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精神的双重叙述及多维意义——查舜小说中的阿訇形象（文学论文）

作者：马豪杰，杨国萍来源：《名作欣赏》日期：2014-09-26人气：958

当代“文化诗学”对文学研究的启示在于，文学研究不能局限于文本解读，是在文学文本解读的基础上，超越审美批评和形式批判的局限，贯通“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探讨文学文本的多元历史文化意义。就此而言，査舜小说对阿訇形象的双重叙述体现着文学、文化、历史的多维意义。

首先，从文学史的一般性规律而言，文学的现代性是世俗化与神圣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即“祛魅”与“含魅”相互碰撞融汇共进的过程。1990年代“含魅”叙述的回潮是对几十年来因“祛魅”叙述而导致的文学反映论的极力批判，也反映了文学艺术宗教情怀的回归。宗教借重于文学之审美特性，使其宣教活动更具象、感性和通俗，因而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文学受宗教形上内涵的融渗，则具有了追问灵魂的深邃和究其本来的境界，因而提升了品味和力度。

萨义德在《东方学》中研究的“想象的东方”[16](p5)使整个东方处于一种被压迫、被抑制的状态，如何“解构”这种西方传统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是当务之急。把同样的问题缩小到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我们的文学也经历了类似的焦虑，莫言的获奖似乎在一定意义上消解了这一焦虑。把同样的问题再缩小到西部，西部文学也难逃此运，整个西部文学在“异域文化想象的遮蔽中”[17](p42)难以走出，无法成为西部世界的真正发现者和表达者。回族文学作为西部文学的一员，因其独特的历史成因更是如此。在强大的“文化霸权”和“权力话语”中，如何突出重围，超越自我，如何实现从边缘到中心的转变，这对回族文学显得迫切而艰难。

作为少数民族作家，必须在自己民族的历史中挖觉最具文学表达效力的基因，善于从人物形象、表达理念、叙事模式等方面创新，从而使民族文学不仅有丁帆所说的“三画四彩”[18](p18)的美学风格，也有赵学勇所说的“西部精神”。[19](p6)最终完成对民族精神特质、人格品质的美学审视和灵魂的艺术重铸，以便提升民族文学的艺术质味和核心竞争力。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普列汉诺夫曾说：“任何一个民族的艺术都是由他的心理所决定的，它的心理是由它的境况所造成的。”[20]作家鲍义志也曾说：“作为一个民族作家，如果缺乏同家乡父老兄弟姐妹那种浓烈的、息息相通的、休戚相关的情感，最终一事无成。”[21](p507)就当代回族文学而言，自张承志和霍达以来，众多回族作家从不同层面展现了各自对母族文化的深刻理解，以及对回族民众从日常生活到精神信仰的精彩描绘。但阿訇作为整个穆斯林生活中的神职人员，他是整个伊斯兰文化的承载者和传承者，因而他的身上也最具有回族文化精髓，所以理应成为回族作家书写的具有文化符码的头号人物。尽管包括査舜在内的当代回族小说家在其创作中有不同程度的塑造和叙写，却并未使其成为当代文学人物画廊中引人瞩目的精彩系列。因此，可以说，当阿訇形象成为不朽的艺术典型出现在中国文学中，那便是回族文学的繁盛之时。只要作家们怀着这样的一种文学史意识和问题意识艰苦创作，必将促进和繁荣回族文学、少数民族文学及整个中国文学。

其次，回族因其独特的历史而成为一个先天丧父、少年丧母的民族，先天失根使他们长期处于一种寻家与还乡的生命进程中，近千年的漫长历史使他们在伊斯兰文化与儒家、道教、佛教及基督教多种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中形成了自己特殊的回族文化体系。在谈到西部人的存在状态时，丁帆说：“一言以蔽之：在路上”。[22](p26)与其说这是西部人的存在状态，还不如说是回族的存在状态更真切。马丽蓉说：

