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异化”与翻译的政治——翻译论文

    鲁迅不仅是著名的文学大家，在翻译方面也有极高的造诣。在鲁迅的文学生涯中，翻译一直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贯穿始终。在20世纪20、30年代，“归化”成为翻译的主流之际，鲁迅却逆主流而动，选择“异化”的翻译策略，主张“直译”，坚持翻译“以信为主，以顺为辅”，反对“顺而不信”。在他与反对派赵景深等人的论战中，他曾说过：“我是至今主张‘宁信而不顺’。”鲁迅的“异化”策略绝非出自偶然，也绝非是他语言功底欠缺，无法做到“归化”，而是意识形态这只无形的手在起作用，是其意识形态中的政治因素影响着鲁迅的翻译策略。

一、归化与异化翻译策略的定义分类

    1813年，德国翻译理论家施莱尔马赫在《论翻译的方法》中提及：翻译的途径“只有两种：一种是尽可能让作者不动，而引导读者去接近作者；另一种是尽可让读者安居不动，而引导作者去接近读者”。（pp.41-42）在这里，施莱尔马赫只是描述解释了这两种方法，并未命名。1995年，美国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在《译者的隐形》中，将前者称为“异化法”，将后者称为“归化法”。(Venuti,1995:20)概括地说，为传达原文的内容，异化法要求译者尽量采取接近于作者所用的源语言表达方式，而归化法则主张译者向目的语读者看齐靠近，并采用目的语读者习惯的目的语表达方式。从定义分类不难看出，异化与直译大致相当，而归化大致相当于意译。

    从文化视角来看,所谓归化就是用本土的文化去影响进而同化掉外来文化,而异化则是利用外来文化影响和改造本土文化。而就促进文化间的交流与了解来看，异化的策略无疑是积极的、开放的，有助于消除种族中心主义和文化的固步自封、夜郎自大。

二、鲁迅的 “异化”翻译策略及其影响

2.1鲁迅的“异化”翻译策略

    青年时期的鲁迅一开始深受林纾、严复的影响，采用了清末流行的归化翻译策略，然而在其赴日本留学期间受到歌德和施莱尔马赫翻译策略的影响，倾向于选择异化翻译策略，甚至于有些情况下看似极端地主张保存“洋气”，“宁信而不顺”。他在《且介亭杂文二集》中说：

    “动笔之前，就先得解决一个问题：竭力使他归化，还是尽量保存洋气呢？……只求易懂，不如创作，或者改作。”“如果还是翻译，那么，首先的目的，就在博览外国的作品，不但移情，也要益智，至少是知道何地何时，有这等事，和旅行外国，是很相像的：他必须有异国情调，就是所谓洋气。……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但这保存，却又常常和易懂相矛盾，看不惯了。……我是不主张削鼻剜眼的，所以有些地方，仍然宁可译得不顺口。”

    鲁迅所谓的“易解”，即通顺易懂，符合译入语即目的语语法，属于归化译法；另一方面他又指出，译作应该“尽量保存洋气”，从而“保存原作丰姿”，即忠实，属于异化的范畴。这个“忠实”也即“信”，是从内容到形式完全的、充分的忠实，换句话说，就是忠实于原作这个由内容与形式融合而成的统一体，包括对原作的一切构成要素（如：语言、超语言、艺术等要素）做到全面的忠实。关于翻译,鲁迅坚持主张“直译”，有些情况下，甚至于主张“宁信而不顺”, 其实，就是主张异化。异化就是接受源语言文本中所用的语言（外来语言）和外来文化差异,使读者置身于异国情调中。而主张“保存洋气”，是为了“益智”，增加国民知识和眼界。鲁迅曾感叹中国言语（文字）的穷乏，提倡引进西方语言的一些句法结构。他认为翻译“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 。（王秉钦2003：118—120）

    鲁迅先生主张保存“洋气”,不是生搬硬套外国货,而是有目的地吸收外语的新表现法,丰富汉语,促进两国语言的接近与交流。通过语言的翻译与注释,介绍外国文化、历史、宗教、神话、民间传说、历史典故、习俗等,促进文化交流。

