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华语小说中女性的原乡想象与身份认同

台湾的原乡书写一直是台湾华语文学研究的重点之一，本文通过对陈玉慧的《海神家族》，施叔青的《行过洛津-台湾三部曲之一》、蔡素芬的《烛光盛宴》三本小说的解读，以“中国性”的视角来看待他们心中的中原，以及“中原”如何和台湾的认同产生互动。对三部小说进行整体考察的同时，从日常生活、眷村现象以及民族寓言三个角度来考察台湾华语新书写之中的原乡想象和身份认同。

一  日常生活：女性家族史写作以及脉络

家族史小说在台湾文学中的脉络中占据了一个重要的地位，其中有以传统视野中的男性主体的叙事——如朱西宁的《华太平家传》和张大春的《聆听父亲》，这两部小说均是以家族史中的男性为人物主线开始叙事，以完整的家族史为基础进行了时代和社会的全景描绘。此外台湾的家族小说也有女性叙事的角度，一般是由女性作家创作，如彭小妍的《断章顺娘》以及李昂的《迷园》等等，对这个脉络进行观照之后，不难发现《海神家族》、《烛光盛宴》和《行过洛津》都是延续了“男性缺失”这一主题的。    

陈玉慧的《海神家族》以家书叙事和多人自述的方式书写了家族传记，书中的主线是一位去异国生活的台湾女子，开始一次归乡（台湾）寻根之旅，外婆、祖母、母亲、阿姨等女人的分层叙事组成了小说的主体部分，在这些叙事中，家族三个男人（外公、父亲、叔父）是缺失并且又真实存在于叙事之中的，书中一共提到七个身份为女儿的人物形象，而这些女儿们的父亲全部是缺失的。

在蔡素芬《烛光盛宴》中，作家采用的是叙事者等同于聆听者的书写方式，“我”是女主人公泊珍一个旧时使女菊子的侄女。“我”将整篇叙事分为诸多章节，分别命名为“鸡尾酒”、“开胃菜”、“沙拉”、“汤品”等餐食的程序，而每道“餐食”的开头，总是“我”和一个男人的隐秘的情爱私语，在私语之后便是复述老太太对旧时的回忆。传统式商业家族、长女的逃离、战火中的护士、再婚、随国民党军队逃亡台湾构成了一部家国史诗，“我”、姑姑菊子、泊珍都是遭遇情感缺失的女性，三个女性形象的背后都包含了男性的缺失与离乡的个体经验（“我”离乡去台北，菊子离乡去当使女，泊珍离乡到台湾。）

施书青的《行过洛津》以底层人民（尤其是娼妓和优伶）的日常生活为叙事对象，从而展现鹿港的五十年兴衰。此种新型书写更加侧重于内心经验的刻画，一个唱戏的男人，由于扮相是小旦，就无法回归正常的自我认同，而是将自己视为比女性还要阴柔的女性。鹿港多船只来往，商人以养男宠为习俗，小旦的扮演者许情陷入了如同底层女性一般被玩弄的境地。此外，娈童、缠足、阉割等主题贯穿在整部小说中，而这部堪称“鹿港史诗”的作品正是建构在港口变迁历史之上的日常生活。除了性别和国族的元素之外，本书还涉及港口作为其核心的乡土写作元素。与传统不同的是，这部小说颠覆了传统的宏大叙事和封闭乡土小说创作，可以说，空间之变和叙事对象之变是此书的亮点。

以上三部以台湾为主题叙事的小说关联之处在于“离散”和“缺失”。在《海神家族》中，日本女子三和绫子（她是琉球人——亦是离散）到了台湾，发现未曾谋面的未婚夫已经被枪决，这是第一次缺失；当她嫁给林家，又随之遭遇了林家两个男人的先后消失；她自己抚养孩子，照顾老人，刚好暗合了主线“海神”的女性氏族式表述。三和绫子处于离散和缺失之中。在《烛光盛宴》中，无论是叙事者，还是书写者，都遭遇了男性缺席的经验，独自抚养子女。《行过洛津》的男性优伶渴望拥有乳房，而羡慕“完整”的女性等等。