一代代回民的“on the road”，便在他们的身上鲜明地体现出以“路”为本色的“路文化”，这和以“家”为底色的中国传统“家文化”形成了比照与互补。因此，较之维、哈族作家，回族作家创作本身就更具文化的典型意义。因为他们的创作实际就是操汉语进行的一项伊、汉文化相撞互融的精神劳作。甚至可以说，维、哈族作家的创作更具异族异域性地填补民族文学题材空白的意义，而回族作家的创作则更具中外文化联婚结亲的参考价值。[23](p3)

丁俊对回族文化的核心理念概括为“八观文脉”，[24]即，认主独一的宇宙观；两世吉庆的人生观；爱国爱教的政治观；中正和谐的社会观；乐善好施的伦理观；自强不息的生活观；与时俱进的发展观；外清内洁的卫生观。这一方面指出了回族文化的成因根源，一方面概括了回族文化的特色。在当今极具复杂性的文化语境中，如何正面、积极地宣扬伊斯兰文化，实现多民族文化的和谐共存，应是包括阿訇在内的知识界层必须担负的重任。因为阿訇们不仅是伊斯兰文化的继承者，也是其他文化的吸收者，更是回族文化的践行者。只有以阿訇为领袖，带领全体穆斯林共同宣扬与发展，回族文化的兴盛才指日可待，回族文化才有可能在历史的浊流中不被淹没，才能做到文脉的真正不绝，才能实现“一脉文心传万代，千古不变是真魂”[25]的文化理想。

面对民族命运的重重困境，作为民族精英，作家更表现出深层的文化焦虑，试图通过文学的方式极力摆脱本民族被“他者化”的历史险境，便创作出了思想丰富的文学作品和高大的人物形象。顾祖钊说：“形成一部伟大作品的原动力，往往是萦绕作家心头的深刻焦虑，即‘文化焦虑’。”[26]“世俗化、现代化、民族主义、宗派观念和伊斯兰文化的多元化是全球化背景下影响当前中国穆斯林发展的主要因素。”[27]这就意味着阿訇们在全球化背景下又面临新的挑战和使命，加之当下贯彻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语境，因此，对阿訇的知识结构、思维模式、人文素养的全面提升更显迫切。当今阿訇应该像马存惠、林明清和王智斋阿訇一样，认清历史，明辨现实，不断提高自身的各种素质，以德才兼备的人格魅力影响他人和社会。不仅要带领穆斯林从事各项宗教活动，而且要积极倡导穆斯林学习各种形态的文化知识，同时还要积极宣传和贯彻党和国家的各项民族政策和其他国策，始终与党和国家保持一致。只有这样，阿訇们才真正“成为创建和谐社会的促进者”，[28]才真正把“爱国是信仰的一部分”的伟大圣训落到实处。

最后，杨怀中在《回族史论稿》中说：“当代是中华各民族胜利前进的黄金时代。中华各民族在胜利前进中又经历了一段曲折的道路。历史的曲折性降落在各个民族具体民族身上又各有特点，反映在回族身上则是一个时候倡导并推行的民族融合与伊斯兰教的消亡。这种理论一经强制实践，社会便出现混乱，给人们的精神带来痛苦。”[29](p457)这就是说，各个民族因历史的非常时期而承受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苦楚，在民族的记忆深处留下了对历史的痛苦记忆，甚至至今。文学是表现历史、感应历史、触摸历史的最佳方式。查舜的每一部作品（包括散文集《我本是条汉子》）都给我们提供了一种透视历史真相的途径，他对不同历史时期阿訇形象的描绘，使其成为回族不同时代命运的样本或切片。通过阿訇形象的艺术阐释，我们可以较准确地把握历史的本真及发展轨迹。

