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及其背后——项羽《垓下歌》的文学与历史解读

汉高祖刘邦五年，即公元前202年，项羽身处垓下（今安徽灵璧东南）之围，兵少食尽，四面楚歌。他自知大势已去，于是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这就是著名的《垓下歌》及其写作背景。

在《史记·项羽本纪》里，太史公司马迁以如椽的巨笔刻画了项羽丰满的形象，造就了一位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也塑造了一位文学史上的悲情英雄。尤其是这首《垓下歌》，更成为英雄失路的千古悲歌，令人扼腕，令人叹惋，更令人深思。本文拟结合相关的历史记载对这首诗进行文学与历史的解读。

“力拔山兮气盖世。”首句似破空而来，一个不可一世的英雄形象如在目前，豪气凌云，唯我独尊。这句诗是项羽对自我的判断，虽有夸张的成分，但基本是符合实际的。项羽（公元前232—前202），名籍，字羽。下相(今江苏宿迁西南)人。世为楚将。他少年时便不好书剑，而欲学“万人敌”。及长，身长八尺余，“力能扛鼎，才气过人”。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秦始皇游会稽，渡浙江，项羽与叔父项梁俱观，项羽曰：“彼可取而代也。”当年他只有23岁。第二年，即秦二世元年（前209），陈胜、吴广起义反秦，项羽随项梁起兵于吴中（今苏州），在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钜鹿之战（秦二世三年，前207）中大破秦军主力。秦亡后自立为西楚霸王（汉元年，前206），成为实际的霸主，建立了不朽的功业。

可是，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英雄，却遭遇到重大的失败，在与刘邦的斗争中最终被逼上绝路。这一切他不能接受，不能理解，也无法解释。于是只能归之于天命：“时不利兮骓不逝。”骓是毛色苍白混杂的马。项羽有骏马名骓，常骑之。“骓不逝”的意思是他的乌骓马不能奔驰了。但这只是个比喻的说法，实际上指的是他所遭遇到的失败，也是“时不利”的形象化表达。此时的项羽，其“拔山”之力与“盖世”之气已经大打折扣了。司马迁记其歌罢此诗后“泣数行下”，虞姬《和项王歌》中亦有“大王意气尽”之句。第一句和第二句形成巨大的反差，悲剧意蕴陡然而生。

第三句承接第二句，用了顶针的手法：“骓不逝兮可奈何。”既然天命如此，又能怎么样呢？“可奈何”的意思就是无可奈何。面对着眼前的困境，英雄为之气短。而就在这时，另外一个问题浮现出来了，即作品的最后一句：“虞兮虞兮奈若何。”项羽有美人名虞，常幸从，此时就在他身边。兵败之后，一个女人的命运，可想而知。“奈若何”仍是束手无策、不知所措之意。英雄一世的西楚霸王，竟然无力保护自己的女人，他内心的绝望是不能用语言来表达的。而在生死存亡的时刻，他还能心系虞姬的安危，则充分展示了其性格中柔软的一面，可谓儿女情长。沈德潜云：“‘可奈何’、‘奈若何’，呜咽缠绵。从古真英雄必非无情者。”

项羽的一生，少年得志，又以败亡收场，具有悲剧性。而尤为可悲的是，他至死也未能对自己的失败做出深刻的反思。这首《垓下歌》，将其失败归结于命运。在《项羽本纪》中，他也多次说过亡之者在天，非战之罪。对此，钱钟书分析说：“马迁行文，深得累叠之妙，如本篇末写项羽‘自度不能（原文“能”作“得”）脱’，一则曰：‘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再则曰：‘令诸君知天亡我，非战之罪也’，三则曰：‘天之亡我，我何渡为!’心已死而意犹未平，认输而不服气，故言之不足，再三言之也。”显然，项羽的思考还仅仅停留在“未平”、“不服气”的阶段上。然而，就旁观者而言，却可以通过这首诗，对项羽失败的原因作出进一步的思考。

