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生代农民工就近城市化进程中实现中原梦

（一）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梦”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梦”圆的过程就是他们城市化、市民化的实现过程。“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刚性约束将农民排斥在现代城市文明和城市生活之外，人为的形成了社会群体间的分层和定位，而处于社会底层的奋斗者——农民为了更好、更优质的生活，他们离开土地从事非农经济活动，是兼具农民身份和工人职业的特殊混合体。”①成为了“亦工亦农”、“非工非农”或“不伦不类”的边缘人——“农民工”。事实上，农民工阶层的出现和形成，“既是中国改革开放历程最有发言权的见证者，也是农村和城市全方位转型的推动者，更是制度创新变迁和未来转型发展的内在活力释放者。给予他们应有的国民待遇，废除隔离式的户籍制度安排，让他们在城乡之间拥有自由选择权利，分辨他们能够自行选择的发展机会，走农民市民化的流动性发展路径，这是具有多种重大发展意义的事情，我们不应该再以各种名义反对和阻止他们的理性选择。”②然而这个追梦的过程却是曲折而又漫长的，经过了农民工的代际更替，如今成为困扰新生代农民工的难题。

新中国成立初期，出于政治因素和社会稳定的考量，森严的行政分级制度天然的将中国社会分割成了沟壑分明的两个结构——城乡分治的二元结构，彻底地剥夺了农民拥有城市梦的权利。改革开放后，农业生产效率连年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出现，刺激了城镇工业的发展，我国特有的农民工角色应运而生，并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人口流动的地域和单位限制渐渐放开，农民工外出就业的数量呈现持续稳定地增长，截止2012年底农民工的数量已超过2.6亿，农民工以一个举足轻重的战略性的社会群体参与到城市化的发展进程中，改变甚至打破了固有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模式。但是城乡间特定的制度约束和渐进改革模式等，限制了农民工拥有和实现城市梦的可能和条件。而如今活跃于城市的劳动力市场主体的是这样一个群体——新生代农民工，他们中的许多人正逐渐褪去乡村气息，他们的经济、生活方式、消费习惯等已经有了“城市梦”的影子，不同于“城市过客”心态的父辈，他们渴望进入、融入城市和获得他人的尊重和社会的认可，对未来的人生轨道有规划，更期待未来的发展，要体面的、有尊严的职业，渴望更能体现人生价值的自主创业的梦想，是最接近实现“城市梦”和最具有市民化意愿的群体，而城市歧视、排斥的态度致使他们的“城市梦”蒙上了灰色。

（二）中原与“中原梦”

“中原”一词，可考文献最早见诸于《诗经》，但内涵有限。经过朝代的变迁和更替，“中原”的指代范围和含义相对完整地出现在视野中，更有云“中原乃兵家必争之地”、“得中原者得天下”，“逐鹿中原”、“问鼎中原”等这样的语言诠释，足以说明这个地域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和璀璨夺目，它的存在是中国历史和发展中不容忽视、浓墨重彩的一笔。然而，农耕时代的繁荣经过游牧民族的入侵和西化浪潮的冲击，工业文明时代和海洋时代的盛行，处于内陆的传统农业区的中原大地逐渐变得没落，优势成为包袱，如何重现往日的鼎盛与繁华，实现中原大地的伟大复兴，是每一个河南人都要思考和努力的方向，而“中原梦”给了一个难能可贵的机会。

“中原梦”是河南省委书记郭庚茂在省第十二届人大二次会议上首次提出并做出了详尽阐述的。“中原梦”的概述是：谋跨越求崛起，建小康富人民，兴河南强中原，这是中国梦在中原大地书写的本土蓝图、具象画卷，是融入亿万河南人民企盼的中原梦。“中原梦”既有对中原大地战略腹地重要性和科学发展成果的自信，又有对基本状况困难和攻坚转型机遇的清醒认识，努力发挥后发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促进中原崛起，是“中原梦”的深刻内涵。

（三）“中原梦”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梦”的关系

“中原梦”和新生代农民工“城市梦”的宗旨和目标是高度吻合的，“中原梦”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广大的中原大地的儿女生活谋福利，而“城市梦”最终实现的是新生代农民工追求的个人幸福和未来，“中原梦”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化”不是排斥的利益两极，而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利益共同体，他们之间的发展不存在此消彼长，而是相辅相成的。

