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Andre Lefevere的思想看中国清朝末年和1950s的翻译

一、引言

    以往的翻译中，人们谈论最多的就是“信、达、雅”、“忠实”、“等效”、“化境”、“神似”等等，虽然这些理论在一定时期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翻译理论的发展，但它的片面性也是不容忽视的。它把原文文本（ST）放在了一个中心位置，“无论是把翻译活动视为科学的语言学派，还是把翻译活动视作再创造的艺术学派，都没有离开过这一中心，他们孜孜以求的一直是译文与原文的‘一致性’，尽可能地使译文‘逼近’原文” [1]。这样就忽视了译文和译者的地位和作用。

    而在上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翻译研究出现了重大的范式变革。欧洲低地国家和以色列的一批学者从文学接受和文化传播的角度，以译文描写替代原文分析，将翻译产生的历史、社会和文化语境进行系统考察，从而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翻译观和翻译研究的模式[2] 。这样，译文和译者的地位不仅提高了不少，甚至其作用更超出了原文和原作者。

二、翻译的本质及Lefevere的翻译理论在中国翻译界的体现

    要解释这一现象，首先我们应从翻译的本质入手，即什么是翻译？其性质是什么？正如吕俊先生所说“翻译并不是一种中性的、远离政治及意识形态斗争和利益冲突的行为；更不是一种纯粹的文字活动，一种文本间话语符号的转换和替代，而是一种文化、思想、意识形态在另一种文化、思想、意识形态环境里的改造、变形或再创作” [1] 。奈达在提出翻译的新概念时说：“新的翻译理论认为，翻译的重点不应当是语言的表达形式，而应当是读者对译文的反应，还应当把这种反应和原作读者对原文所可能产生的反应进行对比” [3]。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翻译不仅是语言层次上的转换，它更是译者对原作所进行的文化层面上的改写” [4]，提出这一理论的是比利时学者 Andre Lefevere，他认为翻译就是改写，即对文学原作进行的翻译、改写、编造、批评和编辑等加工和调整过程。在他看来，翻译是文学这个大系统的一个子系统，而文学又是整个社会体系的子系统，不仅文学系统和其他子系统要互相影响，而且它们都要受到社会这个大环境的制约与作用。

    基于这样的理论基础，Lefevere认为，既然翻译是文学体系的子系统，它一定会受到各种社会因素（政治、意识形态、经济、文化等）的制约。

    既然文学系统和其他社会系统互相影响和制约，那么肯定有一些因素制约（或控制）这个文学系统。勒菲弗尔认为，对文学系统有两个制约因素：文学系统内部和外部的因素。[5] 内部因素是指文学的专业人士（the professionals），如批评家、评论家、教师和翻译等。外部因素是拥有“促进和阻止文学创作和翻译的权力的人和机构”[4],即“赞助人”。 “专业人士”关心的往往是诗学，而“赞助人”感兴趣的通常是文学的意识形态。勒菲弗尔还指出,“内因(文学家及其诗学观念)在外因(赞助人及其意识形态)所制定的参数内起作用” [4]。换句话说,“代表某一文化或社会的意识形态的赞助人确立了一套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意识形态价值参数,文学家和翻译家则在一套参数范围内完成他们的诗学追求” [1]231。归结到翻译的问题上,影响翻译家翻译策略的主要有两个因素,即“翻译家的意识形态和当时文学界占主导地位的诗学”。“译者是否愿意接受这种思想意识，这种思想意识是否是某种赞助人力量强加给他的一种制约因素。思想意识决定了译者基本的翻译策略，也决定了他对原文中语言和论域的问题的处理方法”。当一些作品跟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观念相差太远时，“专业人士”也许会出来进行干预或遏制。这占主导地位的观念，包括两个方面：一、当时的观念认为文学应该是怎样的，这是诗学（poetics）方面的问题；二、当时的主导观念认为社会应该是怎样的，这是意识形态（ideology）方面的问题。（ibid）

