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说力量的呈现与遮蔽——浅探《观察》周刊言论影响力的现实意义

时代的前进，需要历史与新闻的双轨运行，二者同为一体，难解难分。如徐铸成所说：“历史是昨天的新闻，新闻是明天的历史”。《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主编李大同所说的用新闻影响今天，以及与卢跃刚所说的新闻是用来记录历史。其实，两者之间的顺序是排不出来的，而应该达到辩证的统一才能正确看待它们的关系。

傅国涌将百年中国言论史的最后一环划分给了储安平与他的《观察》周刊，成为最后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也因此成为最后的绝唱。处于19世纪到20世纪中叶这百年期间，是社会转型非常迅速的时代，大变革时代的知识分子以理性的头脑来观察这个世界。知识分子对时局的观察与观点呈现，得益于《观察》周刊的办刊理念；相反，言说力量的遮蔽，则受困于时代的局势与各种利益的博弈。这里笔者主要就《观察》周刊的言论的影响力，去探究其现实意义。

一、《观察》周刊的言论影响力评析

《观察》周刊的创办是自由主义思想的一个发声平台。储安平集结了大量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观察》周刊为阵地，全面阐述自由主义的政治主张。甚至如钱钟书、宗白华这样的文学评论家是《观察》周刊的特约撰稿人，哲学家贺麟、自然科学家任鸿隽、历史学家陈衡哲、美学家朱光潜都加入到撰稿队伍。储安平能集结那么多的知识分子参与到撰稿之列，很大程度上是他办刊思想得到了响应。储安平是旧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思想的代表，受到胡适、罗隆基等影响，在英国学习时受到费边社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由此可见，他的知识底蕴在塑造他的人格和思想倾向都在发挥很大的作用。在大学期间就开始关注时事，学写政论文章。谢泳曾经指出：“储在《观察》时期，以西方的新闻观点来实现自己的新闻理想，客观地评价，《观察》这本刊物在许多方面，可以看做西方新闻理论在中国的一个成功事例。”

知识分子的社群团体之所以倾向于对时局发表意见，一方面，是来自对满目疮痍的祖国感情的驱使，如果深挖这种情感的理论建构，基于民族主义的格调来说，如“建构论民族主义的代表人物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则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可见文化根源与小说、报纸等媒介手段的综合作用，是民族国家想象的共同体形成的两个主要因素。另一方面，则是来源于知识分子自身，继承了古代士大夫的关怀家国天下的传统，更为重要的是晚清以王韬、梁启超为主要人物，发扬的“文人论政”的作风，被后来的报人，读书人所效仿。1921年10月10日，梁启超在天津作演讲《辛亥革命之意义与十年双十节之乐观》，其中就提到：“我奉劝全国中优秀分子，要从新有一种觉悟：‘国家是我的，政治是和我的生活有关系的。谈，我是要谈定了；管，我是要管定了’。”梁启超的倡导极具指导意义。

《观察》周刊坚定的担当和独立的发言精神为知识分子的自由论政提供了一个开放的平台，《观察》周刊政论性文章占每期篇幅一半以上，所以一般将其视为政论性刊物。储安平的政论文章更是文笔优美，极富感染力。与其说是其自身卓越的见识和超乎常人的胆略，毋宁说是时代给了他这样没有顾忌的，完全敞开的独立思索的状态。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观察》周刊言论的影响力是有突出成效的，知识分子的个体言说拥有这样开放的平台来展现，得以让更多人关注国内问题，以理性的头脑来观察国内现象，从而来寻求解决之道。当然言说力量的遮蔽不仅仅体现在言论的管控与审查上，仔细思索当时的国内环境：久站之后的和平，一切都有待重建；多股力量的存在，混乱局势一触即发；国内广大群众期盼安定有序的生活状态；经济的凋敝，市场的混乱等等。在这样的环境之下讨论理性的建国方案，自由，民主等超越国内现状能够承受的建议和思潮，可能是一种超前的存在。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在当下去重新认识和讨论，言说的力量在大时代的各种弥漫之下被遮蔽了。

