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白话小说的法律文献价值

明代白话小说中所描述的社会背景、人情、法律等相关内容，可以为研究我国法制史提供相当的参考。而且白话小说与古代法律典籍相比较，还具有更加生动性。通过对当时社会背景的描述，表现出了明代的不同阶层的人的法律意识，在小说中还突显出了人情与法律的冲突，这些内容都是在传统的法律典籍是无法体现出来的。

一、社会发展导致人性扭曲以及社会问题的出现

明代的白话小说中所描述的内容都是经过文学渲染后的现实生活，在许多明代白话小说都描述了当时市场经济的繁荣景象。随着人们生活质量得到了提高，随之而产生的就是金钱所产生的人性扭曲以及当时社会的奢靡风气。在这样的一种社会背景下，出现了许多的犯罪行为。比如：各类的民事纠纷、抢劫、谋财害命等，这也是一种直观反映当时社会人性以及伦理关系变化的表现。在《懵教官爱女不受报,穷庠生助师得令终》这部白话文小说中，描述的是当时一个非常有钱的父亲，家中有三个女儿，这三个女儿为了得到父亲的财产，都表现出了自己非常孝顺，当这名有钱的父亲把财产分给三个女儿后，这名父亲失去了原本雄厚的经济实力。这三个女儿突然变脸根本不愿意赡养他。但是这名老父亲在后续得到了一笔可观的意外之财，三个女儿又开始抢着赡养。这部白话小说以喜剧结尾，但是从这个内容可以分析出金钱可以腐蚀一切亲情与良知，反映出了当时社会不良风气。在明代白话小说，最常出现的主题还有一个类型，就是由于当时的经济环境较好，许多的商人都长年在外经商，虽然得到了可观的经济利益，但是妻子的背叛，导致了许多人命案的发生，从某个层面上反映出了财富是造成当时诸多社会问的关键因素。这些小说都是当时社会形态的真实写照，所以在其内容中就会出现许多与法律相关的词汇。对这些词汇的研究则可以对明代法律有着一个较为深入的了解与研究。

二、明代白话小说的请托罪法

我国在古代把嘱托、请求、听请等都称之为请托。其意义所指的是通过人情来进行交换，以谋取私利为目的进行违法行为。受托者都是当时掌管着司法行政权力的人，按照请托者与受托者的关系，可以分为两个不同的类型。一种为人情请托，所谓的人情请托是受托者与请托之间是相熟知的关系，是以人情为基础，具有非常深厚的情感色彩，一般都不会有其它人知道请托的事。另外一种为势要请托，请托者都是一些权要之人，受托者迫请托者的压力只能进行违法之事。这种请托方式中受托者是被动违之的，而且也是一种公开化的请托方式。因此，请托罪是建立在人情以及权势之上的一种关系，在这个过程中是没有产生利益交换的，因此，这与贿赂贪赃有一定区别。从明代白话小说中可以发现，古代的请托现象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虽然只是一种简单地建立在人情基础之上的请托方式，但是这也会给当时的司法行政形成相当大的干扰。因此，请托罪就在这样的一种社会背景下产生了。对于请托罪在汉武帝时期就已经存在，并且还与贪贿赂有了一定的区别。发展在明代时期，请托罪的定罪标准已经发展的非常成熟。在《大明律.刑律.杂犯》就有“嘱托公事”条例：凡官吏诸色人等，曲法嘱托公事者，答五十。但嘱即坐。当该官吏听从者，与同罪；不从者，不坐。若事已施行者，杖一百。所枉罪重者，官吏以故出入人罪论。若为他人及亲属嘱托    者，减官吏罪三等。自嘱托己事者，加本罪一等。若监临势要为人嘱托者，杖一百；所枉重者，与官吏同罪。至死者，减一等。若受赃者，并计赃以枉法论。若官吏不避监临势要，将嘱托公事实迹赴上司首告者，升一等。这个条例中已经对请托罪有了类型分类、量刑力度，并且还在条件中规定了如果有举报者可以进行奖励。笔者经过分析发现，这个条例中具有几个不同的特点：第一，所谓的请托所指的是建立在人情基础之上，没有利益关系的存在。如果产生了相应的利益关系，条列中还制定了“事后受财”、：“有事以财请求”等条件，这是属于贪赃贿赂一类的刑法，则会被判处更多的罪刑。第二，如果请托者身为官吏，那么所受到的处罚会重于平民百姓，原因是知法犯法所以重判。第三，如果请托者在对受托者进行请求时就同意就会受到处罚，如果已经进行了具体的实施则会受到加倍的处罚。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如果受托者判处被告超过一百次杖刑，那受托者就会受到加倍的杖刑。第四，在请托者向受托者进行请托时，如果受托者举报了请托者则可以获得奖励。我们从立法视角来进行分析，这是起到了约束作用，因为请托者会在请托前认真考虑请托会否受到举报而受到处罚。在《大明律》中的“嘱托公事”条例中，还有一些对于请托罪的补充，而且这个补充中的处罚都比“嘱托公事”条例中所处罚要重。这些补充条例，从某个层面上反映出了当时最高统治者的意志，其为了能够稳固江山，维护好社会的稳定，制定了更加严格的刑法。

