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俊翻译思想研究的生态翻译学视角——翻译论文

一、引言

    生态翻译学是探讨文本生态、翻译生态和翻译群落生态及其相互作用、相互关系的跨学科研究[1]（胡庚申，2011:96）。其核心理论是翻译适应选择论，翻译原则是多维度的选择性适应与适应性选择，翻译方法为“三维”转换。建立在自然生态研究基础上，生态翻译学的研究理据是翻译生态与自然生态具有极大的关联性，类似性和同构性。因此它的研究内容涵盖了生态范式，关联序列、生态理性，翻译生态环境，适应与选择等诸多范畴，并且把翻译生态系统内翻译主体间的相互关系等内容作为研究重点。因此，生态翻译学拓宽了翻译研究的学科内涵，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李文俊是我国著名翻译家，长期从事《世界文学》编审工作，译介了大量西方文学作品。他尤其以翻译福克纳的作品闻名译界，被称为福学专家，重要译作有《喧哗与骚动》、《押沙龙，押沙龙！》、《我弥留之际》、《去吧，摩西》等。他也是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加拿大小说家爱丽丝·门罗作品《逃离》的唯一中文译者。他的译作特点鲜明，忠实流畅，得到广泛关注和研究。目前，众多学者从意识形态、女性主义、多元系统等视角对他的翻译作品作了深入研究，但尚有较少成果从生态翻译学的视角研究他的翻译思想。因此，本文拟从生态翻译学视角来分析他的生态整体观、生态观中的共生互生关系和翻译生态系统具体内容和相互关系。

二、. 兼顾主流文学与边缘文学，体观了翻译生态整体观

2.1兼顾主流文学与边缘文学

    系统的生态整体观形成于20世纪，以利奥波德、罗尔斯顿和奈斯为代表。该理论把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低位。强调要维持、保护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谐度，实现整个系统的相对稳定、平衡和持续[2]。作为生态学的首要特征，整体观贯穿于生态研究的各个环节，生态翻译学明确提出了生态翻译环境的概念。在讨论生态理性时认为，应关照不同生态系统之间的关联及其整体性，主张通过主客体间互动，实现翻译生态的动态平衡。

    李文俊的翻译成果丰富，在选材上既聚焦主流的文学，又兼顾非主流国家文学，展现了浓厚的生态整体性意识。文革前，先是翻译现代派文学鼻祖卡夫卡的变形记，文革后出版发行，影响了众多读者的阅读趣味。之后，李文俊接触了美国作家海明威和福克纳的作品。众所周知，美国文学是世界文学的主流生力军，海明威和福克纳又都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于是，他就尝试翻译海明威的《丧钟为谁而鸣》，虽没有发表，但他的翻译视角已经紧紧盯上了美国文学这块沃土。此后他开始动手翻译福克纳的作品，走上了美国文学翻译的全盛期。他醉心于福克纳作品的人道主义和人文关怀，先后译有《喧哗与骚动》、《我弥留之际》、《去吧，摩西》、《押沙龙，押沙龙！》。甚至在2001年又重译了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他还在间隙翻译了《爱玛》等英国文学的杰作。

    虽然如此，李文俊也不是从美国文学中抽出身来，兼顾一些非主流文学的国度和作家作品。1999翻译了加拿大作家法利•莫厄特的散《雪》，2009年翻译了门罗《逃离》。作为翻译家李文俊被认为是美国文学翻译的佼佼者，但2013年爱丽丝·门罗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后，很多读者才知道他是门罗作品《逃离》的翻译者。现在我们知道，门罗在英语小说界的地位早已确立，被誉为当代契诃夫，“当代短篇小说大师”。由此看来，李文俊也就对艾丽丝·门罗的短篇小说了解甚多，早就将翻译视角投到了非主流国度的文学园地。这就使整个翻译生态系统实现了前文所述的多样与平衡。

2.2由艰深的严肃文学翻译到明快的儿童文学翻译

    不仅如此，李文俊的翻译选材也在随着译者的自身状况不同而有所变化，这是译者对翻译生态系统的自动适应和选择。根据翻译适应选择论的观点，译者既要适应，又要选择。适应中有选择，即适应性选择；首先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其次是译者对译文实施选择。通过适应与选择，译者求得身份认同，同时，译品求得价值认同。作为译者，李文俊主要经历了由翻译艰深的严肃文学作品到翻译明快的儿童文学的适应与选择历程。

