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世说新语·容止》篇的人物美——文学论文

魏晋士人在对人物的审美上重视审美对象本身具有的审美价值，包括人物的姿容、行止。魏晋士人既追求凸显个性、推崇真情，显示逍遥自由精神的神韵之美，也看重仪表、容貌等外在仪容形体之美。 简而言之，魏晋时代的人物品藻讲求形与神的有机统一，既推崇内在的精神气质美，也重视外在的形体姿容美。对人物姿容形貌的讲究是魏晋风度的一大特色，魏晋时期对人物外在美的品鉴，在中国美学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仪容美由此成为独立的审美内容。

《世说新语》从当时的士族大户、名士写到普通士人的遗闻轶事，多角度的描述了士人的形象。《容止》篇通过描写人物的外貌神态、表情、行为举止，生动地再现魏晋名士的精神气韵，达到了以形传神的效果，而以形写神正是《世说》在人物品藻方面的一大特点，作者通过自外而内的描写刻画出了人物的神韵之美。《容止》位列《世说新语》第十四，共三十九则，下面就从容止篇中来具体分析人物的美。

一． 仪容之美

容止指仪容举止。在本篇里有些条目从仪容出发，直接描写外貌的俊秀、白净、光彩照人，这部分把它归类为仪容美；有些则会偏重讲举止神态，侧重描绘悠闲的神情举止，从而展现出名士高雅的格调与韵味，这部分归类为神韵美。本篇描绘仪容美时主要从好的一面赞美容貌举止，着重描写如眼睛、手等人的身体部位；或通过丑的一方对比美的一方，或用群众的视角侧面烘托来表现人物容貌之美。

（一）容貌俊美

何平叔美姿仪，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与热汤脤。既啖，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转皎然。（《容止》2）

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时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者，莫不连手共萦之。左太冲绝丑，亦复效岳游遨，于是群妪齐共乱唾之，委顿而返。”（《容止》7）

卫玠从豫章至下都，人久闻其名，观者如堵墙。玠先有羸疾，体不堪劳，遂成病而死。时人谓看杀卫玠。（《容止》19）

以上三则中三位主人公都以美姿仪著称，其中潘安和卫玠更是有名的美男子。何晏擅长玄学清谈，又是服五石散的鼻祖，可以说是引领了名士风流的一个人物。《世说》中的这则故事描写何晏“面至白”，着重强调了他面部白皙没有傅粉。但是刘孝标注引用史书说晏“动静粉帛不去手，行步顾影”。 余嘉锡先生则认为魏晋时期男子喜欢傅粉修饰仪容的行为只是当时贵公子的习气，“然必当时有此风俗矣”不足为怪。这说明当时士族男子比较注重自己的形象，修饰容貌的风气盛行。士大夫手持粉帛，行步顾影，在当时是一种上流社会的风尚。这也说明《世说》作为小说有一定的艺术加工和夸张的成分。

潘安和左思的故事采用了对比的手法，妇人看见美男子潘安就像见到偶像一样崇拜，而看到长得丑的左思则唾弃他，可见当时对容貌俊美的推崇，难免让人有以貌取人之感。但余嘉锡先生认为这则故事发生在潘安年幼时“夫老年妇人爱怜小儿，乃其常情，了不足异”。而掷果盈车这个典故就出自刘孝标引用语林的注释。“看杀卫玠”的故事从刘孝标的注释来看应属虚构，但卫玠的貌美引起市民轰动应该是真的。这里说卫玠身体羸弱，而这种阴柔之美也得到了当时社会的欣赏与追捧，这说明在魏晋南北朝这个乱世，对美的包容性却比其他朝代要强得多。

