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美育的中国化

中西社会一直存在的时间差与空间差，决定了中、西对美育的理解和功能需求必然不一样。然而由于近现代以来，西方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导致西方的审美教育一直在我国的美育体系中处于强势甚至是主导地位，从而使中国传统的美育资源和方法在现代美育体系中被一步步削弱，具有中国特色的美育理念难以真正形成。而没有中国化的美育，其针对性和实效性必然难以乐观。因此，美育的中国化是完成现代素质教育目标的必然要求。

一、中西美育的精神实质不同：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的差异

不同民族所依存的系统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不同，决定了不同民族的文化类型和精神实质必然会有差异。美国人类学家鲁斯•本尼迪克特在对原始民族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人类文化有日神型文化和酒神型文化两种，且进一步指出日神型文化讲求节制、冷静、理智、不求幻觉。酒神型文化则癫狂、自虐、追求恐怖、漫无节制……它们各有其表达情感的特定方式，而世代相习，形成传统。用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来区分中西文化，可能不一定准确和全面，因为任何的民族文化不可能只有一种精神类型，但却也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两者在本质上的差异。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之一是强调中正和谐、文质彬彬、不偏不倚，主冷静反思，重自我克制。中国传统文化的这样一种理性中和精神使得中国文化的精神内核基本是日神精神。表现在审美领域，从《左传》的“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迩而不逼，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行而不流。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到孔子的“发乎情止乎礼义”， “从心所欲不逾矩”；到《史记》的“满而不损则溢，盈而不持则倾，凡作乐者所以节乐”；到中国音乐“用西方人的耳朵听来，中国音乐似乎并没有充分发挥出表情的效力，无论是快乐或是悲哀，都没有发挥得淋漓尽致。”；再到中国小说“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平易近人的，没有强烈的情欲和沸腾动荡的诗兴……正是这种在一切方面保持严格的节制，使得中国维持到数千年之久，而且还会长存下去。”等我们都可以发现，理性节制的日神精神是中国传统美育的基本特点。西方文化虽然也有强调理智、节制的日神精神一面，但对追求激烈、极致、癫狂的酒神精神的高扬，却也是其文化中极其特色的另一面。这一表现在审美领域更为突出，如早在公元前7世纪的古希腊，人们就用“大酒神节”来祭祀酒神狄奥尼索斯，表示对其精神的遵从与追随；在柏拉图那里，“迷狂”是审美的必备要素“诗人是一种轻飘的长着羽翼的神明的东西，不得到灵感，不失去平常理智而陷入迷狂，就没有能力创造，就不能做诗或代神说话。”；在耶稣那里“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在尼采的哲学中，酒神精神被赞美为是创新、开拓和维持生命力的根本；在易卜生戏剧中“不能完全、宁可没有”；在西方印象派和野兽派等的绘画里，极致的色彩和视觉冲击总是无处不在；在西方的音乐中，高亢激越的音符和肆意挥洒的情感也总是最亮丽风景。因此，酒神精神是西方文化和西方审美的重要特征。

因此，中国化的美育不应追求极致的审美体验，以防人们过度沉溺于感官的刺激中，而对一切的逻辑思维、理性分析、严肃思考缺乏耐心和兴趣，并缺乏对感官慾望的克制能力，从而在放纵中遭受“求不得”的痛苦。就像荀子所说“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者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此大乱之道也”。所以中国化的美育实践应以促进人们内心的和谐为根本。