    李文俊在上世纪1965年到1999年间，几乎全部精力放在美英等文学大家的经典作品翻译上，作品或幽默，或严肃，或易懂，或艰涩。但都是小说，阅读对象都是文学爱好者，成人读者。但2000年后，他有意识地选择了儿童文学作品来翻译。2001年翻译了以色列作家尤里·奥莱夫的《鸟雀街上的孤岛》，2004年翻译英国作家伯内特的《小爵爷》，2007 年又翻译了伯内特的《秘密花园》。儿童文学，整体而言，理解和翻译能力比严肃文学要求低，这与李文俊的自身条件不无关系。上世纪35年间，是他的翻译黄金期，精力旺盛，能啃得动大部头，连钱钟书先生认为“吃力不讨好”的《喧哗与骚动》他都迎难而上，勇往而前。65岁时仍毅然拾译《押沙龙，押沙龙！》。原因很简单，就是为原作者“迟暮的悲哀”圆梦。自此后3年 “每天仅得数百言。二三个小时过后，那剪不断理还乱的长句便让人掷笔兴叹” [3] (127) 。即便如此，他也欣然这险峻艰涩的小径奋然前行，令人敬佩。随着时间的推进，他身体有恙，翻译节奏有所下降，儿童文学作品的翻译和整理出版他的福克纳译作成为他的主业。从这层面上看，李文俊对儿童文学的选择，适应了自我健康状况，既能译介经典作品，又不用如前般艰抗压力，实现了选择性适应和适应性选择，也产出了整合适应选择度高的翻译作品，令人敬佩。

三、创作、翻译与研究共举，实现了共生与互生的生态翻译观

    翻译生态整体观认为，翻译主体间是和谐统一、相互促进、共生互生的生态关系。翻译主体间原初的关联性使得翻译主体间、原作与译作、原语世界与译语世界之间可以互相进入对方内部构成对方本性的一部分或全部。各主体间既讲求竞争，又强调和谐共生[4]。

    从横向来看，李文俊翻译实践与他的文学创作诚然实现了这种共生互生的关系。首先，他的文学翻译得益于文学创作。由译而文，著译并重，是五四以及往后新文化译人孜孜以求的传统。李文俊从小喜欢文学，“吮吸着翻译作品的乳汁长大”[5]，擅长写散文。它在翻译间隙，笔耕不辍。先后结集发表了散文集《妇女画廊》、《纵浪大化集》和《寻找与寻见》。作品文笔纯熟。他曾自言，“我自己也写一些小东西”，“在写的过程中，我宣泄了自己的苦闷，玩味着些许的创作喜悦，也就是说，是在实现我儿时的文学梦” [3]（35）。不可否认，译笔的好坏与写作水平的高低有较大联系，李文俊的翻译水平也必然在文学创作中得到提高，由此看来，二者是共生互生的关系。

    其次，他的文学研究是对文学翻译的反刍。李文俊在外国研究所工作的经历给他极大的自由去阅读美英文学巨著。作为译者与编辑，他经常边译介边研究研究，在翻译作家作品前后，还会编译、撰写作家传记及其作品的外国评论，帮助读者理解作家和作家作品。1980年出版了《福克纳评论集》，2001 年出版译著《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2003 年出版了《美国文学简史》和《福克纳传》。这都他对福克纳作品翻译之后后的综合性译介和研究。毫无疑问，边译边研究对他的翻译事业既是总结，也是升华，也实现了翻译与研究的共生与互生。

四、 翻译思想与实践的统一达到了翻译生态环境的和谐统一 

    翻译生态环境指原文、源语和译语所构成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翻译生态环境涉及源语、原文和译语系统，是译者和译文生存状态的总体环境[6]。翻译生态环境和谐时，大环境翻译主体间能和谐共生，原语系统和译语系统相统一。从小环境来说，译者自身内部也能相互协调，不应出现较为明显的矛盾。这里就译者自身的理论和实践是否一致加以探讨。

