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中历史和人性的话语焦虑探析

《白鹿原》对多元而复杂的文学追求，使其陷入历史和人性的话语焦虑状态下。这种焦虑在历史建构和人性书写冲突中表现的尤为明显，致使小说为了满足读者的消费心理而缺乏对个体人性把握，文化层面的书写虽显得张扬有余，却不够丰富立体。因此，分析和理解其中的历史和人性的话语焦虑，不仅可以加深对《白鹿原》的研究探析，还可以借此对当代文学历史和人性的话语焦虑探窥一二。

一

《白鹿原》卷首写道：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通过该引文，我们可以看出陈忠实在把握民族文化深层历史脉络上的努力，试图颠覆和解构民族秘史的建构，继而使本文的历史走向不同于正史[1]。“民族秘史”指的是历史中人们的欲望世界，小说情节每次向前推进都伴随着欲望的聚集与释放。陈忠实通过对“民族秘史”中众多人物的再加工，表现出了宗法农民文化历史最原始、最本真的形态。人物的性欲是人类最原始的欲望，贯穿全文，不仅吸引读者满足他们的猎奇心理，也是“民族秘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小说沿着这样的脉络不断地向前推进。“性”几乎可以在书中的每个人物身上得到展现：白嘉轩连娶七房女人、黑娃和田小娥偷情私奔、鹿子霖滥交、白孝文被性诱、鹿子霖和田小娥苟且、鹿三杀死田小娥，甚至还有性无能的郭举人。性是白鹿原的神话。“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作为小说的开篇，预示着作者将对性行为和心态下重笔墨进行描写。除了能刺激读者的生理感受，还试图表现出白嘉轩男性旺盛生命力的喷薄，隐喻其身上仁义之气的力量，为黑娃一直惧怕的“腰杆硬”埋下伏笔。小说通过对白嘉轩的性的描写，来表现仁义之人白嘉轩的文化心理及其生存方式；而鹿子霖除了和田小娥的苟且，鹿子霖还和众多“干儿”母亲厮混，“干儿”无疑是鹿子霖的儿子，而“干儿”母亲都有一定的姿色。性不仅是鹿子霖的生活方式，他还沉迷于这种生活方式，以排解在与白嘉轩每次权利争夺较量中落败后的内心郁结，权利上的不得志，希望通过性得到满足。权利斗争失败落寞，通过众多的“干儿子”得到转移与释放，体现了宗法制度下的农民文化实用生存哲学；黑娃身上的性，展示了人性本体与仁义文化的冲突和对接。黑娃与田小娥偷情私奔是人性的自然本体，但并不能被当时的社会仁义文化所接纳。祠堂、白嘉轩作为仁义文化的载体，必然会受到黑娃的反抗，而游斗白嘉轩、砸毁祠堂则展示了人性本体与仁义文化的冲突。这不是黑娃阶级革命意识的觉醒，而是革命历史的欲望化，也表明了历史叙述的无序与偶然性；而黑娃与高玉凤之间的性平静温馨，使得黑娃理智了许多，在洞房之夜他反思了自己的人生历程，黑娃在高玉凤温柔的胸怀中决定拜朱先生为师，人性本体与仁义文化的对接在这里试图得到完成。黑娃的性行为是其生存方式的极端隐喻，也是作者展示黑娃内心世界主要方式，也体现了作者在历史叙述中的话语焦虑；田小娥的身上性在全书性描写中最狂乱和激烈，与黑娃的偷情是其性自由的追求，不甘于作为郭举人的性奴隶，希望能拥有独立的生活，这一希望被白嘉轩代表的仁义文化所破灭。和鹿子霖的苟且，成为了她以性为武器向白嘉轩反抗的应激源，性诱白孝文继而报复白嘉轩，试图挑战仁义文化。她活着的时候，以滥交和肉欲不断地反抗封建族规和礼教。死后，阴魂附体鹿三，腐烂的尸体引发关中地区一场大瘟疫，她用自己性和生命控诉着“仁义”礼教[2]。

可见，隐秘的性史对民族历史发展的驱动作用。一反面，作者为了不使小说陷入政治、阶级意识形态的话语桎梏中，建立一个以性史为主框架的文化系统，在这个新的文化系统下展示人性；另一方面，对性欲描写的过分依赖，使小说陷于欲望历史与宏大正史的话语焦虑之中。所以，作者不断地通过性史或民间秘史来消解这种焦虑，以减除宏大正史对小说的绑架。

但作者把阶级革命和党派斗争视作民族秘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有突显正史的意图。书中称颂了鹿兆鹏、白灵等共产党人的品质，并强调这种品质传承于乡土仁义文化。国民党的腐败，使得朱先生、白嘉轩、冷先生不再持中立态度，而是更偏向于共产党，他们认为共产党的仁政会使得他们无敌于天下，这也是传统政治历史的写照。甚至，朱先生指明了当地说：“天下注定是朱毛的”，表明作者企图在书中总结宏大正史。

