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社会分层功能的弱化 ——转型期农村教育的根本性危机

    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中国社会从高度同质性的总体性社会走向分化，出现了各种阶层，并且各阶层之间的社会流动速度不断加快，由此带来了社会开放程度的提高。开放社会中的社会流动和分层的标准从过去政治出身、血统等先赋因素依赖转向对后天个人能力、教育程度等获致因素的注重，这为所有社会成员提供了实现自身社会地位改变的机会，学校教育作为个人获得更好人力资本、取得相应知识技能的场所，是每个社会成员实现社会流动的必经之路，与此同时，学校教育作为社会的“筛选机器”，它通过教育制度的层层选拔将不同类型的人分配到高低不同社会位置上，个人和社会的共同努力使学校教育成为社会分层和流动中的根本性动力机制。

  一、学校教育的社会分层功能凸显

    学校教育对于个人来说，主要是通过获得知识、技能和取得与社会地位要求的学历文凭而成为现代社会中个人社会流动的获致因素，尤其社会转型过程中知识更新速度的加快，知识经济社会对于学校教育的依赖性更高，学校教育就成为个人获得职业和社会地位的主要获致因素；从国家角度来看，国家通过日益完善的学校教育制度为其选拔所需人才，并且学校教育选拔在社会选拔的全过程中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个人和社会对于学校教育筛选和地位分配中的中心位置的认同，促使学校教育在日益分化和社会流动加速的社会中的作用更加突出，纷纷将自己最优势的资源集中在教育上。

1、 学校教育与社会职业的联系日益紧密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发展，基于绩效原则的社会人才选拔和任用成为社会用人的主流。从过去的对政治素质和家庭出身的强调到个人多方面能力的重视，从单位制中的“单位人”到市场经济中的相对独立的“社会人”，一种选优任能的工业技术主义用人观念正在形成。这样，社会就需要有选拔人才的机构和培养具有某种职业岗位所需的能力的机构，学校教育本身所固有的选拔和培养功能使其无无疑成为当前这一社会使命的角色承担者。从纵向来看，学校教育制度通过教育分流将不同学习水平和能力类型的学生分配到不同类型和层次的学校中，并在一定阶段使部分学生进入社会，而另一部分学生继续接受某一方面专业能力的培养，如此陆续不断地从学校向社会输出人才，因而，学校教育承担着社会职业选拔的第一筛选器的功能，要想从事某一职业必须首先接受学校的选拔。从横向来看，被筛选进入不同类型学校如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职业学校和普通学校，甚至不同专业，学生在其间接受质量、种类不同的教育，他们所学习的知识和养成的态度、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将要被选入何种职业岗位，这是学校教育与职业岗位的对应原则。社会用人标准的变化带来学校教育选拔功能的加强，而学历文凭则是个人受教育程度的最好标志，它不仅表明个人具有从事该职业的能力和素质，而且学校教育所授予个人的学历资格是一种社会已普遍认可的证书，是已经接受社会子系统之一的学校教育科学培养和层层挑选的结果。学校所颁发的学历文凭成为个人接受学校教育的凝结物和证明书，同时亦成为社会所认可和接受的职业准入证。

    随着专业的分化和个人受教育期限的延长（教育制度的完善），职业选拔越来越多地与学校教育制度内部的选拔重合，天野郁夫认为，学校教育制度内部进行的选拔，在社会选拔的全过程中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其后的“职业选拔”起着预备性选拔的作用，甚至正在部分地取代“职业选拔”。在我国当前社会中，从学校通向社会职业是一条相对封闭的通道，如果没有学校教育的正规训练，即使有一定的能力，也很难得到相应的工作。学校教育的筛选功能增强，并被纳入整个社会选拔制度之内，成为社会选拔的主要组成部分。这表明，我国的社会用人制度正在走向正规化和制度化，但同时亦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唯学历倾向”。

