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期用工模式、产业布局失衡与农民工“短工化”——基于我国产业发展的视角

一、引言

    农民工是具有农村户口却在城镇务工的劳动者，是我国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下进行工业化、城市化的产物。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农村劳动力开始大规模进城务工，截止目前，我国农民工数量已达2.6亿人，构成了产业工人队伍的主体，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与此同时，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推进，就业结构乃至劳动力市场急剧变迁，劳动关系逐渐趋于灵活化，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行业之间的流动就业也成为农民工的重要群体特征。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就业流动更为频繁，据统计，新生代农民工中仅有20%在城市稳定就业，近80%处于不稳定状态〔1〕。农民工的这种就业不稳定现象被称为“短工化”，亦被媒体形容为“旅游打工”、“工漂”等。在我国“民工荒”问题趋于常态化，城市化成为时代主题的背景下，深入分析农民工“短工化”的缘由，探讨如何促进农民工稳定就业具有重要意义。

二、农民工“短工化”研究简述

    “短工化”是指农民工群体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持续时间短，流动性高的一种现象。“短工化”现象由来已久（郑功成，2012年）〔2〕，而随着新生代农民工渐成主力，“短工化”趋势愈演愈烈，渐趋常态化。2012年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发布的《农民工“短工化”就业趋势研究报告》显示，“干不长、频跳槽，发展空间小、努力成效低”，是当前农民工就业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农民工每份工作的平均持续时间不到2年，而新生代农民工“短工化”趋势更加明显，“80后”、“90后”农民工一份工作的持续时间仅有1.5年和0.9年。

    农民工频繁更换工作，企业被迫频繁地招聘、培训，不利于企业建立稳定、高素质的人力资本队伍，更不利于农民工自身的职业发展及其市民化。农民工为何会“短工化”呢？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分析，主要形成了以下几种观点：一是城市化滞后论，该观点认为我国快速的工业化未将农民工市民化，农民工在城市缺乏归属感，无法在城市稳定就业（郑功成，2012）；二是薪酬待遇较低论，认为“短工化”的关键原因在于待遇（黄春景，2012），农民工为追求更高的待遇不停的变换工作；三是劳动力供需关系逆转论，认为近几年我国劳动力需求旺盛，频繁出现的“民工荒”现象表明我国近似无限供给的劳动力资源变得越来越稀缺（章灵，2012），农民工的就业选择权逐渐加强；四是农民工代际差异论，认为“短工化”折射出新生代农民工的多重诉求（张西流，2012），是其个性彰显和理性选择的结果（黄闯，2012）；五是农民工职业技能水平较低论，农民工通常不具备专业性较强的工作技能，他们通常面对的都是一些不可替代性差、门槛相对较低的工作岗位，跳槽较为容易（章灵，2012）；六是旅游打工论，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对职业、人生缺乏规划和定位，把打工当作旅游，加剧了“短工化”的趋势。

    以上观点从农民工群体特征、劳动力供需等角度分析了“短工化”的成因，均有一定的道理，但无法解释我国现阶段农民工“短工化”的产业根源。本文认为，我国产业发展整体水平较低，部分企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利润空间小，为降低人工成本企业偏好采取有弹性的短期雇佣制度，不利于农民工的职业发展和稳定就业；加之我国产业布局与人口分布失衡，农民工的就业迁徙成本较高，加剧了农民工的就业流动性。因此，我国产业发展层次低、布局不合理是引发我国农民工“短工化”的深层次原因。

三、我国产业发展现状及其对农民工“短工化”的影响

    经济发展包含产业发展，产业发展又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和强大动力。产业发展既是指具体产业的产生、成长、繁荣和衰亡的过程；也指产业总体的各个方面不断由不合理走向合理、由不成熟走向成熟、由不协调走向协调、由低级走向高级的过程，也就是产业结构优化、产业布局合理化的过程〔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加工制造业迅速崛起，产业总体发展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产业结构中三次产业的比重由一、二、三的比例结构逐渐演变为为二、三、一的比例结构。2012年，我国一、二、三产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分别为：10.1%、45.3%、44.6%，第二产业的高速发展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量。1980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仅占世界的1.5%，到2010年，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产值中的比重上升到19.8%，超过美国的19.4%，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