所以，小说处在历史真实与民族秘史之间的话语焦虑状态，具体表现为对民族秘史的大写和对真实历史的小写，这也是作者面对历史的解构与建构时心态的写照。冷先生、朱先生对圣人境界的追求，白嘉轩对仁义文化的推崇表现出了作者对传统文化的认同。而又希望白灵与鹿家兄弟通过在新式学堂的学习，能有新的思想、学习到新的知识，这既是作者先入为主的历史理性思维所致，也表现了作者对待两种文化思想时的焦虑和矛盾。《白鹿原》陷入了自己的悖论：民族秘史解构了书中要展示历史，仁义文化否定了书中要展示的人性。而正是这种历史和人性的话语焦虑，使小说通过对历史诉求表现出了不易被捕捉到到的隐秘人生。

二

书中的人物，在动荡不安的历史背景下，在各个时间点有不同的人性体现，是人性剧烈变动的一面，而作者又不断地强调民族文化品格的稳定性和平衡性，这就产生了历史和人性的话语焦虑。作者西方现代主义的表现手法是深度挖掘个体人性主要方法，传奇性的民间故是作者表现民族文化品格、展开历史书写的主要工具，二者既相互补充又相互矛盾，体现了小说的历史和人性的话语焦虑。而文化人类学、后现代文化诗学等历史哲学文化对《白鹿原》有深远的影响，其中的历史和人物充满着传奇性、故事性，充盈着传奇文化的影响，在书中作者构筑了一个不同于一般现代历史叙述的神奇真实的文化世界。书中隐秘的历史既能体现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又满足了读者猎奇心理和感官刺激的需要。

作者遵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民间故事套路，彰显白氏家族仁义文化，预示着家世繁盛的结局，而鹿氏家族衰败则是非仁义的恶果。神奇传说在书中有大量的体现：在第六房女人死去的困顿中，白嘉轩无意中在白鹿原上发现了白鹿精灵，这既点题，又引出了小说的重要线索即白灵的出生和白氏家族的繁荣。书中对白鹿精灵的叙述很显然是直接从民间故事引用过来的，充满了民间智慧与想象；田小娥死后阴魂附身与鹿三，尸体引发关中地区的一场大瘟疫，有类似于窦娥冤的故事桥断；朱先生对“天下归朱毛”，“文化大革命”的预判，充满着民间江湖神算子的韵味。小说中的神奇故事很好地把各个人物的故事衔接起来，组成一个完整的立体的宏观的故事，这个故事展示了中国几十年风云变幻的历史推进和人性演化。除了传奇性的叙事，小说对性与暴力的着重描写，是对文化娱乐的话语的融入，以保证《白鹿原》在读者市场上的成功。当然，对性与暴力的描写同样具有调节叙事节奏、制造情节落差的作用。

同时，小说传奇性故事的叙述主要用来表现宏观的民族文化性格，而对个体人性的描写与探究则显得力不从心。相对于对白嘉轩和七房女人的性爱历史的描写，对六个年轻女性的死亡作者是一笔带过，笔墨审甚少，六个鲜活生命的离去竟对白嘉轩没有造成任何的心理触动和影响，作者更嗜好对性爱场景进行浓墨重彩的描写；作者能非常灵活地在黑娃闹农协、当红军、做土匪、入国军，拜朱先生为师各个传奇性的经历中跳跃，讲述其中一个个人物悲剧命运，却无法对造成悲剧命运的个体原因进行深入的探讨。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很容易感受到宏观层面的话语力量，却对个体的人性感知甚少。所以，陈忠实为了补偿小说对人性深度表现的缺失，在把握宏观民族文化心理的同时，还运用了了以马尔克斯为代表的写作手法（由于对拉美的历史和文化不理解，人们通常称为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而马尔克斯本人却不认为自己是魔幻现实主义的写作风格，他说这是我们历史和文化的真实写照）。但在陈忠实看来，中国民族深层文化心理结构足够“魔幻”，他对本民族的事情和自己的写作方式足够自信，不会故作新潮去借鉴“魔幻”的概念[3]。他说，“我不会把人忽然就变成甲虫了，我们民族没有那种东西”。但拉美的写作手法在《白鹿原》中的运用不可忽视，他不再以单一的仁义视角看待人性，转而以更加立体和丰富的现代主义的方式关注人性的复杂性和多元性。例如，鹿三杀死自己的儿媳妇田小娥后，却被田小娥的阴魂附体，把鹿三整的神志不清行将就木，隐喻着人性中善与恶、亲情与仁义礼教之间的冲突造成的伤害和折磨。没有直接对鹿三的心理状态进行描写，而是通过诡异神秘的画面进行代笔，突出人物的内心的挣扎；只身退敌、赈济灾民等塑造了朱先生传奇知识分子形象，而一次次预言的成功是民族文化深厚而神秘的映照，展示了朱先生的文化人格与精神魅力[4]。

结束语：

《白鹿原》中历史和人性的话语焦虑折射出作家、乃至我们民族文化在当代语境下的焦虑状态。不受控制的激情在书中到处流淌，历史的欲望在某一个人物和故事上都能有所体现，而儒家文化的正统性又不断地抨击和剥离小说不必要的激情宣泄和历史的欲望，再加上消费话语的不断冲击，于是，《白鹿原》成为一个欲望和仁义不断冲突和碰撞的的民族文化符码，产生了历史和人性的话语焦虑，创造了一个想象力丰富的话语世界。

本文来源：http://www.zzqklm.com/w/zw/1534.html《芒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