（二）注重眼神

裴令公目王安丰：“眼烂烂如岩下电。”（6）

王夷甫容貌整丽，妙于谈玄，恒捉白玉柄麈尾，与手都无分别。（8）

王右军见杜弘治，叹曰；“面如凝脂，眼如点漆，此神仙中人。”时人有称王长史形者，蔡公曰：“恨诸人不见杜弘治耳！”（26）

谢公云：“见林公双眼，黯黯明黑。”孙兴公见林公：“棱棱露其爽。”（37）

魏晋士人评鉴人物常通过观眼睛进行，眼睛作为人类认识与交流的重要器官之一在《世说》品评人物时被重点注意，用眼神来表现一个人的精神风采，顾恺之在绘画人物时也特别在意眼睛，认为画好了眼睛就能画出人物的神韵。《世说新语》品评人物，常用叠字，如以上几则中出现的黯黯、棱棱、烂烂。黯黯表示黑黑的；棱棱形容威严正直；眼烂烂表示目光闪闪，烂烂是明亮的样子。这说明对眼睛的审美特点是明亮漆黑有神。

第8则，26则说明肤色洁白眼睛有神是当时审美的要求。“面如凝脂”，手的肤色和白玉一样无分别这都表现了魏晋士人以白为美，《诗经·卫风·硕人》有言：“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手如柔荑,肤如凝脂”本是形容女性美的，但是魏晋对男性的审美也有点接近女性美。

（三）以玉喻人

魏明帝使后弟毛曾与夏侯玄共坐，时人谓“蒹葭倚玉树”。(3)

潘安仁、夏侯湛并有美容，喜同行，时入谓之“连璧”。（9）

骠骑王武子是卫玠之舅，俊爽有风姿。见玠，辄叹曰：“珠玉在侧，觉我形秽！” （14）

裴令公有俊容仪，脱冠冕，粗服乱头皆好，时人以为玉人。见者曰：“见裴叔则，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 （12）

以玉喻人首先是指人的外在形容与玉有相似之处，其次是人的德行、才情亦符合玉的内在品格。正如宗白华先生所言“晋人的美的理想，很可以注意的，是显著的追慕着光明鲜洁，晶莹发亮的意象。”而玉正是晶莹发亮的物体。《诗经·秦风》中有言“言念君子，温其如玉”，“君子如玉”的观念来自于此。“玉”象征了珍贵、纯粹和纯洁，魏晋人常用玉树、珠玉来品评人物，甚至将人称为“玉人”。

（四）外貌奇特型

刘伶身长六尺，貌甚丑悴，而悠悠忽忽，土木形骸。（13）

庚子嵩不满七尺，腰带十围，颓然自放。（18）

刘尹道桓公：“鬓如反猬皮，眉如紫石棱，自是孙仲谋、司马宣王一流人。”（27）

《容止》中亦不乏有长相奇特的人物，如上面几则中的刘伶和庚子嵩都身材矮小长相丑陋，但读者读过之后，反而会因其奇特的形貌更为认同与赞赏其性情上的美：刘伶的悠闲自在，不修边幅；庚子嵩的纵情放达。在其相貌的映衬下，这些人物形象反而增加了洒脱旷达、超凡脱俗的魅力。而桓温的长相更是不凡，是像孙权和司马懿一样的英雄人物。桓公的鬓须繁茂刚硬，威武相貌棱角分明，突出了他坚毅的品质，一看就是建功立业的人物。

（五）以自然景物形容人

时人目夏侯太初朗朗如日月之入怀，李安国颓唐如玉山之将崩（4)

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山公日：“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5)

有人语王戎曰：“嵇延祖卓卓如野鹤之在鸡群。”答曰：“君未见其父耳！” （11）

海西时，诸公每朝，朝堂犹暗。唯会稽王来，轩轩如朝霞举。（35)

有人叹王恭形茂者，云：“濯濯如春月柳”(39)