    然而，在欣喜的同时，我们还应当看到，我国的产业发展整体水平较低、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为：一是第二产业大而不强，劳动密集型产业比例较高但附加值较低，大量的加工制造企业处于全球行业价值链的低端。美国《商业周刊》曾披露，中国数百万家制造业企业中，能做OEM（代工生产）的有几万家，能做ODM（原始设计制造商）的不过几千家，既能做ODM又有自有品牌的不过几十家。一份关于苹果iPhone的利润分成显示，2012年苹果公司每卖出一台iPhone，就独占58.5%的利润，原物料供应国占21.9%，屏幕、电子元件等主要供应商分得了4.7%利润，而中国大陆劳工只能从中拿到1.8%的利润。二是产业布局与劳动力分布不匹配，加工制造业过于集中在东南沿海。改革开放以来，东南沿海地区利用政策优势积极引进外资，聚集了大量加工制造业，但与此同时，人口并没有相应集中，造成区域间产业与人口分布高度失衡（蔡翼飞、张车伟，2012年），比如，1978-2010年间东部地区GRP（Gross Regional Product）占全国的份额从50.2%提高至57.3%，而人口份额由38.2%提高到41.3%，后者提高幅度远小于前者〔4〕，然而，中西部地区人口份额下降幅度却低于产业份额下降的幅度。因此可见，产业布局与人口分布之间的不匹配程度不断扩大。

1、产业发展低端化致使企业偏好短期用工模式

    如上所述，我国第二产业大而不强，大量企业处于国际产业链条末端，企业要在利润率极低的产业发展中盈利，只能通过降低人力资本成本的途径。廉价的“中国制造”造就了廉价的中国劳动力，直到2011年，农民工的平均工资才突破2000元，我国的用工成本仅为美国的十分之一。另一个角度，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13年《社会蓝皮书》的数据，中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偏低且呈现出下降趋势，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由2004年的50.7%下降到2011年的44.9%。从国际比较看，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世界平均水平为50%～55%。这说明，我国相当一部分经济增长是以压低劳动者报酬为代价的。

    在此背景下，企业为了降低用工成本，偏好具有弹性的雇佣制度，往往采取“接到订单就招人，完成订单就炒人”的短期用工模式。据半月谈社情民意调查中心调查显示，近半数新生代农民工以“短期合同工”(27%)、“临时雇佣员工”(17%)等形式从业，受雇为“正式员工”的仅占39%。如此一来，农民工对企业缺乏归属感，既无法获取稳定的收入，更看不到晋升的前景，为追求更多的务工收入，农民工自然会倾向于不断更换工作单位，或者宁愿打“短工”，干完活就拿钱〔5〕。企业也无法建立一支稳定、高效的劳动力队伍，而且还会受到劳动力供给波动的影响。

2、低技术劳动岗位为农民工“跳槽”提供了“便利”

    根据产业发展理论，什么样的产业提供什么样的就业岗位，中国大量低技术、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业只能向劳动者提供低技术的普通劳动岗位。这些普通劳动岗位在行业需求上以制造业及与其相关的物流业、初等的服务业为主。根据《2012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农民工就业以制造业、建筑业和一般服务业为主（表1）。同样，我国技术工人结构状况也印证了企业用工需求的低水平，据三星研究院的统计，目前中国技术工人中，初级工占60%左右，中级工占35%，高级工仅为3.5%，是典型的金字塔型。而发达国家技术工人中，高级工占35％，中级工占50％，初级工只占15％。

表1：农民工从事的主要行业分布    单位：%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2012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可见，由于我国制造业发展水平较低，企业提供给农民工的工作岗位大多是简单重复性的体力劳动或一般性的服务工作，这些工作岗位技术含量不高、对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和职业培训要求较低，农民工易于学会和适应，变换工作较为容易，从而加剧了“短工化”的趋势。

3、产业布局与人口分布的失衡加剧了农民工就业“短工化”

    我国的农民工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在本地就业的农民工，另一类是转移到异地就业的农民工。由于我国产业布局不合理，制造业聚集的东南沿海地区需求大量农民工，根据“推-拉”理论，中西部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的向东部发达地区转移就业，形成了异地就业的农民工队伍，目前大约有1.6亿人。农民工就业在东部，而他们的家却在中西部。于是，大量农民工穿梭在东部与中西部的城乡之间，增加了劳动力的迁徙成本，更不利于稳定就业。尤其是春节，大多数农民工都要回家与家人团聚。这种候鸟式的迁徙，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有人统计说，2012年春运在40天内转移了地球三分之一的人口，而这其中35%的人口都是在城市务工的农民工。然而，春节后，多数农民工又要做出两个选择：是外出务工还是在家务农；如果外出务工，是继续从事原来的工作还是更换工作。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调查，每年仅有大约60%的返乡农民工明确表示春节后要继续外出务工，这些准备继续外出人员中，超过四分之一的农民工不打算回原企业工作，需要重新找工作〔6〕。可以说，春运的来来回回，打破了企业原有的生产秩序，农民工候鸟式的迁徙就业也使得这一时期成为“跳槽”、“重新择业”最为集中的季节，“短工化”现象尤为突出。

