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韩乡土小说中女性形象比较研究

所谓的乡土小说，主要是指靠回忆重组来描写故乡的生活并带有浓厚乡土气和地方色彩的小说。我国乡土小说的概念最早由茅盾先生提出，但当时他并没有对其进行系统的阐释，所以当时的乡土小说只是一个笼统的概念，最早对乡土小说进行概括的是鲁迅先生，他在1928年发表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首先提出了这个概念。韩国乡土小说的概念与我国的相类似，也是一批作家以自己熟悉的故乡景色、风土人情为题材，主要目的是揭示出封建宗法制下农村生活的愚昧与落后，同时也借此抒发自己浓浓的乡愁。我国乡土小说代表作家有鲁迅、废名、王鲁彦、台静农、许杰、彭家煌、沈从文、汪曾祺等，代表作品有《社戏》、《竹林的故事》、《菊英的出嫁》、《边城》等，韩国乡土小说代表作家有金裕贞、李箕永、李光洙、姜敬爱等，代表作品有《开拓者》、《泥土》、《雷阵雨》、《故乡》、《人间问题》等。中韩乡土小说都是在以乡村为大背景的前提下抒写其主题，抒发其情感，笔者认为它们所要表达的主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批判与讽刺，二是赞美与眷恋。批判与讽刺也就是作家怀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复杂情绪描绘出了生活在苦难中但依然麻木无知的故乡农民，还有就是对愚昧落后的故乡习俗的讽刺，而赞美与眷恋则表现出了作家们对自己故乡怀有的深厚感情。目前学界对中韩乡土小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其思想内涵主题的研究上，对女性形象的研究少之甚少，本文将以此为切入点，试对中韩20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乡土小说中的女性形象进行比较。

一、封建压迫下的女性形象

中韩两国在19世纪左右虽然逐渐走向了现代化，建立了所谓的民主制度，但沉淀了两千多年的封建思想并没有因此而消逝，它还是根植于社会中的每一个角落压迫着每一个人，特别是对女性的束缚与压抑，而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农村妇女可以说是最大的受害者。

首先，中韩两国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因此根深蒂固封建思想一直扎根于社会之中，而这其中针对女性的封建思想显得格外明显。中韩两国女性一直都受制于男权的压迫，女性的生存状况并没有因为农村经济制度的瓦解而得到改善，反而因为经济制度的崩溃受到了等大程度上的束缚于压迫。韩国作家金裕贞的短篇小说《雷阵雨》真实的再现了农村经济崩溃下的社会样相，小说的主人公春浩和妻子因为土地的被剥夺不得不在乡间四处游荡，春浩整天无所事事只知道赌博，希望通过赌博发家并离开这里在汉城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然而他并没有赌本，所以他就向自己的妻子所要，春浩妻子为了这两元的赌本就和两班的李老爷发生了关系，春浩拿到钱的时候并没问钱的来源，他似乎默认了妻子与李老爷之间的关系。妻子只不过是春浩手中的一件商品，他想怎么样就可以怎样，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女性在男性压迫下生活境遇的悲惨。

其次，中韩两国乡土小说中的女性大多数还是受到封建礼教的束缚，不仅如此，她们自身对被压迫、被束缚的命运也没有产生过一丝的怀疑和反抗，对命运的妥协和认同才是她们最令人感到悲哀的地方。鲁迅小说《祝福》中的祥林嫂就是这种典型的代表，她不仅生活上贫困，在精神上同样如此，君权、父权、夫权、族权等封建思想早已经融入到了祥林嫂的血肉之中，她早已经接受并默认这些思想礼教等，所以她最后成为了吃人的封建礼教思想的牺牲品。在广大的中国农村，与祥林嫂命运相同或相似的女性不计其数,《明天》中单四嫂子的儿子宝儿得了重病，单四嫂子并没有把宝儿送去看大夫，反而选择用巫术来根治宝儿的病，最后宝儿慢慢地停止了自己的呼吸，由此可以看出封建落后迷信对人们思想毒害之深。中韩两国此时生活在农村的女性完全没有什么人格尊严，她们唯一能做的就是默默忍受着封建礼教带给她们的压迫，而作家一方面对这些女性自身的麻木、愚钝做出了批评，但更多的是向她们投入了深深的怜悯之情。

二、自我觉醒反抗的女性形象

中韩乡土小说作家除了描绘受封建礼教压迫女性的群像之外，还塑造了一批具有自我觉醒反抗意识的新时代女性形象，她们不再是男性或者陈旧生活的附属品，她们开始发现自我、追求自我，并开始提倡男女平等、自由解放等新思想。

