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字”到“图像”——新媒介语境下文学作品改编影视剧现象解读
随着现代信息与传媒技术的发展,文化形态发生了多种变异,其赖以存在和传播的形式由“语言”为主转向了以“图像”为主,促进了影视文化的繁荣与发展。各种各样的图像占据了人们的视野,如电视、电影、广告等各种文化形态让人们周围的生存情景充斥着无法回避的视觉符号。大量的文学作品被改编成了影视剧,阅读的文本由传统的“文字文本”转变成“视觉文本”,语言符号变成了图像符号。
2015年初,茅盾文学奖作品、路遥之作《平凡的世界》被翻拍成电视剧。为了更加适应电视剧这种体裁,编剧对原著进行了一定的改编,引起了很多人热议。如今大量的文学作品被翻拍成影视剧,形成了文学作品改编成影视剧的第二次浪潮。时过境迁,当文学改编影视的又一次浪潮来临之时,领军者摇身变成了网络文学。
1.从“文字”到“视觉”
现代大众传媒从诞生开始从来没有间断对文学作品的改编,使文学作品以影像的方式呈现在受众面前。麦克卢汉指出,作为一种建立在现代摄影和机械技术基础上的新的文化形式,电影依靠一种机械转动的速度,就把我们带入了一种“创新的外形和结构的世界”。现代大众传媒的出现和发展,对现代视觉文化的兴起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如果说媒介技术的发展为视觉文化的转向提供了一个可能,那么视觉文化兴起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消费社会的到来。消费社会是伴随着物质资源的极大丰富而到来的。在这样的社会中,一切东西都贴上了标签,成为售卖的对象。费斯克曾经指出:商品经济中,被售卖的不仅仅是商品,受众的注意力也成为了售卖的对象。为了刺激人们的购买欲望,消费社会总是以图片化和视觉化的传播方式对人们的感官造成一定的刺激,让人们产生购买欲望,于是商品的图像化和视觉化就在商品社会中不断蔓延。
近几年,在这样的消费社会中,莫言之作《红高粱》的媒介转换自然未能脱离这个前提。从宣布启动重拍计划开始,电视剧版《红高粱》制作方就一直借各种话题吸引受众眼球,提升关注度。其制作过程和创作原则更是紧贴市场需求。一方面使用浓重的商业化元素,另一方面借助热门元素提高可看性。商业化的运作手段,如男女主角的选择以及制造各种话题,使得这部剧还没有播出就引发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2.从“读者”到“观众”
在读图时代“视觉为上”的今天,影视剧的发展和繁荣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文学的发展。从根本上来说,影视剧仍然源于文本文字,对文学作品进行改编与解读。尤其是那些对经典文学名著进行改编的影视剧作,仍然对受众具有积极的正面效应。
(1)受众可以更加自主地选择媒介形式
在大众媒介时代,受众在传播中的地位愈加重要。从文学作品的角度来看,受众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更加自主地选择媒介形式。这种传播方式的转变带来了传统文学作品与受众关系的新形式:受众对文学作品的接触不再局限于印刷文字,而是可以通过影视来了解文学作品,继而再选择是否阅读印刷文本。在电影《红高粱》夺得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之后,莫言的一系列作品不仅为国人自己所熟知,也走出国门,为许多国外读者所了解,并使莫言最终成为中国首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这为我们传播中国文化和塑造中国形象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影视剧这种直观的艺术形式更易克服文化的差异而进行全球化传播,从而在全球范围内传播中国文化,塑造中国形象。
(2)影视剧的选择逐渐考虑受众的审美和心理
影视剧是大众化、通俗化的娱乐产品,观众人数众多,因此更要考察观众的审美趣味和心理接受能力。网络小说一般都是拥有一定的知名度后才会被导演或编剧所看中,因此,被改编成影视剧的小说都是具有一定的受众基础的,也是符合受众审美趣味的。受众在某种意义上参与了影视的创作,打破了传统精英阶层对影视剧创作的控制。
(3)受众的意见影响着影视剧的传播效果