2、学校教育成为社会成员向上流动的决定性因素

    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推动产业结构变化的同时，推动了我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农业社会中社会成员的同质性较高，从事基本相同的生产生活，一个社会成员进入社会需要的是继承前人留下的生产技能和知识，累积实践经验，这些足以能够满足生产生活的需要；而工业社会则是以个人职业分工为前提，专门化和专业化不仅使个人越来越多地依赖于他人，而且由于自身存在的特殊性和不可替代性，专业的训练和培养就显得更为重要。此外，工业社会知识和技术创新的速度加快，不断地进行知识和技能更新成为每一个社会成员实现社会地位获得的必备条件。这使学校教育不仅作为一个知识、技能的培训和筛选机构而存在，而且要培养受教育者未来获取知识和技能的能力。反过来说，在一个工业化社会里，如果社会认同个体的学历（即职业资格），那么它所认同的应该不仅是现有的知识和技能，更重要的是社会成员进一步获取知识、技能的能力。“在我们所能获得数据而加以分析的所有工业化或正在工业化的国家中，对‘谁走在最前面’这一问题的最好回答，就是‘那些获得了教育的人’”。在一个工业化的市场社会中，知识更新的要求和市场条件下的绩效原则促使学校教育的职业地位获得

    工业化程度提高使社会成员的受教育年限必须提高，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同时，由于教育过程和结果作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标准，对所有从事某一职位的人同样都是适用的，因此，学校教育在市场化和工业化的双重转型中对地位获得所能起到的作用就愈加明显，已成为决定社会成员向上社会流动的决定性因素。

二、学校教育对于农村学生改变身份和提高社会地位的作用

    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使社会转型背景的农村社会成员在向上社会流动中面临着更多的障碍。一方面，农民作为社会的底层人员在以再分配为主导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因户籍制度、资源配置、福利保障等方面的劣势地位而较少获得社会流动的机会，同时生活在封闭的农村社会，农民在观念上认为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就是他们无法改变的宿命；另一方面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尽管工业化和市场化带来了较多的社会流动机会，但由于农民缺乏相应的受教育程度（知识技能）而只能从事体力型的劳动职业，面对职业结构的高级化趋势，体力型的劳动职业在工业化社会中的地位必然是处于较低社会地位。学校教育作为市场体制中的社会流动机制无疑为农民及其子女的向上社会流动提供了最好的途径。相对于城市学生而言，学校教育对于农村学生的意义更为重大，不仅要通过学校教育填补与较高阶层后代的先天因素差异带来的鸿沟，获得与其同样的起跑线，而且要在学校教育中取得较好的学业成就，以获得“比较优势”取得相应的职业，以此改变父辈底层的社会地位。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学校教育对于农村学生的向上社会流动具有“双倍效应”。

1、农村学生地位升迁的标准

    按照陆学艺等人较有影响的十大阶层划分来看，农民处于分布在第八、九、十这三个阶层，也就是地位最低的三个阶层，其中以第九阶层的农业劳动者为主体。但是从河南省的实际情况来看，随着外出务工人口的增加，在农村从事农业劳动的多是上了岁数、或因其他原因无法外出的人员，因此，农民工（即陆学艺分层中的产业工人）不论从绝对数量上还是在对农村经济的影响力来看都逐渐成为主体部分。根据笔者在农村的调查，20-30年龄组的青年人有80%以上在外地打工，其余的在农闲时回到本地城区做建筑工人或其他。30-40年龄组的男性外出较多，几乎达到该年龄组男性人口数的90%以上，女性由于外地工厂对于年龄的限制而外出较少。至于第十阶层中的城乡失业、无业人员，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暂时的过渡性群体，具有较大的流动性，与此同时，其中农村青年占有一定比例，而且农民与城市失业、无业人员相比并没有享受最低生活保障。作为农民主体的农民工他们无论在经济地位、权力还是社会声望等方面来说都是处于较低地位，因此，处于社会最低地位的三个阶层中的农民，无论是农民工，还是无业农民，都是处于社会底层地位。

　有研究者认为，农村学生并不是农民，只能说他们是农民的后代。但是我们看到农民这个职业具有极强代际继承性，改革开放后，有92.8%的农业劳动者出身于农民家庭。农业劳动者中有98.4%是农业户口，89.8%居住于农村地区。从农村学生从小所生活的环境来看，更多是接受农村社会传统的农忙耕作等方面的熏陶，而且在目前农村，学生如果不能通过学校教育实现地位提升，他们只能沦为在外地务工的农民。也就是说从其当下或未来的社会地位来看仍可以将他们看作农民。因此，对于农村学生来说，只要有社会流动，就应该是向上的社会流动，因为没有比农民这个阶层地位更低的阶层。结合前面理解，笔者认为，农村学生实现地位升迁的标准是它能够流动进入前面七个社会阶层。成为农民工，从事非农职业，只能看作劳动地域和领域的流动，并不具有社会地位意义上的流动。     

