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来中国电视节目大众传播职能的变化与发展 ——基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进行分析

一、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国电视节目职能分析——单纯的“喉舌”职能

与国外电视产业产生因素不同的是，中国电视产业的出现，并不是市场需求所推动的，而是国家的政治因素所推动的。中国电视产业在其诞生之初，便肩负着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的任务，对党的思想理论宣传、国家法规政策的传播起到了显著的作用。

在这一时期，作为大众媒介的电视，最主要的职能便是传播信息、引导舆论以及教育大众，而相对于日后逐渐兴起的娱乐职能，则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并未得到充分的发挥。因此，电视节目的中心也是比较偏向于自身的“喉舌”功能的，新闻节目、纪录片是电视当中经常播放的内容。1958年5月1日，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的前身）作为中国历史上首座电视台，在北京成功进行了开播试验，与现今种类繁多的电视节目不同的是，当时的节目类型和数量十分简单和有限：一个直播的座谈会，有诗朗诵、舞蹈和苏联科学教育影片《电视》以及纪录片《到农村去》。

造成这样一种大众传播职能比重的原因，与当时的社会环境、经济体制以及电视产业自身的性质有关。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国电视事业，是作为公有制的社会性事业单位出现的，它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政治功能是其最主要的特征，一切以政治宣传为中心，主要是作为国家的政治宣传工具出现的，而大众媒介的社会职能则并未得到发展的空间，电视节目的发展也是处在比较低级的阶段，并且电视节目的形式也是处在“单体节目时期”。

二、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中国电视节目职能分析

（一）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电视节目职能分析——大众传播职能“平衡”发展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中国的经济发展正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逐步转变，经济形态从过去的国有化、公有制转变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在逐渐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环境中，电视产业的社会化日渐明显，自身的产业属性逐渐突显出来。在中国1993年事业单位改革的初期，国家就明确提出：“事业单位的改革方向是实行政事分开。积极推进事业单位的社会化，使事业单位具有法人资格。”

电视的社会化，最为重要的内涵有两个方面：第一，从电视作为信息载体而言，电视媒介的社会化，就是电视媒体职能的社会化，即由原来单纯的喉舌功能，开始逐步增加电视媒介的社会功能，这其中包括了舆论监督、服务大众、娱乐生活等，由过去以政策与行政为主确定传播内容逐步转向以社会以及市场需求来调整自身的传播内容；第二，从电视媒介生存环境的变化方面来说，市场经济下的电视媒介，在其发展的过程中，有越来越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其中，包括内容提供、经营部分的资本介入，电视产业链相关部分的介入等等。

随着电视产业的社会化进程的加快，电视节目的社会化也在这一时期出现，随着电视节目的社会化，电视节目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较为成熟的发展阶段。与之前单体节目时期相比，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电视节目，即1979年8月中央电视台《为人民服务》专栏的开播以及1993年4月《东方时空》的开播，使得中国电视节目逐步进入了栏目化时期和栏目中心时期。电视节目的栏目化和栏目中心化，标志着中国电视节目的社会化职能不断凸显并发挥着重要的社会作用。

在20世纪九十年代和新世纪初期，许多优秀的电视节目不断涌现，各类电视节目都有十分优秀的作品出现：新闻类节目如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新闻30分》等；文艺类节目如中央电视台的《正大综艺》《幸运52》《艺术人生》，湖南卫视的《快乐大本营》等；社教类节目如CCTV-10科教频道的《人与社会》《百家讲坛》等；服务类节目如《天天饮食》《天气预报》《为您服务》等。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电视业社会化的趋势日渐明显，电视节目也正在不断地发挥其自身的社会职能。在这一时期当中，中国电视节目的社会职能比重较为平衡，各项大众传播职能在电视节目当中得到了较好的发挥，但是对于大众传播职能的应用与发挥尚不充分，节目的制作整体水准较低，电视节目的制作能力函待提高。

（二）加入WTO对于中国电视节目的影响

加入WTO后的中国，将向世界开放自己庞大的消费市场。在世贸组织的相关协议规定中，与广电行业相关的是GATS（服务贸易总协议）和TRIPS（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根据上述两项的规定与加入世贸组织的原则，中国承诺电信对外开放，但广播电视网并不开放。虽然在加入WTO之前，中国并未在广电行业方面作出过多的开放承诺，内地的广电行业并未受到根本性的冲击和挑战，但是随着中国同世界市场的联系日益紧密，中国广电行业依旧受到了世界市场的影响——主要是来自电视节目领域。这种影响大致可以分为三种：外国或合资频道在中国的落户、自主选择引进的国外的电视节目以及外资进入中国电视节目的制作领域。

在频道落户方面，由于中国广电行业自身的二元属性以及特殊情况，中国是有限度地开放空中电信，而国外的频道在中国的落户范围也是仅仅在部分试点地区和国内三星级以上涉外宾馆等单位，由于对频道和地区的限制，这种影响对于中国广电行业发展大方向来说是十分有限的。