影视剧的制作与传播不再一味依赖传统媒体,而是增添了新媒体渠道。得益于新媒体互动性强的特点,影视剧制作方通过受众在线反馈不仅可以及时了解网络舆论动向,也可以根据反馈的意见及时调整自己的媒介内容。韩剧和美剧在中国国内受到了很多人的追捧,这和其优秀的内容品质是密切相关的,这种优秀品质的获得,离不开其对受众反馈的不断收集。如今中国电视剧也开始尝试遵循边播边写的原则来进行电视剧的拍摄,而每部电视剧都会创建专门的论坛供人们讨论,编剧也会根据受众的反馈及时调整剧情。
3.从“视觉表现”到“视觉奇观”
法国理论家、“国际境域主义运动”的创始人之一居易·德波在《奇观社会》一书中提出“奇观社会”的概念。“奇观”理论的提出与20世纪60年代西方消费时代的到来有着直接的关系。消费时代不仅意味着物的空前积聚,而且意味着一种前所未见的消费文化的形成,从物的生产到物的呈现再到主体的购买与消费,这一系列的过程不再单一地只是物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实现,而且还是物的符号价值的生产和消费。电视剧《红高粱》更像是小说《红高粱》的一个符号代称,里面的人物、人物性格、故事背景、故事情节都进行了大规模的改编,只保留了能代表《红高粱》的几个符号化的人物名字和情节。
如果将这部电视剧的名字和剧中两位主角的名字换掉再呈现在受众面前,如果这部剧不是著名导演郑小龙来导演,也不是严歌苓来编剧,更不是有着极高话题性的周迅来主演,即如果我们将这些符号化的东西去掉,那么我们还会将我们的注意力转向它吗?从另一个层面上来说,如果不是这些符号化的东西,我们还会认出来这是《红高粱》吗?经典文学作品的价值逐渐被其外观的符号价值或景象价值所取代,渐渐异化为一种全社会范围内的视觉狂欢。
所有这些看似无比丰富的视觉形象,背后却总是隐藏着一个商品的幽灵,正如费瑟斯通所说,各种各样的“视觉性意指体系如电影、电视及广告中的影像”,构成了消费社会中的“消费文化的一般特征”。正如新版《红楼梦》的导演李少红曾直言重拍经典的秘密:“经典卖的就是一个知名度,不管拍得好不好,只要拍的是经典,总有人看,有人看就有收视率,有收视率就有广告,就有价格。” 消费主义的霸权超越传统理性,从而造成对文学作品尤其是网络文学作品的异化。前面提到,在网络互联技术的驱使下,网络文学得到发展,并逐渐成为将文学作品转换为影视作品的一个主要资源。在视觉文化转向的语境下,消费主义的霸权使得资本逐渐渗透到文学作品的创作中,加剧了文学作品同质化、庸俗化、娱乐化现象的产生。
身处视觉时代的我们,需要对视觉文化的流行现象持谨慎的态度。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里表达了对人类在完全享乐主义的自由中反而失去自由的担忧,并向我们揭示了一个预言:我们将毁于我们所热爱的东西。因而,在这样一个时代,对于任何一种新兴文化尤其是这种与生俱来与消费主义有着密切联系的视觉文化,我们需要以一种批判的视野来看待。
4.“仿像”社会中的视觉狂欢
对文学作品进行多种媒介形式的相互转换是当今文学媒介形式的新趋势,单一的媒介形式已不能满足受众的需求。影视作品是对文学作品的视觉化“再现”,优秀的改编剧作有助于受众更好地理解原著,也可激发受众对原著的兴趣,从另一种的角度跟随导演解读文学作品。但是,在媒介技术高度发达的时代,文学作品被大规模、频繁地媒介转换,必然会对文学创作尤其是网络文学的创作产生巨大的影响。
鲍德里亚指出,与传统社会注重模仿和生产不同,现代社会注重所谓的“仿像”。大部分网络文学作品的诞生其实就是为一些读者营造一个虚构的世界,从而满足他们在现实中实现不了的“梦”,这些网络文学作品与生俱来的特质极易加剧整个社会范围内的视觉狂欢问题。媒介技术的发展带来了视觉文化的转向,由此产生的传播格局的变化让我们看到了一些机遇与突破。然而,视觉转向带来的不仅仅是传统精英阶层所控制的大众媒体的变革,同时也带来了一种“狂欢式”的消费奇观。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我们既是“消费者”又是“创作者”,这是这个时代赋予我们的特质,如何在这样的时代保持文学作品独立性、思考性?笔者认为,把握住自身的主体性是对这个问题最好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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