在《世说新语》中常用优美的自然景物来形容和比喻人物，“孤松”、“日月”、“朝霞”、“野鹤”、“春月柳”，这些意象留给人十分优美的诗意形象。第5则事例除了身高作者并没有为读者具体描绘嵇康的样貌，但是用孤松和玉山来形容嵇康，孤松的傲然独立和玉山的俊秀挺拔塑造出嵇康身材高大，仪容俊美的形象，用“松”来象征表现了嵇康人格的刚直和坚韧，赞赏了嵇康形体优美和精神的清高俊逸。而第39则“春月柳”的形容则赞赏了王恭的举止气质优雅，柳在文学创作中通常以一种纤弱、飘逸的形象出现。不管是夏侯玄朗朗如日月的美还是李丰颓唐的美，魏晋士人都认可这两种不同的审美，可见当时审美的包容性，那个时代的审美具有多元化的特点。

魏晋时期由于士大夫爱好老庄，他们的人生情趣更偏向清高优雅，脱俗出世的态度受到高度尊重，使得对自然山水的审美达到高峰。晋人喜好以自然中的景物为喻体来赞美人物，原因其实是他们将理想人格寄托于自然。庄子认为，圣人原天地之美，正如藐姑射之山的神人， 在《庄子》一书中，那位藐姑射山“神人”“绰约若处子，肌肤若冰雪”，道家所追求的“真人”、“至人”、“神人”无不美好飘逸，这正是魏晋名士在审美追求和人生追求上的外在表现和魏晋人物品美的来源之一。而早在屈原作《离骚》时就爱用香草等自然景物自比，用来表现自己的人格高尚。

二．神韵之美

（一）重视精神气韵

不过，注重容止并不仅仅讲究外表的姿容美，容止与人的内在精神气度相关联。魏晋人重视仪容之美，但是更重视通过仪容和表现出来的神韵之美，他们重形的同时依然重神，强调形与神的有机统一。

裴令公有俊容姿，一旦有疾至困，惠帝使王夷甫往看。裴方向壁卧，闻王使至，强回视之。王出，语人曰：双眸闪闪若岩下电，精神挺动，体中故小恶。（《容止》10）

裴楷的俊容姿、俊容仪，显然和外表的修饰无关。他即使“粗服乱头”也是美的，即使卧病在床，困倦到连回头看人都费力，其目光仍能令人悚然一惊，这是一种内在的精神力量。

魏武将见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远国，使崔季珪代，帝自捉刀立床头。既毕，令间谍问曰：“魏王何如?”匈奴使答曰：“魏王雅望非常，然床头捉刀人，此乃英雄也。”魏武闻之，追杀此使。(《容止》l)

这则故事突显了曹操的英雄气概。刘孝标引魏氏春秋云“武王姿貌短小，而神明英发” 曹操虽然其貌不扬，但是很有气魄，匈奴使者一眼就能看出扮成卫士的曹操才是真正的英雄。而崔季珪即使外貌威严，但却没有曹操的气魄。说明仪容之美不仅仅在于外表，需要内在的精神气质作为支撑，观人不能只观形状外貌，还要看他的精神气质。当然，追杀匈奴使这件事在余嘉锡看来“此事近于儿戏，颇类委巷之言，不可尽信”。

（二）追求超凡脱俗

魏晋时期的人物品藻融合了老庄精神和玄学义理，带有一种清虚玄远之美，超逸脱俗之美，魏晋士人普遍欣赏道家飘逸的气度，一种纯洁的，远离尘世的美。

时人目王右军：“飘如游云，矫若惊龙。” （《容止》30）

或以方谢仁祖不乃重者。桓大司马曰：“诸君莫轻道，仁祖企脚北窗下弹琵琶，故自有天际真人想。” （《容止》32）

王长史为中书郎，往敬和许。尔时积雪，长史从门外下车，步入尚书，著公服①。敬和遥望，叹曰：“此不复似世中人！” （《容止》33）

 第30则余嘉锡引言程炎震云“飘如游云，矫若惊龙”是形容王羲之书法的，属于误入容止篇。但是“飘如游云，矫若惊龙”同样可以形容男子体态的轻盈、飘逸的美，王羲之的动作如游云般自由飘洒，如惊龙般迅捷矫健。这里可以发现对人物品评的美学逐步运用到了品评艺术上。 第32则描绘了谢仁祖翘着脚在北窗下弹琵琶的景象，真的像仙人一样。第32则描写王敬和远远望见王濛在一片大雪纷飞中，赞叹说：“这人不再像是尘世中人！”以上两则中人物的美明显带有道家“神人”飘逸的色彩。