“力拔山兮气盖世”一句，能够看出项羽对于个人能力与武力的推崇和重视。先说前者。项羽的个人能力当然是无与伦比的，并且其勇武的气势足以摄人心魄。略举两例。楚汉两军对垒于广武（汉三年，前204），项羽令壮士挑战，汉有善骑射者楼烦，楚挑战三合，楼烦辄射杀之。项羽大怒，乃自被甲持戟挑战。楼烦欲射之，项羽瞋目叱之，楼烦目不敢视，手不敢发，遂走还入壁，不敢复出。又项羽率部突出垓下之围，至东城，只有二十八骑。汉骑追者数千人。项羽为证明“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为其骑快战，溃围、斩将，杀数十百人。赤泉侯杨喜为骑将，追项羽，项羽瞋目叱之，赤泉侯人马俱惊，辟易数里。

然而个人的力量再强，也难以维持和巩固他对天下的统治。清人顾嗣立《宿迁西楚霸王故里》诗云：“拔山扛鼎力难支，有勇无谋败故宜。”韩信评项羽云：“项王喑噁叱咤，千人皆废，然不能任属贤将，此特匹夫之勇耳。”“有勇无谋”、“匹夫之勇”这样的评价过于贬低了项羽，他在军事上还是很富于谋略的，不然也不能成就其霸业。但项羽的确过多地依靠个人，不重视人才，不善于利用人才，这是他最终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范增是一个深谋远虑、识见超群的谋士，但是在很多重要的关头，如鸿门宴和刘邦被困荥阳时，项羽都没有采纳他的建议。后来项羽中了陈平的反间计，疏远了范增并对他产生猜忌。范增辞归，未至彭城便因疽发背而死。于此，宋曾巩《垓下》诗云：“泫然垓下真儿女，不悟当从一范增。”宋陈洎《过项羽庙》诗亦云：“学敌万人成底事？不思一个范增多。”韩信和陈平，都曾是项羽的部下，因为得不到重用，结果都为刘邦所用，并在刘邦击败项羽的战争中立下大功。所以，刘邦说：“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扬雄《法言·重黎》云：“或问：‘楚败垓下，方死，曰：“天也。”谅乎？’曰：‘汉屈群策，群策屈群力。楚憞群策而自屈其力。屈人者克，自屈者负，天曷故焉？’”相比较而言，刘邦看到了人才的价值，他“好谋能听”，知人善任，又颇有自知之明，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再说后者。项羽临终前曾经总结其一生的功业：“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遂霸有天下。”可见他解决问题的法宝就是武力征服。最具代表性、也是奠定其霸业的例子是钜鹿之战。项羽救赵，引兵渡过黄河后，破釜沉舟，持三日粮，与秦军九战，绝其甬道，大破之。此时，楚兵冠诸侯。诸侯军救钜鹿下者十余壁，莫敢纵兵。及楚击秦，诸将皆从壁上观。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已破秦军，项羽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项羽由是始为诸侯上将军，诸侯皆属焉。司马迁总结说：“然羽非有尺寸乘执，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也充分肯定了项羽的功绩。

但是，武力只是建立功业的重要手段之一，对形势的判断和利用、人心向背的问题等都是影响成败的重要因素。项羽过于依赖武力，而不注重采取策略性的措施，这也是其失败的重要原因。而这方面，刘邦与项羽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曾经对项羽说：“吾宁斗智，不能斗力。”因此司马迁评价说：“及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

由于项羽出色的个人能力和卓越的军事天赋，使他产生了极度的自信，这种自信又发展成自负与自大，以致刚愎自用，并且最后也未能对自己的失败做出深刻的反省，因此他并没有得出正确的结论。“时不利兮骓不逝”一句，项羽将自己的失败归结于命运，归结于天，甚至在总结失败原因的时候想到的是他的战马而不是他的将士，而乌骓马实质上也还是他个人的外化而已，充分说明其“奋其私智”的症结。所以，当处于四面楚歌的境地时，项羽已经不知所措，极度绝望，只能感慨“骓不逝兮可奈何”了。

