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生态学视角下的《哈利·波特》

《哈利·波特》（Harry Potter）系列小说是英国女作家乔安妮·凯瑟琳·罗琳（Joanne Kathleen Rowling）的成名之作，在问世之后吸引了大量的成年读者，也启蒙了许多儿童读者。在儿童或魔幻题材文学的领域中，称得上是优秀的作品。它的出版不仅给罗琳带来了名望与财富，也使得全球都刮起了一场魔法的热潮，其译本甚至有海地语、古希腊语等极小的语种版本，可见其受欢迎的程度。中国有着广大的读者群，《哈利·波特》系列在中国也吸引了众多人的目光，丰富了这个背景文化迥然不同国度中青少年和成人们的精神世界，甚至改变了许多孩子的世界观与价值观，对于这一结果，译者是功不可没的。尽管，《哈利·波特》系列由于在商业上的巨大成功而在主流文化看来仍然是处于某种边缘的位置，但是就翻译方面的专门研究而言，它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典范。

翻译生态学是一个交叉学科的概念，许建忠在《翻译生态学》中对其下的定义是：“就是将生态学的研究成果引入翻译研究，将翻译及其生态系统相联系，并以其相互关系及其机理为研究对象进行探究，进而从生态学角度审视翻译和翻译研究，力求对翻译中的多种现象进行剖析和解释。”从翻译技巧的角度来说，《哈利·波特》系列小说达到了极好的翻译效果，不仅照顾到了理解能力和语言能力都处在弱势地位的儿童，也满足了想象力匮乏的成人的需要。不仅保留了许多原汁原味的英伦风格，又适应了中国人的语言习惯，是很有从生态学角度来观照的必要的。

一、翻译生态学与《哈利·波特》的译介

二十世纪是一个翻译理论发展得如火如荼的世纪，出现了林林总总的翻译理论，翻译生态学（Translation Ecology）在其中是较为年轻的一个新生学科，它是在生态学中对回归自然的强调的大环境下产生的。最早是由英国的著名翻译家米歇尔·克罗尼恩（Michael Cronin）在《翻译与全球化》中提出来的，此观点将原本属于自然科学中的生态学理论引进了人文科学中的翻译学来，克罗尼恩指出，翻译是存在一个翻译生态环境的，而译者与这个环境产生互相作用，互相影响的过程就是翻译。该理论一经提出，立即受到了翻译批评界的重视。中国的许建忠则著有《翻译生态学》对克罗尼恩的理论进行了进一步的阐释与扩展，详细介绍了何为翻译的生态结构、生态功能等等，翻译不再是一个主观的，个别的行为，而是可以被当作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来进行统计、检测、判断、评估的客观的，集体的行为，而且是一种可以被矫正，从而达到一种理想的，协调的境界的行为。可以说，克罗尼恩的理论扩大了翻译者们的研究视野和研究范围。

翻译生态学强调的是翻译的本体，也就是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因此环境便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在《哈利·波特》系列小说的中文译介中，译者面临的环境也有所区别。首先，《哈利·波特》并不是在短时间内写成的，罗琳从1998年开始发表《哈利·波特与魔法石》，当时她本人并没有对小说的受众有清晰的定位，而出版商的计划则是针对九到十五岁的青少年，而罗琳本人则是有着献给自己女儿的想法，并且打算随着小说主人公哈利和自己女儿的成长，在小说中逐渐增加黑暗色彩的描写。到小说的最后一部《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发表时，已经过去了整整十一年。对于译者来说，这十一年中的环境变动也是存在的。译者的变动是最明显的影响小说翻译的因素。例如，在原来的第三部《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的囚徒》中，译者是郑须弥，而其余几册的译者都为马爱农、马爱新姐妹，郑氏较为喜欢用直译，而马氏姐妹则更倾向于用儿童更容易理解的方式来表达。后来由于郑须弥合同到期的缘故，在再版时索性由马氏姐妹重新翻译第三部，以取得风格上的统一，顺便可以修订郑版中不够准确的地方。而有的地方因为读者已经形成了习惯，只能将错就错。以第三部中的关键人物小天狼星布莱克（Sirius Black）为例，布莱克家族是老牌的魔法界贵族，体现在命名上就是喜欢用星座的名字为家庭成员命名，而Sirius正是天狼星之意，也与小天狼星本人喜欢变成大狗相呼应。郑氏之所以在前面加“小”受的是在第一部《哈利·波特与魔法石》中人们称他为“Young Sirius Black”（为了区别于小天狼星的太爷，同名的天狼星）的影响，而在第三部中young字实际上已经没有了，但是郑版还是将这一称呼延续了下来。由于读者都已存在思维定势，于是马氏姐妹不再改动。这种对于读者心理的迁就其实就是适应翻译生态的具体表现之一。

