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漂浮在生活中的白蝴蝶——杨森君诗歌简论

1、日常化、私人化体验

    与60后宁夏主流诗人所追求的超验、崇高、抒情诗风不同，杨森君的诗歌充满了人间的烟火气息、世俗化、日常化，有着强烈的私人化体验。用诗人自己话说，“我拒绝自己书写道貌岸然的诗歌——把诗歌的羽毛剪去，再给诗歌插上虚假的螺旋桨。我不否认曾经由于对诗学的幼稚炮制过貌似诗歌的排行文字，比如教师节来了，我随即赶制一篇像充大的气球一样的空洞感慨，什么‘我扛着一个时代鞠躬尽瘁’诸如此类——如此体面的句子，在我现在看来，却是一种伪崇高、伪抒情，它真还不如‘我拿着一支粉笔沉默’来得真实、可信。所以，与其浪费才华充当虚幻的‘恐龙’，还不如做一条实实在在歌唱的虫子”。﹝1﹞

    发轫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那场轰轰烈烈的个人化叙述，使现代诗歌走下圣神的诗性神坛，日常生活入诗，口语入诗。其实，这次诗歌运动最大的意义在于拓宽了诗歌的创作空间。杨森君的诗歌是在“第三代”诗歌韩东、于坚、李亚伟等反对文化、反崇高、反历史的价值取向上的呼应者，他的诗歌接近日常生活本真，以直叙入诗，以紧贴生活的方式来感悟生活，从一个普通生活者或存在者的视角去感悟生活，或探寻生活的理趣，或惊现现象背后的哲思，或再现生活本身。他始终把“我”置于言说的现场，诗歌有着强烈的私语化特征。正如诗人所言：“我写下了我理解中的诗歌。我现实地做到了在诗歌中准确验证我对美好事物独立感知的可能——我尽量把自己降得像一棵草那样卑微，真实，低，脆弱……不再悬空自己虚蹈真理”。﹝2﹞

2、惊现日常生活中的理趣与哲思

    杨森君，从开始诗歌创作就有意探索日常生活中的理趣与哲思，这主要体现在一系列短诗中。尤其在其诗集《上色的草图》、《砂之塔》和《梦是唯一的行李》等集子中，以短诗见长，大都是三五行、十来行，很难找到长过20行的。诗人通过直觉体悟日常生活中不经意间的诗意，进而传达一种理趣与哲思。

如《成功者》：“有人砍倒了/一棵树/然后，骑在树身上/说/我终于爬上这棵树了”

如《秀才》：“秀才引经据典/找了许多关于钱的/罪恶的理由/然后  为自己身无分文/闭目养神”

如《喻一种爱的方式》：“一颗优秀的果子/因为怀疑它有虫子/你我层层地削/削到最后/没有虫子/果子也没有了”

如《毕业送别》“车窗下/许多手伸过来/手握着谁的手/看不清/但我知道/有一双手始终没有伸过来”

如《借书女孩》“渴望轻轻的敲门声/给我带来一份情/每次我都很失望/借书女孩只喜欢书/给我还书时还想着书/说几句与书有关的话/又借走我几本书/我的心/像我的书架/旧书每人借/新书搁不住”

    没有哗众取宠的抒情，没有繁复的修饰，只是生活本身状态的捕捉，可触可感，不动声色而意义全出。很多读者也从中读出了古典诗歌的意味。如同罗伯—格里耶所说；“世界并不无意义也不有意义，它存在着，如此而已”。﹝3﹞生活本身可能就包含了意义，生活现象本身也可能就是意义。理解生活，从生活中感悟意义也可能获得大不同的意义。杨森君如同一只漂浮在日常生活中的白蝴蝶，不厌其烦地反复捕捉着生活的细节与表象。正如台湾诗人罗门指出的 “他的诗，都很短，但意味深长，读起来，只一点点，但一点就通，一通就悟，一悟，诗与生命便一同走进暗示的无限世界。” 