“中原梦”是国家区域经济建设和国家总体目标的有机结合，在实现“中原梦”的过程中，势必要加快和优先发展中原大地的中小城市，这是中原经济区建设过程中推进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载体，是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的道路，是提供给中原大地上新生代农民工“城市梦”实现的千载难逢的机会和宽厚的承载平台。

新生代农民工追求“城市梦”的过程就是他们城市化的实现过程，这是工业化、城市化的必然趋势和理性选择，更是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最真实的声音。“对他们而言，城市意味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意味着不一样的前途，不一样的命运。他们希望通过进城务工经商，告别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①而检验“中原梦”完成与否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地区内有梦想的新生代农民工个体梦的实现，个体梦的实现某种程度上就意味着“中原梦”的实现，然而如今本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的实现困境阻碍了“中原梦”的实现步伐。“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严格的户籍制度、冷漠的社会歧视等一道道有形无形的门槛不断打击着他们的城市梦。”①

二、新生代农民工“城市梦”的现状及相关制约因素

（一）新生代农民工“城市梦”的现状 

农民工出现已有数十年的时间，随着第一代年龄的逐渐增大，农民工出现了代际更替，新生代农民工成长起来并逐渐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主力军，是农民工的主体，已经占到农民工总数的60%，以80、90后为主。一方面，与父辈农民工相比，他们不必担当养家糊口的责任，已经对农村有些陌生和“水土不服”，务农能力差，从事农业生产的期望值低，缺乏对乡土的情结。“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约84.5%的新生代农民工没有从事过农业，30%多在农村没有承包地，40%多没有宅基地，92.3%不愿再回农村。”①另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高，思想开放、思维活跃，职业期望值高，对城市中丰富的物质生活和精神享受有强烈的需求、认同，对城市更加依赖。然而现实境况却是高昂的生活成本、狭窄的发展空间、低廉的工资收入、匮乏的社会保障，使他们成为始终徘徊在城市边缘的特殊群体，无法真正融入城市的主流社会，对城市普遍缺乏安全感和归属感，城市给了他们“城市梦”的期待，却没有给他们实现梦的机会。

除了上述全国新生代农民工都存在的困境外，以河南为主的中原经济区的新生代农民工还摆脱不了一些特有的问题。这个地区多是人口多、底子薄的农业大省，农业人口总量大、“三农”问题、贫困人口问题和贫富差距问题特别突出，曾经辉煌的农耕文明的优势演变成根深蒂固的传统小农经济意识的羁绊，造就了本地区的新生代农民工往往更具地域特色：家乡情结重，多以省内流动为主；思想观念中小农意识浓，视野不开阔；基础教育相对匮乏，农民工素质有待加强，这些都是地区内新生代农民工实现“城市梦”的羁绊。

（二）阻碍新生代农民工“城市梦”实现的相关因素

1．制度因素 

以严格的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为主的制度因素曾在社会管理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农民工问题的影响更多的表现为阻碍作用。

作为人口管理制度存在的户籍制度在世界上多数国家都存在，而中国独特的户籍制度却扮演着多重角色。“作为凝固社会身份、阻滞人口流动，以实现重工业优先的城市化战略目标的城市户籍管理制度是计划经济的‘制度产物’，”②“这种户籍制度实质上是一种经济发展战略，即以农补工、以乡养城的‘城乡差别战略’，强调户口的不可迁移性，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排斥在分享城市社会资源之外。”②户籍制度更多的是一种身份象征，正式城市市民的标志，而附注于其上的额外的权益和福利才是农民工追求和向往的根本。现行的户籍制度严重扭曲了其基本功能，过分强调控制功能，只片面的执行服务功能。

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包括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助等具体项目，目前较为盛行的城市——乡村各自为政的保障模式是建立在原有的劳动力非流动基础上的，与劳动力资源的低流动性密切相关，而这种模式是与新生代农民工明显的周期过渡、流动频繁等特征严重不符的，使得他们的社会保障问题陷入困境。这种社会保障制度缺失，阻碍了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的进程，也严重影响了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

专家学者和决策层都认识到这个问题对于农民工城市化进程的限制作用，许多破冰政策纷纷出台，虽然过程曲折且反复，但是到目前为止，应该说户籍及社会保障等制度的改革还是有长足的进步。就在今年的6月26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作的《国务院关于城镇化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中明确提出“我国将全面放开小城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逐步放宽大城市落户条件，合理设定特大城市落户条件，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这是比较全面的在城市化进程中打破户籍制度的阻碍作用，还有其他诸多阻碍城市化的制度因素有待于被消除。