二、《哈利·波特》与翻译生态平衡

在翻译生态学理论中，翻译活动是和生态环境的具体运动规律和机理息息相关的，那么正如生物圈中，各种生物在生生不息间应该达到一种平衡一样，在翻译活动中也要寻找一种翻译生态平衡，好的翻译作品就是能达到生态平衡的作品，翻译中的各类因素都处在一种良好而有序的位置上，并且在翻译活动结束之后，翻译生态平衡还处在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状态。而最起码的平衡，便是作者缩写的原文—译者—读者所接受的译文三者之间的平衡。同样是将《哈利·波特》翻译为中文，大陆地区的人民文学出版社译本（以下简称大陆译本）和台湾地区的皇冠出版文化有限公司译本（以下简称台湾译本）就有一定的区别，这种区别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两边的翻译生态不同造成的。

虽然都是中文，但是各地的语言习惯与意识形态存在些微的差异。以人名翻译而论，大陆译本体现了大陆在五千年古国文化中较为保守的一面，几乎全部采用音译，中规中矩，但是也失落原文中罗琳想达到的附着在姓名中的暗示效果。而台湾译本则显得更为活泼自由，体现了台湾地区更为开放的一面。例如在哈利的小对头德拉科·马尔福（Draco Malfoy）的名字翻译中，Draco在拉丁语中有蛇的含义，而德拉科正是以蛇为象征的斯莱特林学院中的代表人物，愿意追随与蛇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伏地魔，对于哈利则处处挑衅。而Malfoy则来自于拉丁语中的“maleficus”，意为邪恶，在古法语中则有背信弃义的含义，而德拉科的父亲卢修斯·马尔福确实是一个背信弃义的人。而在马尔福一家中，德拉科的父亲和母亲也都追随伏地魔，与哈利等正面人物为敌，是颇为邪恶的反面人物。台湾译本将他的名字翻译为“拽哥·马份”，在台湾文化中“拽”是一个妇孺皆知的词汇，用来形容一个人高傲自大，这是充分符合当地的翻译生态环境的，拽哥无疑是体现了德拉科自恃是贵族富裕家庭，经常瞧不起贫穷的罗恩和麻瓜出身的赫敏这一特点，马份的姓也充满了幽默感。但是值得指出的是，台湾译本又未免失之轻佻，德拉科并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面人物，马份的姓氏很难让人联想到他最引以为傲的贵族血统，实际上也没将原文中的文化含义表现出来。

三、《哈利·波特》中的译者主体性

译者在翻译活动中居于主导位置，是将作为无机物的原文变成有机物的译文的人，译者的主体性在翻译生态环境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以小说中的重要人物邓布利多校长第一次出现的时候对他的描写为例，原文为：“He was tall, thin and very old, judging by the silver of his hair and beard, which were both long enough to tuck into his belt. ”当时并没交代邓布利多的身份与和主人公的敌我关系，因此原文只是客观地介绍了他的老迈。对此大陆版的译文是：“他个子瘦高，银发和银须长到都能够塞到腰带里了，凭这一点就可以断定他年纪已经很大了。”整句较为通顺流畅，而台湾版的译文是：“他又高又瘦，而且非常老，这是从他那银白闪亮，长的足以塞进腰带的头发和胡须来判断。”可以看出台版的翻译腔较为浓重，无论是个别的字词，如“and”一定要翻译成“而且”，还是语序，如将“长的足以……”一句根据英文中的从句顺序放到句末一样。可见对于同样的一句话，译者可以发挥自己的主体性，在翻译时选择意译或直译，选择更为流畅的中文表达抑或是更接近原文的翻译腔。

从《哈利·波特》在中国传播的深度与广度不难看出，它的翻译是成功的，这是一个翻译生态学上的典范。一方面，它证明了这是一本可以在恰当的适应与选择后，被纳入翻译生态环境中进行翻译的文本，另一方面，它也证明了翻译生态学在译介儿童文学时自身的可行性与适用性。在这个全球化不断深入的世界，优秀的文学作品之间的交流只会越来越频繁，而翻译生态环境的变化也会越来越频繁，从翻译生态学的角度来研究和分析译者的翻译活动，将为日后翻译研究者的实践与理论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参考文献】

1. 许建忠．翻译生态学[M]．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2009：288．

2. 刘爱华.生态视角翻译研究考辨——“生态翻译学”与“翻译生态学”面对面[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10(1):75-78.

3. 刘国兵.翻译生态学视角下的译者主体性研究[J].外语教学,2011(3):97-100.

本文来源：http://www.zzqklm.com/w/zw/1534.html  《芒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