二、《观察》周刊言论影响力的现实意义

储安平新闻思想和经营策略无疑都能给现代中国的办报带来现实意义，其知识分子自由主义的精神对于当下中国的新闻记者和学者都会带来启发意义。人们永远忘不了他给亲身经历过的那些时代所下的著名论断。“储安平正在复活”，饱经忧患、才气纵横的章诒和女士如是说。新中国成立以后，储安平“受‘舆论一律’的政治大环境影响，他和众多知识分子一样希望融入时代潮流。可一旦受到某种强烈外因刺激，他原有的价值观又会死灰复燃，这也正是他的不幸。”知识分子是要独立发声，坚持客观、公正、平和的说理，还是要懂得揣摩圣意？这或许是摆在他们面前值得思考的问题

储安平与《观察》周刊营造的一个文化圈内问题讨论的氛围是值得肯定的，如果反观当下，文化圈内的学者或者作家的关注点可能会存在很多方面，在许多问题的讨论会陷入嘈杂当中，因此，问题的堆积和遮蔽是当下文化圈内需要正视的问题。当然，并不是说，在抗战之后讨论国内走向的大环境下的《观察》也拥有这样的讨论氛围。

当今中国一股犬儒主义思潮的流行，使得许多人抱着一种愤世嫉俗和玩世不恭的心态，对许多关乎自身生存的事件置若罔闻，表现出极度的冷漠。这些在网络上表现尤甚，在自媒体时代，个人拥有独立的发声终端之后，言说反而变得更加容易，但是问题也是层出不穷：不负责任的言论，任意的谩骂，不加思考的臆断都在这个时代表现的更加强化。胡平在其《犬儒病》当中说道：“人心不会熄灭，但它可能蒙上灰烬而不再燃烧。灰烬本来是燃烧的产物，但它反过来又抑制了燃烧。拨开灰烬，你会看到重新燃烧的人心。”因此，可以想见，个体言说的力量虽然微小，但呈现出来却让人欢欣鼓舞，而个体言说的力量在如此海量观点、人人都想表达却不想聆听的时代，却是被遮蔽了。

傅斯年在1919年11月刊登在《新青年》上的文章《专制下的中国狗与中国人》中，讨论了中国人在专制的条件下容易形成一盘散沙，从而很容易就会缺乏责任心，包括对团体，对国家。傅斯年先生：“若不把‘社会性’用心培植一番—就是使责任心成习惯—恐怕仍是个不熟而落的果子。”不能说现在的中国人与以往完全不一样，国人在责任心的培养上还需要很大的提升。在这个公知被当做贬义词的时代，知识分子反而是自己都瞧不起自己，原因有：知识分子的权威性遭到质疑和批判；部分知识分子的言论缺乏常识；知识分子发表言论的目的性变得功利化等不一而足。

因此，在分析当下中国言说力量的呈现与遮蔽的原因之后，探究《观察》周刊言论影响力在当下所具备的现实意义便成为可能。福柯在《无名者的生活》中的一段话值得我们反思：“必须得有一束光，曾有一刻照亮了他们。这束光来自另外的地方。.....催生了这些文字，让我们有机会窥见这些生命。”倾听底层的声音，为底层利益而发声。这种言说的力量就像一束光，来照亮他们，来记录他们。在权力所能遮蔽的地方都尽可能让言说发力，这也许是《观察》周刊带来的现实意义上的启发和延伸。

结语

《观察》周刊无论在当时社会的影响，还是其在百年中国言论史上的重要意义，都对我们观察当下中国提供一个镜鉴。《观察》周刊的言论影响力上出现的言说力量的呈现与遮蔽对当下中国仍然具有启发意义，或者提出解决办法并不是本文的主旨所在，但是意义带来的思考或许能够提供一个不同的视角。

  本文的研究并没有在史料上去堆积和考证，更多的是在分析《观察》周刊的社会史呈现，挖掘其思想内涵，“一个历史学家如果没有哲学的头脑、理论思辨和分析的能力，他对文献再熟悉，搜集的材料再多，搞出来的也只是资料汇编，而不是真正的历史。”（刘昶）虽然其观点值得商榷，但是运用哲学思辨和理论分析来研究新闻史是值得借鉴和采纳的。笔者期望在这方面进行更多的训练。

参考文献

1.傅国涌.笔底波澜：百年中国言论史的一种读法[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2.姜红：“想象中国”何以可能—晚清报刊与民族主义的兴起[J]. 安徽大学学报, 2011(1)

3.刘青松：天朝的天窗—晚清最后十年报刊风暴[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7月 

4.邓利平：储安平后期思想变化及其活动刍议[J]. 国际新闻界,2009（11）

5.胡平：犬儒病—当代中国精神危机[M]. 博大出版社

6.李彬：中国新闻社会史[M].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