    在翻译本质上，李文俊认为创作不易，翻译亦难。作家写熟悉的事物，经过锻炼之可达到一定水平，译者则要面对各种无法预料的难题。作为译者，他自认为译者是行人寥落的小径上的快乐行者。在这条小路上，他一走就是半个多世纪。他的翻译历程跨时极长。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是学习及传承期。20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末，是李文俊的创作及翻译高潮期。从21世纪至今，主要从事儿童文学作品翻译和整理出版他的福克纳译作。它的翻译实践告诉我们，不管翻译有多难，他都走过来了，并且享受这痛并快乐的感觉。

    在翻译策略上，他认为译者应当选择归化，使译文与读者的阅读水平相符。“文字既要精练讲究，又不能欧化、跳跃得使一般水平的读者看不懂。总之，要务求使我国今天的读者读后的感受与19 世纪英语读者的印象大致相等”。[6]（35）请看加拿大作家门罗作品《逃离》中的例子：

原文：A bedtime story, in which the details were important and had to be added to every time…[7]（10）

译文：这是卧室里的闺中腻语，所有的细节都很重要，而且每次都要添油加醋……[8]（14）

    原文中A bedtime story直译为“睡觉前在床上讲的那些故事”，但作者为了让读者明白这是夫妻间调情的话，用了闺中腻语一词，引人联想，效果明显。同样，add一词原意是增添、增加，这里译者把add 一词转译为四字成语添油加醋。这种处理不仅把原文的意思讲述清楚。并且，四字成语的应用，符合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是典型的归化手法。很明显是受到了他的归化策略翻译思想的指导。

    在翻译方法上，他建议用直译，因为译文必须忠实于原文。忠实于译文不仅是对形式的忠实，更重要的是对灵魂的忠实，尽可能地使读者透过译文欣赏原文，达到真正的功能对等。李文俊译文中经常穿插方言俗语，他自己说，“我翻译所使用的语言，有人觉得太杂，其中既有粤语，也有上海闲话和北京土腔。不妨交个底，这是跟萧乾学的”[6]（56）。再看《逃离》中的例子：

原文：And even the regulars that they counted on were taking time off for holiday trips…[7]（6）

译文：即令是两人视为命根子的长期班老学员现在也大都出外度假去了……[8]（3）

    原文的counted on 原意为指望某个东西，强调那些老学员对他们马场收入至关重要。这里counted on被译为命根子。命根子在中国是方言俗语，指最重要或最受重视的事物。译者通过这个俗语的应用，拉近了读者与作者的距离，使读者易于接受原文的意思。由此看来，李文俊的翻译思想与翻译实践不仅不相悖，反而十分吻合。对他而言，翻译理论指导着翻译实践，翻译实践反过来又印证了翻译理论，两者是良性互动关系，实现了生态系统的和谐统一。

五、结语

    综上所述，从生态平衡的角度出发，李文俊的译品选择既聚焦于主流的美国文学与主流作家，同时，在崇尚多样性的前提下兼顾了非主流国家和作家的作品，实现了整体上的翻译生态平衡。译品选材由严肃的艰深文学到明快的儿童文学，译者的适应与选择得以华丽转身。他自己阅读大量翻译作品，又从事外国文学译介，并不断进行文学创作，三者相互影响，互相促进，实现了共生与互生。他主张归化与直译，并且在翻译实践中得以严格执行和集中体现，从整个翻译生态系统来看，实现了和谐统一。

参考文献：

[1] 胡庚申. 生态翻译学：生态理性特征及其对翻译研究的启示[J]．中国外语，2011（06）：96

[2] 王诺. 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J]．南京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4）：39 

[3] 李文俊.纵浪大化集[M]．北京:九洲图书出版社，1997: 127

[4] 宋晓春. 冰心翻译研究的生态途径[J]．湖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2(2):105 

[5] 李文俊. 寻找与寻见[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 ：97

[6] 胡庚申.生态翻译学的研究焦点与理论视角[J].中国翻译, 2011,(2):7

[7] Alice Munro. Run Away[M]．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4 

[8] 门罗著，李文俊译. 逃离[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