二、中西美育的思维特征不同：“和合”与“分化”的差异

中国先民的农耕文明群体生存方式，决定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必然是“和合”；西方先民的商业文明个体生存方式，决定了西方文化的基本精神必然是“分化”。中国文化的这一“和合”精神，造成了中国人审美思维具有以下特点：“天人合一”“群几合一”“家国同一”的整体性、直觉思维的模糊性以及思维延展的无边界性。即中国文化往往泯灭和消除了知识和生命、事物与事物、人与神、己身和外物之间的界限，使一切在和合中模糊不清。而西方文化的“分化”精神，决定了西方人审美思维的呈现以下特征：“天人相分”“灵肉相分”“情理二分”“形式与实质二分”的对立性、逻辑思维的专化性以及抽象思维的独立性。即西方文化往往是在强调感性与理性、肉体和灵魂、形式与实质、己身与外物对立区别的基础上，去演绎、阐释和创造。这样的一种文化差异表现在审美领域：首先就是对于什么是“美”，什么是“审美”，什么是“美育”，中西文化解读和界定是有巨大差异的。这是因为如上所述西方文化往往强调逻辑、实证，事物的边界是明确的。因此在西方的思维体系中，“概念”一旦被界定，就可以通过直线式的演绎推理来解释不同情境中的事物。所以黑格尔、康德、席勒等在谈美育理论前都是先对什么是“美”和“审美”等概念进行界定。但如果直接把这些西方美育体系中概念拿来为我所用，往往是不能够很好的契合中国人对美育的认知和理解的。因为中国的汉字与“和合”文化决定了中国人的概念往往不是明确的，而是“情境化的”，即在不同的语境和背景下，同一字、词的意义往往是不同的。如中国传统社会的核心命题，“仁”“义”“礼”“乐”等等其实都没有明确的概念界定，而是具有多义性、活泼性和不可穷尽性。所以，美育的中国化首先要摆脱西方美育体系中的既定概念，重新诠释中国化美育的基本内涵。那么什么是中国化的美育概念呢？根据上述中国文化的特点，中国化的美育不应是一个具体的定义，但作为学术研究，应界定其基本的约束条件：即（1）中国化美育的起点不是“审美”，而是对“美”本身的认可、欣赏和追寻；（2）中国化的美育不追寻极致的、本体意义上的形式美，而是追求由“美”引发，以实现“个体全面发展”和“社会和谐”为最终目的的形式与实质相统一的一种人生美育；（3）中国化的美育不是单一的“艺术教育“、“审美知识教育”、“审美技能教育“或“美感教育”，而是包含艺术教育、美感教育、科学美教育、思想美教育、道德美教育等的全景美育。 我们把具有上述特征的中国化的美育，称为“人文美育”。

三、中西美育的目标不同：追求个体的自由解放和实现民族整体自救的差异

第一，西方现代美育诞生的背景是西方社会在工业化和资本化的高速发展过程中、在启蒙理性的过度扩张下，出现了严重的人被异化、被碎片化以及“理性压抑感性”的现象。所以现代西方美育反抗统一的逻辑、规则和秩序，批判工具理性，肯定感性和欲望，追求个性和差异，以实现个体的自由解放为最终目的。如康德主张通过美育来恢复人身上被现实破坏了的人性的和谐；黑格尔强调通过审美使人获得解放，认为“自由是心灵的最高定性”；席勒认为美育就是“游戏”，在游戏中人获得自由与完整。而近现代的中国，主要任务是要实现民族独立与富强。这决定了近现代的中国美育虽然也会关注个体的自由解放，但个体的自由解放是服务于民族的独立和富强的，其基本的立论思路是“救国先救人，救人先救心，救心必须除欲，除欲靠美育”。所以我们发现即使是强调“审美无利害性”和“美是形式”王国维先生也认为美育的功能在于造就“一人如此，则优入圣域；社会如此，则成华胥之国”；提出用“美育代宗教”的蔡元培先生，其立足点是“非有出世间之思想者，不能善处世间事，吾人即仅仅以现世幸福为鹄的，犹不可无超轶现世之观念”；提出了美育“解放说”的朱光潜先生，其根本目的也是要用美育来“洗刷人心”因为“要求人心净化，先要求人生美化”。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化美育的基本特点必然是“经世致用”。从传统中国到近现代中国莫不如此。

第二，今天的中国虽然也不同程度的出现了康德和席勒时代所面临的“现代化”问题。但今天的中国相对于19-20世纪的西方社会来说，依然有巨大差异：（1）今天的中国，虽然工具理性、实证理性、实用理性也在不断膨胀、扩张并压缩人的感性世界，使当今中国也出现了较为严重的“感性与理性”的冲突。但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偏重整体性的、模糊的直觉思维和形象思维，导致我们的理性精神、科学精神、逻辑思维一直不足（如中国传统社会有算术，没数学；有武术，没运动学；有炼丹术，没化学等）。这样的一种深层思维模式的影响到今天依然存在。因此，中国美育的任务不仅要恢复人活泼泼的情感，也要涵养人的理性精神，即中国美育的根本任务不是要用感性去反抗理性，而是要在美育中要实现感性和理性的融合统一。（2）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宗法族制的社会，是一个以伦理治国的社会。在这样一种社会形态中，宗族、家族的利益和社会的规范、道德总是凌驾于个体的利益和情感之上，导致个体的利益、情感、自由总是被压抑和忽视。这导致中国人形成了长期的“群体”思维习惯和实践习惯。而随着中国商业化、市场化、自由化的不断发展，中国人的主要连结方式也已由“血缘”变成了“业缘”，中国“陌生人社会”的特点越来越突出。这样一来，中国人以前“群体原则”的道德约束和血缘约束被瓦解，加上缺乏“自我管理、自我选择、自我负责”的个人主义传统以及尊重法律的契约精神。中国人面对突如其来的自由、解放有点无所适从。中国社会大量个人主义变成了自我主义，自由主义变成了虚无主义，解放变成了放纵，竞争变成了斗争。因此，在借鉴西方美育观促进个体自由、解放理念的同时，中国化的美育应更多探索美育促进群体、集体和谐的路径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