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美学·现代性——《红高粱》的另一种读法

《红高粱》发表于1986年，是莫言最负盛名的代表作之一。但在小说发表后将近三十年的时间里，对这篇小说中独特时间意识的解读仍然寥寥，即便有些文章已经论及此问题，也并未真正认识到其重要性和巨大的开拓意义。事实上，《红高粱》这篇小说独特的时间意识开掘了一个宏阔的世界，成为新时期文学中“艺术现代性”的先声。更加重要的是，这一向度并不止于《红高粱》自身，更有可能为我们从另一个视角重划中国“新时期文学”谱系开辟出道路。 

一、《红高粱》中独特的时间意识

《红高粱》开头的第一句话，就彰显了在时间意识上的极度暧昧。小说的第一句是这么说的：“一九三九年古历八月初九，我父亲这个土匪种十四岁多一点”。在这句话中，出现了“一九三九年”与“古历八月初九”这两个古怪时间的结合，已经点出了这部小说在“时间意识”上的复杂性。我国传统的纪年方式为“六十一甲子”，在时间观上是循环的，“一九三九年”是西历纪年，代表着线性时间观，是在晚清随着“西学东渐”的强大浪潮涌入我国的，最早在梁启超等人那里得到体现。这句话暗示出了西方的线性时间观，或者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逐步统治我们时间意识的进化观与中国传统时间观念暧昧的联接，预示着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不会再是一个被进化论时间观笼罩的叙事。

小说的主体部分是由“我”所叙述的“我父亲”记忆中“我爷爷”与“我奶奶”的故事，在这里，整个“故事时间”非常复杂，是一种“穿越时间”，它是充满对话性的、自我分裂的，在过去未来之间穿梭，按照彼得·奥斯本《时间的政治》这本书中的概念，这是一种“世界的时间”向着“心灵的时间”的转化[]。在这场关于记忆的叙事中，时间失去了标识过去、现在、未来的向度，亦失去了指示社会历史发展的功能，它变成了一种内化的感觉，时间的流逝、回溯或者停顿，都以“我”的叙述或者“我父亲”的回忆作为尺度。这种转化表明，《红高粱》中的时间意识已经冲破了社会历史逻辑的牵引，开始向着个体心灵，也就是艺术逻辑靠近。

不过，整部《红高粱》中最能够凸显其时间意识与众不同之处的，是小说刚开始不久出现的一句话：“他们杀人越货，精忠报国，他们演出过一幕幕英勇悲壮的舞剧，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不肖子孙相形见绌，在进步的同时，我真切感到种的退化”。这句话，为《红高粱》标示出了一个全新的向度，这已经不再是一场“我”关于过去的简单怀旧，这场怀旧体现出了一种反进步论的时间观，一场关于家族生命力的降幂排列，体现出了“一代不如一代”的悲凉感。这种悲凉感在小说的结尾处再次得到了呼应：“谨以此文召唤那些游荡在我的故乡无边无际的通红的高粱地里的英魂和冤魂。我是你们的不肖子孙，我愿扒出我的被酱油腌透了的心，切碎，放在三个碗里，摆在高粱地里。伏惟尚飨!尚飨!”过去的英魂早已不在，剩下的“不肖子孙”，只剩下“被酱油腌透了的心”，只能够待在一个这样的处境里召唤过往的英魂，这与小说刚开始“种的退化”两相呼应，将整部小说带入时间的陷落里。

二、《红高粱》与《红楼梦》的“两个世界”

《红高粱》中独特的时间意识在美学层面上构成了其与中国古老叙事的对话，这一点，在经典文本《红楼梦》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

这两部小说中的时间都是一种摆脱了社会历史发展束缚的，经验化、感觉化的时间。《红楼梦》中的时间是春夏秋冬进行循环的，并没有明确的纪年，是一种感觉化的时间。而《红高粱》中的时间意识，则体现出了从“世界的时间”向着“心灵的时间”的过渡，其在此层面上与《红楼梦》产生了对话，是一种向着中国古老时间观念的回归。