四、结论与对策

    综合上述分析本文认为，消除农民工“短工化”，实现农民工稳定就业，有待于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具体来讲，就是东部发达地区加快产业升级，中西部地区积极承接产业转移，同时提高农民工的技能水平，为产业发展提供高素质的人力资本。

1、东部地区应通过产业升级，为农民工提供良好的职业发展环境

    根据产业梯度转移的理论，当依靠“低成本-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经历一段时间的充分发展，利润空间逐渐丧失的时候，就应该进行产业升级，同时，将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向其他地区转移。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我国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程度已遥遥领先于中西部地区。同时，土地、劳动力等生产成本也越来越高，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传统优势已逐渐消失。因此，东部地区要进一步发展，应该充分利用其资本、技术密集的优势，推动产业升级。

    为加快东部地区产业升级，政府应该出台相关政策，比如，通过提高劳动力、土地、环境保护等东部地区的生产成本，进一步压缩低端产业的利润空间，迫使低端产业迁出东部发达地区。同时，积极引导企业发展高技术、高附加值、高服务性制造业和第三产业，注重自主创新，走品牌化发展道路，从而获取更高的利润和更广泛的发展空间。这样，一方面可以减少对异地农民工的依赖，缓解劳动力的供需矛盾；另一方面高技术产业有利于企业转变用工模式，注重人力资本队伍建设，有利于农民工的职业发展和稳定就业。

2、中西部地区通过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实现农民工就地稳定就业

    产业转移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发达区域由于生产要素成本升高，部分产业顺应区域比较优势的变化，向更具成本竞争力的区域转移的现象。根据比较优势理论，我国东部地区在产业升级的同时，还应将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向其他地区转移。具体来说，可以向我国中西部转移，也可以选择向国外发展中地区转移。但基于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国情，尤其是中西部农村剩余劳动力亟待转移就业，具有低成本优势的中西部地区便成为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首选之地。因此，中西部地区应该做好迎接产业转移的各项准备，积极吸纳与自身优势相关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这样既能充分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降低企业的用工成本，也能够使中西部农民工实现就近就业，降低其“候鸟式”就业的迁徙成本和心理成本，提高农民工工作的稳定性，进而避免“短工化”。

3、政府和企业还应通过劳动力再造，为产业发展提供高技能劳动力

    劳动力是最主要的生产要素，劳动力的数量、质量和价格等因素，也是决定和影响产业结构形成和变动的重要因素，高素质的劳动力队伍更有助于提高产业发展水平，实现产业结构高度化。因此，我国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基础是将有一技之长的工人产业化，实现农民工产业工人化〔8〕。首先，企业招工用人要有观念上、机制上的转变，改变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传统观念，重视人力资源队伍建设，积极改善农民工的薪酬待遇、工作环境。依法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给予权益保障和发展空间，培育职工的归属感和主人翁意识。只有这样，才能才能建立一支稳定、高素质的产业工人队伍。在这一点上，应该向欧洲一些企业学习，即使企业遭遇困境也不要轻易抛弃员工（郑功成，2012年），这样的企业会得到职工的认可和热爱。其次，鉴于农民工文化程度和职业技能水平低的现实情况，各级政府部门和用工企业要加强对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和职业规划教育。一方面着眼于用工需求，对农民工进行职业技能培训，充分挖掘农民工的职业天赋和技能优势，逐步提升我国的人力资本素质；另一方面要教育农民工树立正确的职业观念，引导他们脚踏实地而非好高骛远、潜心发展而非浅尝辄止，通过自身努力奋斗，逐步提升职业素养，进而实现个人职业理想。如此，农民工在选择就业时就会着眼于自身的长远发展，在薪资待遇提高的同时，又可以避免“短工化”的就业趋向。再次，还要做好农民工的职业介绍与引导工作，各级各类社会组织应积极搭建农民工和企业之间的职业信息对接平台，帮助农民工顺利就业，缩短待业时间，从而减轻“短工化”的负面影响。

参考文献

〔1〕韩长赋.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思考[N].光明日报，2012-03-16（07）.

〔2〕郑功成.让农民工从流动走向安居乐业[J].新农业，2012（4）：第7页.

〔3〕简新华.产业经济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第164-165页.

〔4〕蔡翼飞，张车伟.地区差距的新视角：人口与产业分布不匹配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12（05）：第32页.

〔5〕肖姗.新生代民工就业“短工化”引关注[N].南京日报，2012-02-22（02）.

〔6〕姜欣欣.“民工荒”的原因和启示[N].金融时报，2010-04-12（05）.

〔7〕李士梅，徐志勇.我国东南“民工荒”问题的经济学分析[J].人口学刊，2005（03）：第25页.

〔8〕张小华.基于产业升级的“民工荒”原因及对策[J].经济导刊，2011（11）：第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