2、教育成为农村学生实现地位升迁的唯一途径

    在改革开放以前，农民改变社会身份和地位的机会较少，但依然有上学、参军、提干和政治运动等。20世纪80年代对于农村学生来说除了上学（教育）之外，仍然有参军、招工、接班等形式使他们成为“公家人”和“城里人”。但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参军、招工等这些途径都逐渐消失，只剩下学校教育这样一条可以使农村学生走出农村的途径。这在一方面表明市场化和工业化社会里对个人能力要求的提高，同时也表明农民子弟不再享有计划体制中制度性因素所提供的向上流动机会，农民子弟需要和其他阶层的后代一样在接受市场经济和工业社会的筛选和安排。

3、农村社会和农村学生对于教育的期待

    “通过读书出人头地”是封建社会的农民走上仕途，改变底层地位的途径，在中国历史上占据了1300年的科举考试，作为中国教育乃至中国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为贫民子弟踏上仕途，走向社会上层，提供了一个向上流动的阶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等格言正是当时通过科举实现社会阶层流动的真实写照。从历史上看，在自然经济主导的社会流动几乎僵硬的传统社会，中国的科举考试应该是个奇迹。相应地，这个观念对于世代农民和农村社会来说成为根深蒂固的情结。在改革开放以前有极少数的农民成为国家干部，这并不是每个农民都有的机会，而随着恢复高考之后大批的农村青年学子投入到为个人理想和前途而进行的高考竞争之中，这对于他们来说，考大学是脱离农村、彻底改变农民身份，成为“国家干部”的最好途径。在王村和塘村的访谈中，我们发现，村里20世纪80年代之前是没有大学生的，恢复高考之后陆续有人开始通过学校教育和考试进入城市，成为村里人人羡慕和敬仰的“大学生”。不仅个人感到骄傲和光荣，而且是整个家族的荣耀。一个人考上学整个家族在村里的地位就有明显提高，因为不仅他个人成为城里人，更为重要的是家人有可能“沾光”。由此看来，通过学校教育改变个人甚至家庭的命运是这一时期农村学生接受学校教育培养和筛选的主要动力。

    这些最先走出农村的大学生给村庄留下的宝贵财产是他们为村里的青少年提供了可供学习的榜样，而且具有极强的激励力量。“我们家没权没势没钱，只能靠你好好读书上学，不然就要像我们一样干一辈子庄稼活儿”，成为很多家长从子女小时候就开始教导的日常话语。农民的艰辛和贫困是农村学生要走出农村的内部推力，而学校教育为他们提供了可以摆脱这种生活的道路。20世纪90年代以来尽管外出打工日益成为农村青少年的主要出路和选择，但无论学生自身还是家长仍然对学校教育报有很高的期望，但这种期待在令人望而却步的高额学费和竞争激烈的重点高中、以及严峻的就业形势面前显得无奈，不得不选择外出打工的道路。其实中途辍学的学生通常绝大多数是在认为升学无望的背景下主动放弃学业，成为自我淘汰者。从这里我们还可以看到，农民由于自身在市场经济和工业社会中的被边缘化的底层地位，渴望自己的子女能够通过学校教育改变现状的愿望依然非常强烈。改变社会地位是他们在艰苦条件下进行教育投入（不仅仅是金钱，还包括精力、时间等）的主要动力，而一旦这种投入看不到结果或者远远超出个人所能承担的能力，则失去了继续进行投入的热情和动力。总结以上两点，我们看到，一方面学校教育在整个社会流动和分层中的作用加强，另一方面，30年来农村学生从对升学的渴望逐渐走向对外出打工的向往，也就说在学校教育的分层功能增强和凸现的同时，农村学生却从学校中主动退出或被学校教育所抛弃，这使我们不得不思考学校教育对于农村学生的意义。因此，对于转型社会中农村学生教育社会流动的关注就成为一个现实而迫切的问题。

    由此可见，获得学校教育机会成为决定个人未来社会地位的关键性因素，这为农村学生改变底层社会地位和边缘化的生活命运提供了机会和可能。那么，农村学生的教育机会究竟有无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化而增加，他们是否真正利用了学校教育这条途径实现了向上社会流动，成为学校教育功能研究的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