项羽的失败，还在于他有太多的牵绊。“虞兮虞兮奈若何”一句，说明他在最后的关头还关心虞姬的安危，可见他是一个有情有意之人，这是值得肯定的。但单纯就事功而言，这种情意显然会限制他的手脚。我们看一下同样的情况发生在刘邦身上时，刘邦的反应。汉二年（前205），项羽以骑兵三万大破汉军，刘邦与数十骑败逃，道逢得孝惠、鲁元，乃载行。楚骑追刘邦，刘邦急，推堕孝惠、鲁元车下，滕公常下收载之。如是者三。对阵广武时，项羽曾为高俎，置刘邦父太公其上，告刘邦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刘邦曰：“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很明显，亲情对刘邦的束缚力是很微弱的。

当然，导致项羽失败的因素很多。人性是复杂的，项羽有一些人格缺陷，都或多或少地发生了一些影响。首先，项羽好名。汉元年（前206）十二月，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收其货宝妇女而东。有人说之曰：“关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饶，可都以霸。”项羽见秦宫皆以烧残破，又心怀思欲东归，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遂都彭城。不能不说这是一个战略性的失误。其次，项羽有妇人之仁，甚至小家子气。范增曾评价他说：“君王为人不忍。” 韩信曰：“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陈平对项羽的这一弱点也看得很清楚，他曾对刘邦说：“项王为人，恭敬爱人，士之廉节好礼者多归之。至于行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高起、王陵也曾向刘邦表达过类似的见解。第三，项羽也比较残暴。秦二世三年（前207），怀王在决定项羽和刘邦谁西略地入关时，怀王诸老将皆曰：“项羽为人僄悍猾贼。项羽尝攻襄城，襄城无遗类，皆阬之，诸所过无不残灭。”项羽拔襄城皆坑之之事在秦二世二年（前208），又前文已述及项羽西屠咸阳事。此外，《项羽本纪》还记其阬秦降卒二十余万人新安城南（汉元年，前206），以及汉二年（前205）冬，北伐齐大败田荣后，北烧夷齐城郭室屋，皆阬田荣降卒，系虏其老弱妇女，徇齐至北海，多所残灭诸事。这都使其大失人心。

其实，《项羽本纪》里有这样一个细节，即项羽率军伐彭越，攻外黄，外黄不下，数日后乃降。项羽怒，悉令男子年十五已上诣城东，欲阬之。外黄令舍人儿年十三，往说项羽曰：“彭越强劫外黄，外黄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阬之，百姓岂有归心？从此以东，梁地十余城皆恐，莫肯下矣。”项羽然其言，乃赦外黄当阬者。东至睢阳，闻之皆争下项羽。这里项羽听从了一个年仅十三岁的少年的建议，虽然我们很难判断他是否已经开始对自己的过去进行反思并力图纠正错误，但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可惜的是为时已晚了。

很多人在谈到刘项之争的时候都会忽略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二人年龄的差距。刘邦生于公元前256年，项羽生于公元前232年，两人相差二十四岁。项羽乌江自刎时年仅三十一岁，而刘邦已经五十五岁了。刘邦起自底层，为泗水亭长，长期与各色人等交往周旋，经历复杂，经验丰富，老谋深算，城府颇深。又不好儒，不受礼义之束缚。而项羽本随项梁起兵，无奈项梁过早战死，故以少年独当重任，又过于自矜，不善审时度势。因此二人在权谋的较量上高下的差距是很明显的。

项羽最终失败了，但他仍是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我们看一下他临终自刎前与乌江亭长的一段对话。乌江亭谓项羽曰：“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愿大王急渡。今独臣有船，汉军至，无以渡。”项羽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显然，项羽宁愿一死，也不想苟活。所以，他选择了自杀。李清照《乌江》诗云：“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她对项羽是持欣赏和认同的态度的。

《垓下歌》这首诗，虽只有四句，但其历史蕴涵是很深厚的。项羽的功过，也值得我们深思。在艺术上，这篇作品单纯、质朴、自然，富于本色美。情感真实、充沛而激烈，有感人的力量。朱熹评云：“（《垓下歌》）其词慷慨激烈，有千载不平之余愤。”林庚也说它“带着草莽粗野悲壮的力量”。千百年来，它曾拨动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心弦，悲歌慷慨的项羽也成为文学史上不朽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