    中国近代翻译中有两位旷世奇才：严复和林纾，虽然他们的翻译并非多么的忠实于原文，多么的“信”，但是他们的翻译还是大受欢迎的。康有为曾赞曰：译才并世数严林。究其原因，一是严复林纾乃古文大家，有着深厚的文字功底，译笔优美，引人入胜；二是他们的译作符合当时的社会需要，严复介绍的西洋思想和林纾翻译的西洋小说都对社会起到了震撼作用。[6]　这也正是社会的意识形态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严复作为启蒙思想家，他的翻译以及翻译作品的选择，都有着明确的政治目的，这个政治目的交织着他个人的政治意识和上层建筑的政治意识，个人的审美意识和目标读者的审美意识，他通过翻译利用异域的意识形态颠覆了中国当时的封建传统意识形态，唤醒了知识分子的革命和民主意识。严复在国难当头之时选择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就是他胸中自强保种，救亡图存的忧国忧民的激情所使然，他的译作所宣扬的自由、民主、法治、经济等现代国家的立国之本，正是当时中国最缺乏的思想。

    而林纾作为一个不懂外语的翻译家，其译作却能赢得大众的青睐，究其原因，除了其独一无二的译笔和风格外，也正是他的译作符合了当时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林纾所处的时代，正是满清政府腐败衰弱，列强入侵瓜分中国领土的时代。受梁启超等人的文学思想和翻译思想的影响，认为只有发展翻译事业，引进国外的先进思想，才能“开民智”，才能抵抗欧洲列强。他所翻译的《黑奴吁天录》等作品，也正符合了当时人民不甘为人奴婢，争作生活主人，争取国家独立自主的愿望和呼声。

    制约文学系统的外部因素，则主要是赞助人的力量（patronge）。它指的是“任何可能有助于文学作品的产生和传播，同时又可能妨碍，禁止，毁灭文学作品的力量” [5] ，这个赞助人可能是一个人，或者是宗教组织，政党，阶级，皇室，出版社，大众传播机构如报纸，杂志和电视公司等等。一般来说，赞助者最关心的是意识形态问题，通常管的很严，至于涉及诗学的问题，则会把处理的权力下放给专业人士[7] 。

    50年代初,我国建国不久,由于东西方两大社会阵营的冷战局面，我国遭到了帝国主义的政治颠覆、经济封锁、文化渗透、外交孤立等重重压迫，这就必然决定了中国为捍卫自身的国家利益，需要与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建立全方位的良好合作关系，其中也当然包括建立文学关系，学习苏联的文学理论，以更好地发展本国的社会主义文学。这种政治意识形态与文学观念的重合使我国当时的文学观念基本依照苏联的模式。[8]  虽然在这段时期里，我国确实也翻译了一些欧美文学，但主要是以古典文学中那些反映阶级压迫、民族矛盾的作品为主，至于现当代文学，尽管偶有译介，却主要限于“优秀”和“进步”的作品，也就是在思想上符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创作方法上体现了现实主义，尤其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

三、结语

    由此可见，翻译并不是 “胡译”，“乱译”，也不仅仅是“忠实”，“信”，而是受多方面因素所制约和操纵的。正如勒菲弗尔所提出的那样，翻译研究不应局限于翻译本身，而应该把其置于一个广阔的文化背景中进行研究，强调历史意识和文化观点。

参考文献

[1] 吕俊，翻译研究，从文本理论到权力话语〔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2，（1）：106-109

[2] 何绍斌，作为文学“改写”形式的翻译-----Andre Lefevere翻译思想研究〔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5，（5）：66

[3] 谭载喜，奈达论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

[4] Lefevere, Andre (1985)  ‘why waste Our Time on Rewrites? The Trouble with Interpretation and the Role of Rewriting in an Alternative Paradigm’, in Hermans 1985, 215-43.

[5] 李文革, 西方翻译理论流派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213-214

[6] 张鲁艳，意识形态与翻译的关系[J]．平顶山师专学报，2004，（6）：70

[7] Lefevere Andre (1992a)．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8] 倪秀华，翻译：一种文化政治行为——20世纪50年代中国译介《牛虻》之现象透析[J], 中国比较文学, 2005, (1)：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