2.2鲁迅的“异化”翻译策略的积极影响及后果

    鲁迅提出翻译双标准“易解”与“丰姿”是归化和异化的有机结合，主张“兼顾着两面”，为了达到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和传播这一目的，保留原作的“丰姿”、“洋味”，表现出“异国情调”。可能一时间使读者感到不顺、不习惯，但能增长民众的眼界和见识。西方的语法结构有助于丰富汉语言文化。异化的策略有利于文化间的交流了解, 有助于克服夜郎自大的民族中心主义和文化自恋情结，从而达到唤醒国民的目的。

三、意识形态，政治与翻译

    西班牙著名学者玛丽亚·维达(Maria del Carmen. frica Vidal)在其作品中如是阐述意识形态与翻译之间的关系:“译者的意识形态、赞助人的意识形态和译作待出版的出版中介的意识形态,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它们足可以改变产品的最后形态。” (p.85)意识形态的影响足以导致翻译成为某种意义上的“改写”，成为传递某种意识形态的手段和媒介。

    美国翻译理论家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在谈到意识形态对翻译过程产生的影响时颇有见地的指出:“翻译过程的任何一个层面均清楚地显示:如果语言上的考虑与意识形态和(或)诗学观点相冲突的话,后者往往会胜出。”(p.39)而实际上，意识形态因素还制约着诗学观点。由此可见,在翻译过程中的意识形态因素的作用不容忽略。

    翻译是跨学科的社会活动,它不可避免地与社会意识形态有着复杂的关联。而意识形态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社会政治因素对翻译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在翻译活动中政治因素不仅影响翻译策略、翻译题材的选择,而且还影响译者的选词和评判译文的标准；同时，翻译反过来又服务于社会政治。

四、从翻译的政治来看鲁迅的“异化”翻译策略

    鲁迅对归化翻译策略的先热后冷，之后在翻译策略上朝异化策略转向，直至最后他对过于使用归化策略的批判与否定,这一系列的转变绝非偶然，也绝不是其语言功底不够深厚，做不了“隐形的译者”,而是其意识形态中的政治取向在起作用。政治取向影响着鲁迅在翻译策略上的转变及对翻译文本的选择。“选择——抛弃——再选择”，这一过程在那个时局动荡不安的年代不自觉地染上了政治的色彩。鲁迅作为左派文人的代表,对洋务派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旨在维护封建传统的改良思想深恶痛疾,他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国家落后、民族颓废的根源和国民的病根,坚决主张毫不怜悯地粉碎这种改良思想。凭借着他对政治的敏感,以及对翻译作为引进新思想、建设现代文学的重要手段的理解,用他的翻译观和翻译实践体现出现实政治与翻译政治的不对等性。

    鲁迅在翻译策略上的这种转变被韦努蒂（Venuti）称作是从“顺从”向“抵抗”的转向。这种“抵抗”不仅是一种文体模式的反抗，更是一种政治上的反抗。鲁迅的翻译观与他对文学与政治的理解是密不可分的。正是基于这种理解,他才能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提出这个广为后人引用的有关翻译的比喻：“人往往以神话中的Prometheus比革命者,以为窃火给人,虽遭天帝之虐待不悔,其博大坚忍正相同。但我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 (P.385)、

五、结语

    翻译不是一种单纯的语言转换，翻译至始至终都渗透着译者的意识形态的影响。政治取向作为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之一，对翻译的影响不容忽视，它影响译者对翻译策略的选择。而鲁迅翻译策略的转变及其对 “直译”也即“异化”的执着，甚至提出“宁信而不顺”，这正是其政治取向在起作用的表现，那绝不是仅用传统理论里的“忠实”标准所能解释得了的。

参考文献

[1] Schleiermacher, F. (1813/1992) ‘On the different methods of translating’ in R. Schlute and J. Biguenet(eds), 1992.

[2] Venuti, Lawrence: TheTranslators’ Invisibility[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3] 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 王秉钦.20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 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118—122

[5] Vidal Maria del Carmen. frica. (Mis) Translating Degree Zero: Ideology and Conceptual Art[C] // aría CalzadaPérez.Apropos ofIdeology:Translation Studies on Ideology-Ideologie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2003.

[6] Lefevere, André.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M ].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1992.）

[7] Venuti, L. The Scandals of Translation[M], London and NewYork: Routledge, 1998.

[8] 鲁迅.鲁迅译文集[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