一方面，反映出特定时期的历史本质。比如《穆斯林的儿女们》中对马存惠阿訇的迫害中，我们既能厘定“文革”的历史性质，又能看出阿訇们在“文革”历史中的生命状态。在那段极“左”的特定历史时期，个人英雄主义极度膨胀，人性扭曲，社会反常。整个话语世界高度一元化，政治是人们从物质领域到精神领域的核心命题。宗教话语不仅没有存在空间，而且作为封建迷信的毒瘤深受打击。因此，作为穆斯林神职人员的阿訇们身受其害便不足为奇。阿訇们的生活因病态的社会而呈现变态之状，精神层面上却在反思黑暗历史本质的前提下，寻求民族发展的可能之路。再如《青春绝版》中，通过林明清阿訇对女婿乐文村的特殊疼慈之爱，侧面反映了民国年间西北一隅的人世沧桑的历史本象：军阀横行、混乱、民不聊生、青春无助、人性畸形。

另一方面，反映出特定时期回族民众所经受的历史创伤。在所谓“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指导下，极“左”政策的执行者提出了“党团员带头养，贫下中农分配养，五类分子强迫养”的口号。阿訇作为“五类”分子之一，被强迫养伊斯兰文化禁忌的猪。执行者的理由是：《古兰经》没有规定养狗，你们把狗都养了，能养狗为什么不能养猪？这样做一方面可以改造他们的“封建迷信”思想，一方面可以达到“易俗”而同化的目的。査舜对马存惠阿訇和王智斋阿訇养猪事件的描写是对这种生活的艺术化反映。清真寺作为回族民众从事正常宗教活动的主要场所理应受到保护，然而在特殊的历史时期，被拆毁，或改作机关。这极大打击了回族的精神信仰，并在心灵深处造成了难以愈合的创伤。而且适得其反的是，这样的做法却又加深了回族宗教信仰的信念和民族凝聚力。杜石朴到乡镇办事摘掉白帽子，到村子里又戴上白帽子，这种喜剧式细节是回族底层“干部”尴尬处境的映射。同时，也折射了回族在极“左”历史时期生存的艰辛。

査舜着眼于历史和现实的结合点上对阿訇形象的艺术刻画，也是对回族命运的一种侧写。只有在清理历史的积淀中，才能吸取沉痛的经验教训，提高我们的理论水准和政策水平，才能使民族充满希望。因此，杨怀中说：“一个经历了艰难困苦的民族，能够从他所经历的艰难困苦中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不至殃及子孙，祸至后代，这个民族将是一个有希望的民族。”[30](p457)

《古兰经》队伍章中说：“有知识的与无知识的相等吗？惟有理智的人能觉悟；真主的仆人中，只有学者敬畏他”。[31](p327)查舜站在这样的高度，践行着“笔走龙蛇为了情”[32](p196)的苦难而传奇的人生道路。他对民族精神的双重叙述，对民族命运的艺术观照，通过阿訇形象得到了独特而又精彩的呈现，必将有助于我们的人性趋于完美。因为“真正的完美的人性应该既有俗性，更有神性。惟其如此，生命之舟方可在俗性的惊涛骇浪中高扬神性的风帆奋勇前行。”[33](p105)

参考文献：

[16] 王岳川：《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

[17] 李兴阳：《中国西部当代小说史:1976—2005》，安徽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2页。

[18] [22] 丁帆主编：《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页，第26页。

[19] 赵学勇、孟绍勇：《革命•乡土•地域——中国当代西部小说史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山西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6页。

[20] 马有义：《民族审美心理与中国西部民族文学》，《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第1期。

[21] 鲍义志：《呜咽的牛角号•后记》，青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07页。

[24] [25] 丁俊：《中伊合璧，文脉不绝——回族文化的核心理念探析》，《回族研究》2007年第4期。

[26] 顾祖钊：《文化诗学是可能的和必要的》，《文艺争鸣》2011年第7期。

[27] 马强、胡群琼：《全球化背景下中国阿訇面临的挑战与使命》，《青海民族研究》2011年第1期。

[28] 于文广：《阿訇应成为创建和谐社会的促进者》，《中国穆斯林》2007年第6期。

[29] [30] 杨怀中：《回族史论稿》，宁夏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57页，第4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