在当代台湾的家族史小说中，有如此庞大数量的以女性为主体的家族小说，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家族史原本具有宏大叙事的特质，然而，纵观这一时期女性家族小说的涌现，恰好说明国族宏大叙事的体制之下，日常叙事在台湾当代华语小说中的复兴。如果以这三部小说为例，不难看出《海神家族》中有着细密私语式的描写：“从小，我们便不敢碰触这些秘密，我和姊妹只要提起一些人或一些事，父母便皱眉不悦，仿佛那些事情像野兽般住在森林深处，我们不该去招惹它们。”叙事者将女子心理和家族史隐秘地关联在一起，这种关联瓦解了公共领域中的政治式家族史书写，而是用琐碎的话语去描述断裂的瞬间体验和家族故事。日常叙事、细致的白描、瞬间的个体经验，都成为映射宏大叙事的一种方式，而这种映射中的女性视角，又能折射出血缘、血统的断裂感。在《烛光盛宴》中，使女菊子所生的孩子，不仅没有父亲，而且母亲也“隐匿”了，这些台湾女性作家在写作中有意地“隐匿”血缘所构成的公共政治，而将其化为私域的经验片段。《行过洛津》是一部以优伶和底层生活来影射历史的小说，因此，优伶的心理在小说中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许情并无自主意识可以支配自己的身体，当许情看到别的女人时，他产生了一种隐秘的认同感。

不难发现，日本和台湾、台湾和“中原”的互动存在于女性日常经验之中。在《烛光盛宴》中，泊珍迁徙到台湾，继续如同在老家一样，娴熟地制作“蜜饯”：“泊珍兴致来时，采买李子梅子酿蜜分送邻居，那是父亲调教工人的老手艺……她就这么常常趁孩子们在后院玩时，自己一人坐在窗前，模糊的泪眼中，前尘往事一一放大。”泊珍的日常生活便是重复一种原乡想象，她的身体是在空间和时间的不断延展和转换中存在的，而对这些日常经验的叙事刚好折射了外界的公共政治和历史变迁。在《海神家族》中，日本女子三和绫子来到台湾，将自身的日本文化心理延续到在台湾的日常生活中。

不仅如此，对隐蔽心理的描写也是女性家族史小说书写中的重要因素。在《海神家族》中，外婆对于叙事者来说，是神秘无比的，威严和神秘中透露出时光的沧桑感，女性的隐蔽心理在大段的琐事描述中有所体现，例如秩男和外婆三和绫子之间微妙的关系。在《行过洛津》中，许情的心理变化可以分为三期，从被“阉割”的恐惧心理，到无法辨别身体认同的模糊心理、再到热爱女性身体特征的崇拜心理。在这种身体转换之中，作家实现了私密叙事和底层生活的白描。在台湾的日常生活中，女性身体、信仰、对原乡的想象和地缘格局的转变等背后，都蕴含着国族想象和民族寓言的具体表征。

二 眷村现象：“岛的生成”与身份的建构

地域之间的想象关系一直是台湾文学以及海外华文文学的重要命题，在这三部小说中，《海神家族》讲述了复杂的家族（血缘）认同，《烛光盛宴》关涉到眷村以及迁移问题，而《行过洛津》是把繁忙的港口作为传递传统原乡文化的纽带。书中的人物形象往往拥有沉重的生命体验，是典型的离散写作。然而，这又是一种新型的历史书写，在以往的台湾文学创作中，身份认同会更加显性地呈现在作品中，而这三部小说之“新”，在于《海神家族》家族与神话的互文，《烛光盛宴》中一组叙事者和聆听者的互动，以及《行过洛津》存在于身体和性别认同中的文化“归乡”。认同不再是硬性和纯粹的，这是三位作家们在新时期华语书写中涌现的特性。

在《烛光盛宴》中，眷村现象也恰如其分地被安置到小说之中，“眷村”是国民党军队迁移台湾的时候，家眷子女被安置的地点，在这部小说中，叙事者泊珍恰恰正是随第二任丈夫到了台湾，被安置到一个家眷聚居的地方，从而开始新的生命体验，正如书中所说：“数个月前，这些巷弄像鬼城一样安静，最后一户搬迁的日本人捧着家里老人家刚烧化的骨灰沉默离开……能配到这区房舍得具备某种军阶或某种相当的关系，许多小兵只能扎在像难民营似的露天帐篷里等待分派住处。”

她们从原乡迁移到一个新的地域，眷村代表了一种混杂地域的文化。在台湾文学中，有一个展现眷村的整体脉络，《海神家族》和《烛光盛宴》刚好属于眷村文学的新型书写阶段，第二、三代人解读被遗弃的老兵的生活，前者叙述了祖父的悲凉、回乡认亲却不得善终，后者完整叙述了上一代人在眷村的生活。在眷村生活的一代，时刻摇摆在家国的想象之中，他们的人生是断裂的、非延续性的。

对华语文学的研究绕不开离散与本土的主题，然而，在《海神家族》和《烛光盛宴》中，离散和融入是共生的两个元素，族群的融合和认同作为一个更加明显和重要的主题存在于叙事之中。族群的迁徙导致了混杂的地域居住，而在这个融入的过程中，很多外来的族群经历了重构和颠覆重构的命运。在《海神家族》中，外婆三和绫子是一个日本女人，在日本战败撤离台湾的时候，她经历了一场身份重构的磨难，文中提及因为她的日本身份，她时刻承受着众人对“战败者”的异样目光和暴虐倾向。值得注意，她是琉球人，首先在日本是被边缘化的人，来到台湾，众人把她当做日本人来看待，而日本战败后撤离台湾，她虽然因为嫁给台湾人而免于遣回日本，但是依然承受着族群意识所催生的苦难。

