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独立纪录片的创作特色分析

  在当今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新格局下，中国的独立纪录片也不得不面对来自于各个方面的挑战。因此，更好的总结与把握中国独立纪录片特色，对于全面推进独立纪录片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创作资金自筹

在我国，创作独立纪录片作品的资金基本上都是制片人自筹的，没有形成一成熟的商业产业链，与国外相比，中国的独立纪录片在资金运作上有以下几点劣势：

（一）银行贷款

在国外，有许多银行会贷款给制片人，制片人能得到的贷款数目和利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银行认为影片是否会取得经济上的成功，有些银行贷款的条件甚至是利润上的分成。而在我们国内却没有任何一家银行开放此项业务，我想，其中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纪录片和电影不同，它无法获得稳定的票房收入，而独立纪录片的播出渠道更是受到了很大的限制，所以，银行不愿承担如此巨大的风险给独立纪录片也是可以理解的。

（二）预售机制

预售机制这个术语主要是指影片在开拍之前在一个国家或多个国家境内出售电影发行权。在我国，并没有建立起有效的预售机制，独立制片人的拍摄经费一般都需要自筹，拍摄的经费无从获得，只有少数的幸运儿可以通过境外的投资获得拍摄的经费。如张丽玲的《 我的留学生活———在日本的日子》就获得了日本投资方的拍摄经费，并顺利的在上海、重庆、香港等地播放，在引发收视热潮的同时也获得了一些利润，取得了双赢。王兵的长达9个多小时的片子《铁西区》也是同样得到了国外电视台的资助，本片虽然获得大奖无数，好评不断，但是由于片子的实验性很强，观众一时间无法接受，所以导致了本片的发行很不成功。由此看来，建立良好的预售机制是我国独立纪录片不得不走的一步棋。

（三）个人资助

我国有大部分的独立纪录片都是由个人资助完成的，个人资助自己的电影有一条不好就是容易产生利益冲突。在什么对电影最好和什么最省钱之间选择时，投资人的客观性会毫无疑问的出现偏倚，因为这是拿着他们自己的钱在冒险。张元导演的《疯狂英语》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疯狂英语》是由疯狂英语的创造者李阳资助拍摄完成的，这部影片有许多地方在我看来就是不客观的，处处都充满了商业的味道。而在国外，由个人出资的走品少之又少，他们为了不产生这种利益冲突，就通过用剧组的人员、拍摄设备晃去专门的协议来获取更多的现金去资助影片的拍摄。

二、创作群体与创作题材

（一）创作群体分析

最早的独立纪录片制作群体的独立性很强，他们游走于体制之外，完全自由。有大量的时间思考和创作可以感召人们灵魂的纪录片。这些片子完全不同于主流的纪录片，同时又与主流的片子划清了界限，所以被人们赋予了“独立”的标签。在现在看起来，这种“独立”更像是一种孤立，早期的独立制片人就是在这样被孤立的艰难的情况下创作出许多震撼人心灵的作品。

90年代末开始，数码技术逐步普及，越来越多的普通人拿着手中的DV可以很轻松的制作出属于自己的片子，他们大多数都不是科班出身，没有任何专业知识和经验。数码时代的到来，使得一大批之前与纪录片毫无关系的人参与到独立纪录片制作的队伍中来，独立纪录片制片人的队伍迅速庞大起来。杨天乙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没有经受过任何专业训练的独立制作人，她的作品《老头》获得了山形电影节的优秀奖，这对当时方兴未艾的中国DV纪录片制作起到的促进作用。吴文光为实现他的村民影像计划，甚至将手中的DV交给了中国各地普通的村民，让他们来记录自己的生活。数码时代的到来，对独立纪录片创作群体的改变起到了不小的推动作用。

（二）创作题材分析

中国独立纪录片的作品题材与电视台等官方作品的题材有着很大的区别，甚至可以说是完全对立的。在官方的纪录片变得冠冕堂皇，逐渐沦为政治统治的机器的时候，独立纪录片却沉静下来思考中国的现实问题。

说起中国独立纪录片的“独立”二字，人们脑中的第一反应肯定与我一样，就是“地下”。就是一种与体制对立的位置。它所涉及的关于社会、历史、政治的题材往往与我们主流媒体宣传的内容大相径庭，这样的片子经常会受到审查和禁止。胡杰的两部反映文革时期的纪录片《我虽死去》和《寻找林昭的灵魂》至今还未能通过审查，甚至这两部影片的名字被许多网站设置成了敏感的词汇。然而，这两部影片却具有很大的历史参考价值和文艺价值，胡杰用手中的小DV向我们展示了一段人们不愿回忆却又血迹淋淋的历史。

王兵的《铁西区》可以称得上是独立纪录片创作的一个新节点，长达9个多小时的片子，具有很强的实验性。实验性可以说是中国独立纪录片所独有的标签，因为只有不断的实验才能推动整个纪录片运动的发展。贾樟柯的《公共场所》全片没有解说词，更是没有一条字幕，让观众很难理解，有些观众开玩笑的说，这部片子就是把摄像机往那一架就可以走人了。而导演贾樟柯却是想用这些生活中常见的场景，用最普通的镜头将它放大，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展示了时代所赋予那个穷乡僻壤的最真实的语言。

正如吕新雨教授所说，中国的独立纪录片正是通过描述在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上都没有优势的非主流人群，以及由他们构成的亚文化群落，使得他们作为现实存在的人的生存情感需求得到满足和关怀。

三、DV时代下的独立纪录片创作

随着家用摄像机的不断普及，更多的人成为了时代和历史的记录者，DV时代的到来对中国的独立纪录片来讲具有深远的意义。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厂长高峰曾经说过：“民间的纪录片力量在成长，DV的普及使许多人获得了用镜头记录当代社会变迁的机会，一些作品表现了主流媒体不太关注的题材，用影像见证了正在发生的历史，很重要也很有价值”。 

DV时代的来临使得独立纪录片的创作门槛大大降低了，任何一个普通人都可以通过手中的DV机来实现自己的导演梦。DV使纪录片拍摄者的基数瞬间增多，一些普通人的思想与意识逐渐浮出水面，他们更加注重的是一种个人化的表达，片子的内容也不是一味的与体制相抗衡，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这些拍摄人群大多拥有自己的职业，拍纪录片只是他们的业余爱好，个人兴趣，所以，片子的节奏会更加缓和，个性化的视角也比较明显。

杨天乙原本是话剧团的一名演员，她的处女座《老头》虽然剪辑相当稚嫩，画面无比简单，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业余的导演获得了山形电影节的优秀奖。杨天乙以她独特的视角观察到了中国的老龄化问题，以及老人的内心需要关爱和呵护这一现实问题。像杨天乙这样的业余独立纪录片导演在中国不占少数，他们的专业技术贫乏，但是他们却有着许多专业导演所不具备的亲和力和沟通能力，杨天乙在创作《老头》时一直保持着很纯真的创作状态，心贴心的跟老人沟通，老人都把她当孙女一样看待，对于一个片子来说，这是一个优势。

总而言之，进入了DV时代以后我国的独立纪录片创作和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虽然DV时代制作的纪录片画面粗糙，重形式而轻内容，模仿性较强，但并不能对其发展持否定的态度，毕竟DV时代的到来不过短短10几年的时间，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升级，DV将使中国独立纪录片许多观念发生变化，更有力的推动着中国独立纪录片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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