（三）典型人物

《容止》第23则描写了庾亮的一个故事。咸和二年，苏峻作乱，庾亮对此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陶侃平定叛乱后说：“苏峻作乱，衅由诸庾，不诛其兄弟，不足以谢天下。”庾亮听到后非常害怕，不敢去见他，温忠武却非常有把握，带他去见陶侃，果然“庾风姿神貌，陶一见便改观，谈宴竟日，爱重顿至。”大将军陶侃原本认为即使杀了他也不足以向天下人谢罪，然而他却能凭着出众的风度仪表，化险为夷，转危为安。

庾长仁与诸弟入吴，欲住亭中宿。诸弟先上，见群小满屋，都无相避意。长仁曰：“我试观之。”乃策杖将一小儿，始入门，诸客望其神姿，一时退匿。（《容止》38）

庾长仁是庾亮的侄儿，他和弟弟们过江到吴地，途中想在驿亭里住宿。几个弟弟先进去，看见满屋都是平民百姓，这些人一点回避的意思也没有。但是当旅客们看见庾长仁的神采时，就一下子都躲开了。以上两则故事都说明了当时社会对人物风神仪态的高度赞赏，士人优秀的外貌和仪态能在社会上赢得声誉。

三．对艺术的影响 

魏晋时期人物品评的美学对艺术品评也影响深远，宗白华就曾直截了当的指出：“中国美学竟是出发于‘人物品藻’之美学。品藻人物的空气，已盛行于汉末。到‘世说新语时代’则登峰造极了。” 宗先生还认为“晋人的美感和艺术观，就大体而言，是以老庄哲学的宇宙观为基础，宜于简淡、立远的意味，因而奠定了一千五百年来中国美感——尤以表现于山水画、山水诗的基本趋向。”容止第30则“飘如游云，矫若惊龙”既可以评价王羲之的仪态又可以用来品评他的书法笔势。

顾长康画裴叔则，颊上益三毛。人问其故，顾曰：“裴楷俊朗有识具，正此是其识具。”看画者寻之，定觉益三毛如有神明，殊胜未安时。（《巧艺》9）

顾长康画人，或数年不点目精。人问其故，顾曰：四体妍媸，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巧艺》13）

顾恺之绘画时特别注重细节，在画人物时更注重人物的神韵。所以，他在画人物时常数年不点眼珠，他说要表现一个人的精神风采，关键在眼睛。而重视眼神的表现这点最初亦来自对人物的品评。顾恺之绘画的核心是传神，他画裴楷，凭空地在脸颊上添加几根毛，认为这比未加时更能显示裴楷的神情。魏晋时人物画兴起，当时品评人物的风气自然也被带入到人物画之中。顾恺之以形写神和气韵生动的理论也是由魏晋时人物品评注重神韵而来。顾氏“以形写神”这一论点指画家在绘画时不仅应追求外在形象的逼真，还应追求内在的精神本质的神似。正如容止篇中常以外貌现神明，展现魏晋名士的精神风韵需要自外而内的对形的观察，而重形亦是为了传神。

《世说新语》一书是魏晋士族文人精神风貌的集中体现，是魏晋思想文化的集中载体。其中对人物品鉴的美学在中国美学史上也有很高的价值。《世说新语》归根结底而言所要表现的是魏晋时代的人物之美。魏晋时代的人物品藻讲求形与神的有机统一，既推崇内在的精神气质美，也重视外在的形体姿容美，而容止篇正好能反映这一独特的审美风尚。

参考文献：

1.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M].南朝梁刘孝标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

2.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M].北京：中华书局，1984.

3.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J].星期评论,1940(10).收入《美学散步》一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4.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5.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

本文来源：http://www.zzqklm.com/w/wy/75.html  《名作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