2. 非制度因素 

如上所述，以往专家学者在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难以实现的原因时，多将责任归于禁锢的户籍制度、社保制度等制度化因素的影响。不可否认，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制度不当和制度缺失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随着“城镇化”被提上议事日程，对于限制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的制度因素必须有所回应，坚持制度改革和制度创新，尽快解除制度约束和限制的解决方式是有效的。然而，深究起来我们发现，制度上的障碍在一定条件的配合下是可以克服的，要实现新生代农民工制度化的“城市梦”是指日可待的，而只有困扰城市化发展进程的诸如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文化氛围等非制度化因素的解决，才可以说是他们“城市梦”的真正实现。

这种非制度化因素的影响体现是双向的，包括新生代农民工对于城市文明、城市生活的观念认同和城市市民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接纳。新生代农民工内心向往完整的城市生活，但是由于教育层次的断层，使得他们在城市就业层次低、稳定性较差、缺乏职业安全感，对未来很是彷徨，缺乏归属感和存在感，对于城市生活渴望而不可及，安居乐业、落地生根更无从谈及。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赢得尊重、认同并且有尊严的生活是他们“城市梦”实现的基础。同时更重要的是城市管理者和市民以开放的心态接受新生代农民工，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减少偏见和不信任，要正确对待进城农民工对城市生活的扰乱和破坏的小概率事件，要认识到新生代农民工是农村和城市的衔接体，是现代化和建设小康社会的生力军，重视其社会主体地位，才能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就近城市化，也更有利于实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三、“中原梦”中新生代农民工“城市梦”的实现途径

城市化的真正内涵应该是农民工的城市化，而不是如今单纯追求城市建设和城市扩张“造城式”的城市化。基于“人”的城市化的探索，在追求“中原梦”的过程中确保新生代农民工“城市梦”的实现，就近城市化是较为现实的选择。“所谓就近城市化就是传统生产方式的根本性变革和伴随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的根本性改变，是一个农村文明向城市文明靠拢和融合的过程，而从地域上来说，不在于是否进入大中城市，在相对集中或比较集中的地域，如本乡镇、本县和本省范围之内，实现享受现代城市文明，与城市小康社会的无差别的生产和生活方式。”①之所以选择这种方式和路径是基于以下几个层面的考虑：

其一，从现行政策层面上来说，前有“中原经济区建设”、后有“中原梦”，既有国家经济发展方式区域化倾斜的战略支持，又有地方政府对于中原地区跨越式发展的探索，处处彰显中原崛起的壮美蓝图，“三化协调”、“四化同步”、“农业现代化”等措施无疑都给地区的城市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新生代农民工就近城市化提供了可实现的操作平台，是他们实现“城市梦”的千载难逢的机会。

其二，从地区特征和资源上来说，中原经济区建设的区域规划是国家扩大内需的战略，是着力培养的内陆增长极，其看中的正是这个区域战略要地的地域环境优势和中华民族与文明的文化底蕴强势，农业基础的雄厚和劳动力资源的丰富、重要的交通地位和丰富的基础资源。而今“以河南为主体的中原经济区，在国家已批准建立的各类经济区、综改区、实验区中，人口最多，面积最大，功能最全，任务最重。无论是形成国家重要的粮食生产和现代农业基地、建设全国“三化”协调发展示范区，还是构建全国重要的经济增长板块、发挥全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支点和现代综合交通枢纽作用，以及建立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都是事关国家发展大局、事关全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能否如期实现的重大问题。”①在此区域内积极充分发挥资源优势，推进产业链接和服务共享，实现中原城市群内的聚合化、集聚化发展，促进地区内小城镇的建设，增强县域经济发展，将吸引新生代农民工在本地实现转移。

其三，从本地新生代农民工的现状和特点来说，丰富的劳动力输出资源，曾为江浙和沿海等地区的城市化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如今随着沿海地区用工能力的萎缩，这个区域内以远距离迁移来实现城市化的新生代农民工有回迁迹象，并且伴随着小城镇户籍制度的日渐放开，在中原地区实现新生代农民工就近城市化变得更为现实，是城市化成本较低的优化选择，毕竟“在短期之内把大部分农村人口转移至城市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采取‘就地城市化’的途径，建成众多在基础设施，服务水平等方面与城市无异的适宜人居的村镇，或者建设一系列的中心镇，吸引农村人口向镇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