居住在眷村的人，在台湾这个地域也成为了显而易见的“他者”。《烛光盛宴》中刚好阐述了一个事实上的反向的命题：“岛的生成”，族群迁徙和融合，在整部小说里，叙事者不断整合“大姑”菊子和泊珍之间纠结的信物交往情况和隐藏着的尘封往事。事实上，菊子和泊珍的这种以人生为参照的互动关系正是眷村“他者化”的反向命题，这个反向命题缩小到文本中就是这样一个命运纠缠和守望互助的女性之间的故事。菊子离乡当使女，泊珍作为一位拥有离乡经验“外省人”遇到了菊子，并且她们构成了主仆关系。从主人和仆人的表征切入，她们人生的纠缠折射了一部台湾战后的发展历史。

三 民族寓言：身体、原乡与家国想象

离散作为华文文学中一个独特而重要的元素，离散社群与原乡（即祖籍所居住的地方）之间的关联是繁杂的。台湾人口血统之复杂是数番迁移后的产物。像《海神家族》中所描述的，血统交融体现在一个家族中，往往是血缘的交错融合和国籍和文化的混杂，不同的族群在台湾融合，“这种日本、中国、台湾、异邦各种质素的一次性置入，在家族史的呈现上，充分体现了台湾社会移民与殖民的混融性。”

需要指出的是，在这种杂糅的文化进程中，身体和民族寓言也贯穿在女性为主体的家族史写作中，女性书写的特征之一是身体书写。从殖民时代到眷村的离国怀乡时代，台湾的国族意识经历了各种冲突和互动的过程，从地缘政治的背景下观照这三部小说，会发现其中蕴含的原乡和家国想象是繁杂而明朗的，它们以民族寓言的形式呈现出来。

詹明信提出的民族寓言理论如是说：“第三世界的文本，甚至那些看起来好象是关于力比多趋力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投射于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在《海神家族》中，外婆三和绫子的日本身份亦是国族寓言的象征使用，除此之外，父亲二马在中国大陆和台湾的血缘关系、在台湾的时候颓废堕落，回到大陆的时候却又对故乡极度失望，他的离乡情怀和家国想象是断裂的，不完整，被异化的，这刚好暗合了一个民族寓言的发生。迁徙（日本人到台湾、大陆人到台湾）以及被原乡抛弃的命运都是对公共政治的投射。而《烛光盛宴》中，菊子和泊珍之间错综复杂的感情纠葛，本土人和“外省人”的相处、生育和身体喻示的种种日常经验，都是一种民族寓言，而叙事者“我”本身又是一层日常经验的描述，三个时代（抗战、战后、当下）中三个女人的情感世界构成了几重想象结构，这种日常生活的表述和后现代的身份主题分裂和延异相关。德里达的“延异”理论指出，“不断产生分隔，不断产生差异，就是不断地确立界限又不断地逾越界限，由此导致无限地越界，无限地接近他者和倾听他者的语言。”

《烛光盛宴》的叙事者首先是越界的，从每章的开头可以看出，她的情爱私语呈现在读者最初的阅读中，此后，叙事的角度转换到泊珍所经历的人生经验。在每章的开头，泊珍是缺席的，而叙事者是在场的。这种无限接近他者的话语无疑是一种寓言式的杂糅，这种杂糅的统一之处在于，她们对原乡的想象极为相似，叙事者离家、菊子的离家以及泊珍的离家，对原乡的距离感和想象，有着女性经验中共通的情感。

日常生活、岛的生成、民族寓言三个部分的讨论折射出台湾当下女性华语写作的主要特征，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作家的身份也暗合了小说中的身份认同，施叔青有着美国国籍、香港经验、台湾叙事的三种身份，而陈玉慧有着台湾和德国的双重身份等等，这样她们的经验很容易融入华语写作和叙事的过程中，为解读这三部小说提供有效的参照。

参考文献：

〔1〕王宇.21 世纪初年台湾女性小说的文化描述［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6).

〔2〕陈玉慧.海神家族［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

〔3〕张典. 尼采和主体性哲学［M］.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

〔4〕蔡素芬.烛光盛宴［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0.102.

〔5〕齐邦媛.雾渐渐散的时候［M］.台北：九歌出版社，1998.153.

〔6〕许正.解严后眷村小说书写策略研究［D］.福建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8

〔7〕张京媛. 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235.

本文来源：http://www.zzqklm.com/w/wy/75.html  《名作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