在引进境外电视节目方面，广电总局从引进数量、国内制作单位、节目内容、播出时间等方面进行了严格的限制，致使众多境外拥有极高人气的电视节目无法在中国地区进行直接登陆。随着网络的发展，一些境外节目往往通过网络平台的传播和国内一些拥趸的“自主引进”，在中国进行“曲线登录”与“软着陆”。政策方面的限制与对国内电视节目的扶持倾斜，使得这两方面的影响比较有限。

相比于之前两种影响，外资进入中国电视节目的制作领域的影响更为显著。外资进驻中国电视节目的制作领域，不仅仅为中国电视节目带来了可观的收入，与此同时，境外电视节目的制作技术、观念等方面的进入，对于今后中国电视节目的制作产生了更加深远的影响。从过去简单的模仿境外电视节目形式到通过引进境外电视节目制作技术和经验指导，这种更为深入的合作，对中国电视节目的产制和中国广电产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中国好声音》为例，根据TRIPS（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节目制作公司通过与国外的电视节目制作公司进行合作，购买其节目在中国地区的版权，对节目形式、制作手段、营销经验的引进和运用，成功打造了席卷海外的荷兰著名广播电视音乐节目《The Voice OF Holland》的中国版。这不仅使浙江卫视获得了可观的收视率和经济效益，更为境外电视节目进入中国电视节目市场提供了某种可能。

表1：《中国好声音》第一季播出时间及收视率

由表1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电视节目制作领域同世界电视节目制作的深化合作，为中国电视节目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和支持。节目形式的创新与节目内容的不断拓展，为中国电视节目受众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可能性。这对中国电视节目受众的收视习惯与接收信息的能力和方向产生了影响，同时也对以满足受众需求为己任的中国电视产业和其自身的大众传播职能产生影响。

三、娱乐经济对于中国电视节目的影响

1999年，迈克尔·沃尔夫提出了“娱乐经济”的概念，他认为，“娱乐性”已经成为了当代商业最为主要的因素。在美国，娱乐传媒业的总收入已经超过IT产业，以传媒为核心的文化娱乐产业正在成为21世纪的第一大新兴产业。与此同时，中国电视产业同样也在经受着娱乐化的浸淫。娱乐职能伴随着娱乐经济而崛起，高比重的社会资金投入到电视娱乐节目的制作、推广、发布当中，使得大众传播职能资源分配产生了极大的不平衡，大众传播职能比重的平衡由此被打破。

在新世纪初期前后，除了央视一家独大外，在全国省级地方卫视中，凭借着自制剧《还珠格格》等和《快乐大本营》《天天向上》《超级女声》等自制娱乐节目，湖南卫视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省级卫视，一跃成为除央视以外的全国第一大卫视；大型婚恋交友类节目《非诚勿扰》的播出，使得江苏卫视成为受众日常必看的频道之一，创造过中国内地周末节目收视冠军，收视率仅次于央视的《新闻联播》；《中国好声音》的火爆，令浙江卫视跻身全国一线卫视阵营。这一系列地方卫视的崛起，其背后最为重要的原因便是其手中握有独一无二的“吸睛之宝”——制作精良、极富话题性和炒作性、能够引起较大社会反响的娱乐节目。

因此，在各地方台繁荣发展背后，不难发现，带领它们崛起的电视节目的最大功臣便是娱乐节目。娱乐节目虽然花样繁多，但都仅仅承担着娱乐大众这一方面的社会职能，而对于受众认识能力和思考能力的提高，却贡献寥寥。随着大众传媒娱乐化趋势的不断加深，有些电视台为了抢占收视率，竟一味地迎合观众的趣味，不加判断与选择，制作了一批又一批质量低下且媚俗的电视节目。由于中国电视市场的广大，且节目资源比较匮乏，可供受众选择的节目较少，因此一些趣味低级、格调不高、制作简陋的电视节目依然能有着不错的收视率。

中国经济逐渐融入世界市场，娱乐经济成为了全球新的经济发展形态，这两者对于正在进行社会化的中国电视产业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依据社会学的“幂率分布”理论，由于社会大众存在着异质性，自身的社会经济地位、教育程度、文化水平、居住区域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造成了一些需求上的不同。然而娱乐作为大众的最为广泛的内在需求，这种特性就为娱乐节目能够跨越不同的社会阶层与人群的社会异质性，满足较为广泛公众的需求和开拓较为广大的市场。

需要强调的是，虽然中国电视产业在娱乐化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与媚俗化现象，但是这对于自身产业化与社会化的发展而言，在初期发展中是不可避免的。虽然改革开放初期的大众传媒职能之间相对平衡，可是这种平衡是基于一个低阶段发展水平的“平衡”，各职能都尚未完全得到成熟的开发与充分的发挥，一如原始社会的平等与共产主义的平等一样。

基于市场经济规律与“受众即市场”的观点，大力发展娱乐节目和充分发挥大众传播的娱乐职能，对于处在发展初期的中国电视业和广电集团而言，是最优的选择。相较电视娱乐节目而言，教育节目由于自身节目形态的单一化与节目内容枯燥乏味，致使受众具有较大的排斥性，致使发展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娱乐职能的蓬勃发展与教育职能的止步不前，令大众传播职能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失衡：娱乐职能打破了这种原本“原始平衡”状态，开始了大踏步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