    其实日常化写作在中国文学中从来就不缺少，无论“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菲菲”的《诗经》式民间表达，还是《红楼梦》用最日常的生活语言表达最悲凉的人生况味，以及新文化运动时所倡导的“我手写我心”的要求。日常化写作对于促进文学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意义。只是这口语、日常生活入诗如何才能“在引领人类灵魂上升的精神高度和厚度方面有所担当” ﹝4﹞ 呢？也如作家魏微所言“我心目中的日常写作，就是写最具体的事，却能抽象出普遍的人生意味，哪怕油烟味呛人，读者也能读出诗意：贴着自己写，却写出了一群人的心声。有自己，有血肉，也有精神，总而言之，哪怕是写最幽暗的人生，也能读出光来”。﹝5﹞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杨森君的诗歌虽然表现了有限的理趣与哲思，但是离“抽象出普遍的人生意味”，写出“一群人的心声”还有一些距离。而“真正的口语写作，不是泛泛而谈，不是蜻蜓点水，不是‘口水’，而是从生活的土壤里沉淀、淘洗出金子的写作。”﹝6﹞杨森君在谈及他的诗歌创作时我们已经看到了诗人对生活中“金子”的关注。

3、城市灯红酒绿式快餐爱情

    爱情是杨森君诗歌的另外一个重要主题。他的爱情诗同样是他对日常生活的体验。诗歌中总会频繁出现如肖琦素、杜蓓蓓、给Ker、SP、网友天蝎蝴蝶等女性，以及如卡萨布兰卡歌厅、魔力盛典迪厅、鹤鸣山庄、名典咖啡屋等休闲场所，诗人曾坦言，这些都是生活中真实存在的人物与场景。真如他拒绝虚假和伪崇高一样，他选择体验生活。杨森君的爱情诗迎合了今天城市生活的主色调，一边回味着“爱情来临时的钻心的喜悦或疼痛”一方面却低语着“我其实多么不信”。同时，其爱情诗追求“这么快/我忘掉了谁/这么快/我爱上了谁”的城市灯红酒绿式的快餐爱情。如：《祈祷》：

或许是一次终结,或许还不是

但允许我赞美，允许一个人用推翻

世界的想象

这个春天，我其实多么不信

我会被爱，我会写下：

“爱有时更像弃儿

需要一个爸爸,需要一个妈妈”

亲爱的，其实

我爱过的很多，但刻骨铭心的少

    由于诗人并不用真情真正投入任何一场爱情，所以使得其爱情诗更多表现一种狡诈与游戏。杨森君更多时候扮演的是爱情捕猎者的角色。而这种猎获式的爱情，都是诗人对日常生活的真实体验，不虚张声势，也不痛哭流涕更无须绝望与悲悯，因为生活本来如此。

    杨森君的诗歌在日常化抒写的同时，由于与对生活的过分黏着化表述，使得其诗歌缺乏对现实的穿透力和高邈的人文情怀的追求，而沦为对生活和事件的记录着、概括着，从而使诗歌的的精神价值取向庸常化的时尚、喧嚣和庸俗。由于其一味地追求个体，追求平俗，使得其诗歌沉向低靡、混乱与消沉。正如谢冕所言，是“失去了灵魂和血脉的诗”，它“充其量只是个人的悲观与玩味；驱逐了崇高感之后，诗也最后丧失了大胸襟和大抱负”﹝7﹞。正如宁夏诗人白军胜所言“杨森君诗歌由于篇幅短小，这就不可能涉取更大的生活场景、哲学深度和广度，不能够多层次地表现一种人生，这是他的局限，也是他全部诗歌的薄弱之处。”﹝8﹞。

    正如学者吴思敬所言“日常经验写作，是要把诗歌从漂浮的空中拉回来，因此更需要诗人有独特的眼光，把掩埋在日常经验中的诗意发掘出来，要灵与肉、精神与物质的冲突中，解释现代社会的群体意识和个人心态，日常经验经过诗人的处理发出诗的光泽，让平庸的生活获得一种氤氲的诗意。”﹝9﹞我们期待着诗人让“平庸的生活获得一种”更大的“氤氲的诗意”。 杨森君的诗歌是宁夏60后诗歌同声合唱中的异调，体现了宁夏诗歌的丰富性，是宁夏文坛的重要诗人。

本文来源：http://www.zzqklm.com/w/zw/1534.html《芒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