首先，随着西方新思想的传入，中韩两国女性的思想也逐渐发生了改变，她们认识到了自我身上的枷锁并试图摆脱封建礼教的压迫和束缚，努力争取属于自己的自由平等权利。小说《离婚》中的爱姑就是一位具有现代新思想的女性，她性格泼辣蛮横，不愿意受到任何封建礼教思想的束缚，当时村里的女性还依照传统观念进行“裹脚”，但爱姑却没有这样做，通过小说读者可以看到爱姑有一双似钩刀样的脚，因此爱姑的形象与那些“三寸金莲”的女性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虽然爱姑最后在与“七大人”的交锋中失败了，她并没有改变自己的处境和命运，但是比起毫无反抗意识的祥林嫂等人可谓是进步了许多。周立波《暴风骤雨》中的刘桂兰、丁玲《太阳照在桑河上》中的黑妮、赵树理《小二黑结婚》中的小芹等几位女性可以说是新时代女性的代言人，她们都受到了社会主义新思想的熏陶，敢于和封建势力做斗争并积极主动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从她们身上看到了新时代女性独有的思想和光芒。

其次，韩国乡土小说中女性的觉醒反抗也经历了一个艰难的过程，女性不断在解放的道路上摸索前进，由此看出了她们对自由幸福生活的渴望。韩国女作家姜敬爱的小说《母亲》就向读者展示出了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全过程，小说以三位不同女性的生活境遇为线索展开，她们分别是玉、美丽和珊瑚珠，小说以玉和丈夫的离婚为开端，玉此时还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女性，她深知离婚女性在封建社会中的生存境遇，因为玉的母亲美丽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美丽原本是一个佃户的女儿，不过在17岁的时候被父亲卖给了农场主作了小妾，丈夫也没有将美丽作为正常人对待，在生下女儿与玉之后被无情的赶出了家门，最后在无可奈何之下成为了卖酒女，玉的婆婆珊瑚珠努力想摆脱原来妓女的身份，但无情的现实却将她拒之门外。美丽和珊瑚珠的遭遇让玉彻底看清楚了封建伦理的吃人本质，同时也鼓励着玉迈出人生的第一步，玉与丈夫离婚之后考上了汉城的某女校，开始了自己全新的生活，她所做的一切不再是为了丈夫，而是为了自己可以拥有更好的生活。玉的勇气和行为代表了新时代韩国女性的觉醒。

三、中韩女性形象的差异性

中韩两国在上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的社会大背景基本相同，女性所处的生存境遇也基本相同，但不同作家由于所处环境、思想观念、教育背景的不同，其笔下的女性形象自然会表现出不同的特征。

首先，中韩两国乡土小说几乎都以农村的下层女性为表现对象，但我国作家倾向于揭示她们思想落后，精神麻木无知的一面，也就是通过她们展示出我国人民存在着的劣根性，这在鲁迅、台静农、王鲁彦的小说中较为明显。《菊英的出嫁》是王鲁彦《柚子》集中的一篇佳作，王鲁彦用细腻的笔法展示出了渐东地区农村特异的冥婚习俗。菊英只不过活了8岁，在她去世10年后，她的母亲认为她已经到了结婚的年龄，于是给她定了一门阴亲，并且准备了丰厚的嫁妆准备将她嫁出去。王鲁彦这篇小说始终以菊英母亲的口吻进行叙述，进而重点塑造了其母亲形象，作者一方面表现出了母爱的伟大，但更多的是向读者展示出了菊英母亲的愚昧无知。冥婚这种风俗体现出来的是愚昧落后的原始信仰，即认为人死后灵魂是不死的不灭的，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安慰死去的灵魂，使其在另一个世界得到幸福，这实际上是荒唐可笑的，但菊英母亲以及其他村民都对此确信不疑。这批作家对农村风俗劣习的揭示实际上是为了唤起女性自我解放的意识。

其次，韩国乡土小说虽然也描写一些思想保守落后的女性，但更多是将新时代女性作为表现的对象。韩国著名作家李光洙与鲁迅是同一时代的作家，然而他们笔下的女性形象却有着巨大的差别，李光洙先生就将新时代女性作为主要的描写对象，其笔下女性都极力呼吁女性的思想解放，鼓励女性为自由平等而不断奋斗，因而其笔下的女性形象较中国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更具有爆发力与感染力，但在人物形象塑造上不如我国小说丰满立体。除了李光洙先生，姜敬爱女士的小说也集中体现了新时代女性的风采，小说《母亲》中玉通过教育唤醒了压抑在内心中对自由的渴望，从而实现了对压迫女性的封建论理进行了反抗，但从总体上说，玉的反抗还是缺少一种内在动力，而小说《人间问题》中的善妃的觉醒和反抗则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善妃在不断地变化中逐渐认识自我、寻找自我以及追求自我，体现了新时代女性的社会风貌。

综上，中韩两国现代乡土小说虽然没有直接的联系与影响，但是在思想主题、内涵意蕴等方面却有着相似性，但由于作家生活背景等方面的差异，中韩乡土小说在塑造人物形象方面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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