不过，《红高粱》与《红楼梦》在美学层面上的共性，最主要还是通过这两部小说中文化（《红楼梦》）以及生命力（《红高粱》）的降幂排列凸显出来的，而这种时间上的陷落，源自两部小说中“两个世界”的对话。

余英时在《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中指出，《红楼梦》书写“清”与“浊”，大观园代表了两千多年来中国“精致文化”的理想结晶，与大观园外的现实世界，一清一浊形成对比。李欧梵认为，《红楼梦》的用意正在于用这种“精致文化”来反抗日益虚伪、庸俗的士大夫文化，但这种抵抗是悲剧性的[]。一方面，《红楼梦》对大观园中人物悲剧命运的预言，已经昭示了这种反抗宿命式的失败；另一方面，这种失败也是由时间的流逝带来的，时间的逝去客观上带来了精致文化的衰落，站在曹雪芹力图捍卫的立场上来看，这无疑是一场文化的降幂排列。这种失败在审美效果上带来了一种陷落感，一种对精致文化消逝的无力感，《红楼梦》在此层面上成为了一场巨大的文化悲剧。

而《红高粱》中也书写了两个世界，一个是“我爷爷”与“我奶奶”的传奇世界，一个是“我”身处的已然退化的世界，两个世界形成一种对比，并且通过对“不肖子孙”“种的退化”现状的描述，凸显出“招魂”这一工作中对往昔野性力量的崇敬以及其在现实中必定失败的宿命。这种失败同样也在审美效果上带来了陷落感，对充满野性、生气的过去消逝的无力感，《红高粱》与《红楼梦》在这一层面上产生了对话。而《红楼梦》的这种美学，被李欧梵概括为“中国古代最伟大的颓废小说”，这无疑为我们开启了从世界文学高度讨论《红高粱》叙事美学的路径。

三、《红高粱》与波德莱尔的颓废主义美学

从表面上看，《红高粱》与《恶之花》体现出的是完全不同的美学风格，尤其是《红高粱》中磅礴的野性，更是与传统认知中的颓废毫无关联。但当我们抛开对颓废主义美学的固有偏见，深入这一概念的内核时，便会发现一种相互映衬的无力感与陷落感。本雅明在《论波德莱尔的几个主题》中，将《恶之花》第1卷中的组诗解读为“献给那无可挽回地失落了的东西的”[]，这无疑与《红高粱》中“种的退化”这种“一代不如一代”的悲凉感产生了相似的美学效果。

《红高粱》与波德莱尔的对话性更体现在一种对英雄的追寻上。在《恶之花》中，到处充满了波德莱尔对“现代英雄”的探寻。但事实上，波德莱尔的这种探寻是落空了的，他从艺术家、社会渣滓、纨绔子弟和密谋者身上寻找“这个时代最后的英雄闪光点”，但却无法回避他们与生俱来的虚弱感，这种虚弱感无疑否认了英雄的存在，波德莱尔对英雄的追寻导致了一场“对无可挽回的失落了的东西”的缅怀，也导致了古典与现代对话间所投射出的衰竭。而《红高粱》也体现出了一种对英雄的迷恋，莫言用一种磅礴的诗意，勾勒出余占鳌这样具有原始生命力和野性精神的草莽英雄，已经成为过去时的英雄气概与现实中的子孙的衰退与虚弱两相对照，造成了强烈的失落感，与一百多年前的《恶之花》在美学上产生了进一步的对话。

《红高粱》与《恶之花》共同体现出的美学效果在卡林内斯库的《现代性的五张面孔》中得到了命名，他将“时间的破坏性和没落的宿命”与“颓废”联系到一起，指出这是一种所有民族都熟悉的古老的颓废神话[]。这种颓废神话在进入20世纪后逐渐成熟起来，其负面意义渐渐消失，而成为一个可以与现代主义相互替代的概念。在此框架下，《红高粱》中所体现出来的陷落感，沟通了古老颓废神话的同时，也体现了现代意义上的颓废主义美学，成为其“艺术现代性”的又一层指认。