三、明代白话小说语境中的法律文化

    在明代白话小说中，笔者对其小说内容中的语境进行了分析，发现许多的故事中都反映出了当时诉讼参与者的心理变化以及办案过程的证据收集、运用等内容，真实地反映出了明代司法过程与手段。我们可以通过几下几个方面来观察明代法律文化：第一,比如在小说《三言二拍》中多次提到犯法与犯罪这两个词，虽然从字面上来分析都是表示触犯了法律，但是犯法在语境上来分析，说明触犯法律的程度较轻。而犯法这个词在小说语境中就表示出了已经严重地触犯到了刑律的行为，犯罪在当时是需要受到非常严厉处罚的。再比如，在《三言二拍》这部小说中，也多次出现窝藏与窝顿这两个词。同样我们从字面上来分析所指的都是给犯罪的人提供行踪隐藏的行为，但是窝藏这个词有两个层面的含义，即可以是对犯罪人本人或者是犯罪人的非法所得进行隐藏。而窝顿就只是单一地指对犯罪人非法所得的赃物进行隐藏。第二，明代白话小说在语境色彩上也有着非常大的区别，所谓的色彩意义所指的是对某个事物的评价，以及态度的表达。例如：铁链与锒铛这两个词，从字面上来分析都是指的是捆绑犯人的锁链。从色彩意义上来分析，铁链一次所表达的就是一种较为平淡的色彩，而锒铛就带着非常浓郁的古语色彩。再例如：争讼与打官司，我们从字面意义来分析，都是诉讼的意思，但是争讼所表达出来的色彩，是较为正式的一种法律术语，而打官司就是平民百姓的一种口语，从这些词的语境色彩上也可以分析出一些明代的法律文化。第三，在《二刻拍案惊奇》第三十九卷中有这样的一段描述：“小人不曾有一毫赃私犯在公庭，亦不曾见有窃盗贼伙板及小人，小人只为有些小智巧，与亲戚朋友作耍之事，间或有之”。我们从字面来进行直译可以理解为，实施偷窃活动的盗贼，这里的偷窥与法律术语中的窃盗就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再比如：在小说中第三十八卷中描述的：杨二郎先有奸情，后虽无干，也问杖赎释放宁家。以及在第二十卷中描述的：狱中呈报，刑馆看详巢氏之死，既系丁氏生前招认下手，今已惧罪自尽，堪以相抵，原非死后添情推卸，陈定止断杖赎发落。在这两个内容中出现了杖赎与杖这两个词，两个词所要表达的意义是完全不同的。杖赎是可以用钱来进行赎免的，而杖刚是明律刑罚中的五刑之一，是不可以用金钱来进行赎免的罪行。明确的刑罚是非常残酷的，而且在其法律中还规定了许多的刑具以及刑罚方式。比如：讯棍”、“刑杖”、“脑箍”、“脊杖 "、“鞭棰 " 等等，这些词汇在明代白话小说中都会经常性地出现，对于我们研究明代法律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第四，在明代白话小说《三言二拍》中也经常会描写一些官员的腐败行为。比如：在《喻世明言 • 选滕大尹鬼断家私》中就有相关的描述。把官员如何利用小老百姓获得千万黄金，还装神弄鬼地说是因为死者的再三强求，他才会收下，他也是无奈之举，在方面就有“相持鹬蚌枉垂涎”，以及“落得渔人取便”的描述。

四、超越法律裁判现象

笔者在研究《喻世明言》中的《金玉奴棒打薄情郎》一文时发现，这是一篇体现民间百姓共同愿望的小说。这部小说所描述的是一名穷秀才一名乞丐头的女儿为妻，在其妻的帮助之下经过艰苦奋斗终于出人头地当上了官员，但是在穷秀才当上官员之后却开始觉得乞丐家与其不般配。在带着妻子上任官员途中，把自己的妻子推下江中，想着上任之后再另娶妻子。但是其妻被推下江中之后，被淮西转运使许公搭救,并且把其妻收为义女。虽然许公具有权力追究秀才的杀人罪，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做，反而再次把乞丐之女嫁给了秀才，为他们两维持了这段婚姻。秀才的杀人罪在最后得到的惩罚是在新婚之夜带领手下痛打薄情郎。这样即让其义女出了心中的恶气，还可以不让其义女再嫁人而失节，秀才再娶其他人而失德。转运使收其做为义女的目的在于与秀才门当户对，让秀才成籽转运使的乘龙快婿。虽然这部小说中所描写的内容是老百姓都愿意看到的结果，但是从法律角度而言，存在着严重地违法行业。按《大清律》的规定，凡故意杀人必须要受到斩首的处罚，杀人未遂者虽然没有定刑的标准，但是需要流放三千里。我们且不谈这个故事的真与假，但是从这个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自古以来，老百姓的法律观念就是情理高过于法律，如果能够满足大众的心理，那么一切行为都可以不用再考虑法律。

五、理性法律意识的初步形成

在小说《初刻拍案惊奇》中《通闺闼坚心灯火,闹囹圄捷报旗铃》描述是一对男女在家中私通，被其父亲所发现本想挥棒欲打，但是并没有私自用刑，而是把男人送到了县府中受罚。按当时的传统观念，如果未婚男女进行私通是不会到县府进行告状的，当女人的父亲抓到现行时所说的“你罪非轻,自有官法,我也不私下打你”这句说明了，当时的官法已经可以完盖过私刑的泄愤，从某一个层面来讲在当时已经初步形成了现代的理性法律意识了。

六、结语

虽然明代的白话小说在很大程度是古人自己虚构成而成，但是从小说内容可以看出当时社会的一种曲折。再通过小说中描述断案的过程，他所提供给后人的史料价值非常重要，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古人对法律的一些基本意识，有着非常重要的法律文献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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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http://www.zzqklm.com/w/zw/1534.html  《芒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