视为中国早期小说从史传实录传统中挣脱出来、朝着虚构叙事与艺术化表达方向演进的标志性文本，为唐代传奇的成熟叙事奠定了重要基础。

　　《博物志》在促进小说文体独立方面的表现，并非在于其自身是成熟的文学作品，而在于它作为一部知识性著作，却在不经意间完成了一次关键的“破壁”。它打破了内容上“实”与“虚”的严格界限，提升了“小说家言”在知识体系中的地位，提供了初步的志怪叙事范式，并巩固了小说“游心寓目”的审美功能。因此，它是中国小说从史传、子书的母体中逐渐剥离，走向文体自觉过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枢纽与催化剂。后世的志怪小说、唐宋传奇乃至《聊斋志异》等，都是在《博物志》所开拓的这条“虚构叙事”的道路上继续前进的。

文章来源：《大河美术报》https://www.zzqklm.com/w/qk/3564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