四、《红高粱》：“现代性”的打破与重构

《红高粱》是一部难以被归类的小说，既被称为“寻根文学”的收官之作，又被看做“新历史小说”的滥觞。事实上，其难以被归类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其所体现出来的独特的时间意识。独特的时间意识让这部作品完成了一个关于“陷落”的叙事，从时间意识和美学上接通了“艺术现代性”，在80年代中期的中国大陆开启了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学自觉性的苏醒。

但《红高粱》的意义并不止于此，它本身所具有的“现代性”意识，提供给了我们一个探讨“现代性”的全新视角。在“布尔乔亚的现代性”中，“现代性”意味着科技进步、资本主义发展以及都市化。而在所谓的“艺术现代性”中，对“现代性”的理解仍然未脱都市化这一时代背景，即具有“艺术现代性”的文学，是在都市背景下产生的，因为只有都市生活才能给予现代人一种虚弱感。但莫言的《红高粱》讲述的却是一个发生在乡村，带着原始的野性力量的故事，可其同样体现出了一种陷落感，这是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它打破了“现代性”与“都市”的必然关联，指示了一种与都市化毫无联系的“非西方的现代性”。

事实上，如果不从都市化的角度定义“现代”，而是进一步回到这个词本身，我们会发现，“现代”并没有一个特定的模样，它意味着此时此刻，是一种对过去的反动。在此层面上理解现代性，可以发现现代性的另一面向，即多元的、局部的和非模仿性的。与19世纪相比，刚刚过去的20世纪的思想家和作家对“现代性”的思考，展现出了彻底的平面化和想象范围的收缩。在他们那里，“现代性”并不是一个多元化的、不断变化的存在，而是一个固定的、没有任何缝隙的封闭概念。发表于1986年的《红高粱》所体现出的“现代性”内涵如此丰富，并不能被20世纪对“现代性”的封闭定义所囊括，反之，它所展现出的“现代性”，成为一种对20世纪封闭“现代性”的反拨。

《红高粱》不仅指示了一种不同于20世纪西方主流认识中的“现代性”，在某种程度上，更触及了对这种现代性遗漏的补充。在20世纪的艺术领域，“艺术现代性”一直被视为对全部现代经验的反动，这给现代艺术带来极高艺术价值的同时，却也带来了意义上的真空：它只有不断的反动与批判，却没有建设，没有那种带有建设性的支撑着生命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红高粱》中对过往英魂的召唤成为补充了这种现代性的遗漏，它也向我们展示出了另一种向度：即现代世界变得如此复杂，早已不再是一种单一的“西方现代性”所能够完全加以覆盖的。

往回走是向前走的一种路径，想要进一步深入对“现代性”或者说现代男女想要深入了解和掌控自己在现代社会中的处境，就需要回溯到自己的现代之根，恢复已经被切断的“现代性”与过去的联系。近年来，李欧梵、王德威等很多海外学者都在梳理中国文学作品“非西方的现代性”谱系，但目光基本集中在晚清以及现代文学作品上，并未涉及新时期的作品。事实上，晚清与现代时期虽然中国也在不断地步入现代化，但还是到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才全面、快速地加入了世界性的现代化大潮。莫言的《红高粱》创作于1986年，那时正值中国现代化的起步期，它展示出了现代化之初中国的现代男女对现代化的中国进行认识与掌控的企图，展示了中国现代男女在这个日益现代化的社会中寻找家园的企图，三十年后，站在这个文化衰落、精神空洞的时代再去研究这部作品，无疑为我们恢复一种生气勃勃的“现代性”、创造21世纪的现代性提供了必要的信心与见解，也为丰富“非西方的现代性”谱系提供了更加开阔的思路，展现了在“新时期文学”中建立这一谱系的可能性。

本文来源：http://www.zzqklm.com/w/wy/1534.html《芒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