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孙中山关于整顿吏治的思考与尝试-历史论文

关于政党的作用，孙中山从三方面给予定义，即一以养成多数者政治上之智识，而使人民有对于政治上之兴味；二组织政党内阁，直行其政策；三监督或左右政府，以使政治之不溢乎正轨。1912年国民党改组，吸收合并了大量党派，成为执政党。国民党的自身建设直接关系到政权好坏。因为在孙中山看来，“中华民国以人民为本位，而人民之凭籍则在政党”。要使党员廉洁自律，首先必须明确党纲，即国民党的宗旨定义为“为四万万人谋福利”，只有这样，政党性质才为高尚，否则“本党实施之党纲，不为人民所信任，则地位必至更迭。”其次，“政党自身之道德，尤当注重，以坚社会之信仰心。”
在培养党员的道德感方面，关键在于去除权利心，端正服务国民的心态。孙中山在不同场合的演讲中多次强调立志
六是有效。道德的血液不是自然天成。
3、服务行为。广义上的服务，既包含在党和群众之间进行沟通；也包含在上级和下级之间进行沟通；也包含在政府和党之间进行沟通；同时也包含为群众办实事。
三、怎么想：科学的思维方式
1、在一个系统里面，所有的要素都是相生相克、不断变化、相互斗争与相互妥协的。这与我们过去在一段时间内盛行的绝对斗争、非对即错的思维方式是有重大区别的。1950年我们的60？是美国的1896，美国有原子弹，我们的空军是幼儿园水平，可我们的部队在朝鲜打出了新中国的骨气和国威。简而言之，我们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同样是一个系统。对此，思维方式上需要有整体性、互利性、合作性等特征。有这样一种思维，在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我们才能够有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在公正的利益协调中游刃有余。可以说，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就有什么样的决策，就有什么样的表现。我们的思想建设，对解决这个问题是大有好处的。
2、对于领导干部个人而言，思维方式是一个更为具体的问题。沈阳刺死城管的小贩夏俊峰被判死刑了，虽然9096的人认为应取缔小贩，可真正执行时9096的人站在小贩一面，审理前后更呈现出众多争议，为何会这样？不同环节的重点和主要矛盾不同，解决办法自然也不同。当社会利益主体多元，即使同一阶层中也有不同利益群体存在时，多元利益群体的博弈就成为社会常态。在这种背景下，整体性思维，要素有用论，合作、妥协等思维都有重要意义。
四、怎么做：构建与时俱进的机制框架
1、从政道德的内涵要与时俱进。建设创新的生态、创新的机制、创新的精神，要突破三种文化：权力文化、关系文化（圈子文化、不讲诚信）、现实文化（功利太重）。要公正、公开、保护公民权利、高效廉洁、工作合法合理、克服官僚主义等。都是因为市场经济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经济道德，即义利兼顾的集体主义道德、言行一致的诚信道德、以人为本的公正道德、效率优先的共富道德。
2、从政道德建设的路径要与时俱进。以往有一条短腿一他律机制。说到道德就会与修养联系，一直强调自律，其实任何一个道德规范的建立，单纯依靠自我修养是远远不够的，很多时候还是要外力的作用，就是要创造做好官的环境。
3、从政道德建设的形式要与时俱进。从遍布全国的彭宇案到见到老人摔倒不敢搀扶，再到搀扶摔倒老人的指南出台，许多原有社会道德适用的环境和条件也在不断发展变化。因此，进行道德建设的形式也需针对具体情况、因时、因地、因人制宜。
4、从政道德的标准要与时俱进。我们强调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强调思想和行动与中央的路线方针保持一致。就是一种新的上下级的伦理关系，决不是封建时代的三纲五常中的“君为臣纲”，强调“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强调对上级官员的指令无条件服从；也决不是“文革”中大肆宣扬的“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不理解的在执行中加深理解”，那种对领导的盲从。而是建立在民主协商、民主集中制这样的道德伦理关系之上。有专家认为，新时期从政道德标准要体现四个统一：传统美德与时代精神的统一、做人与做官的统一、责任与权力的统一、个人利益与奉献精神的统一。
五、遇到问题怎么办：加强党性修养
干部都有一个成长、成熟的过程。党性修养正是干部克服缺点，弥补不足，经受锻炼，使自己的水平从一个高度提到另一个更高层次，更快成长、成熟的有效方法。孔繁森有句名言：老把自己当珍珠，就时常有怕被埋没的痛苦；要把自己当泥土，让众人把你踩成路，就决不会被埋没。“只有能自我改造的人才能改造别人”，带头党性修养，构筑完整的个人品格和从政道德品质。的重要性，1916年8月，在杭州督军署宴会上，他明确指出“凡职业无论大小，官阶无论高卑，若不能立志，虽做皇帝，做总统，亦无事可做；若能立志，则虽做一小官，做一工人，亦足以成大事。一一吾甚希望诸君，不论职业大小，官阶尊卑，各尽其力，以保守固有之文明，并日图进步，为全国之模范。”概言之，便是要立志做大事，不做大官。孙中山对中国近两千年的官本位意识深恶痛绝，他意识到“吾国人最喜做官”，“华人向以官为利数”，为此告诫党员不要有升官发财的念头。孙中山在回复早期革命战友杨鹤龄的信函中写道“真革命党，志在国家，（非）必不屑于升官发财。彼能升官发财者，悉属伪革命党，此又何足为怪？”他引导国民应根据自己的才智选择职业，不要局限于仕途。倘“不问其所学如何，群趋于官之一途，所学非所用，是犹以庖人治衣，安能尽职。”
教化的同时，孙中山也意识到了组织建设的重要性。“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分析原因，认为国民党分子太杂，权利心太重，互相利用，互相倾轧，决定以后要严把入党关，“此后择人不求其多，只求矢志实行之人，能牺牲身命自由权利，而为国家生民造幸福者，乃能入选。”1914年7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华革命党，重整政党组织，设立监督院和考试院，约束党员行为。规定监督院之职务为，监察党务进行，责备党员服务，察视党员行为，稽查党中账目；考试院职务为，考验党员之才干而定其任事资格，调查职员事功而定其勋绩。二、政府架构设置
无规矩不成方圆，孙中山在政府架构上借鉴西方的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为保证这“三架马车”顺利运转，加入了考试权和监察权。这是孙中山的一个创举，民国初期及后来的南京国民政府都是照此模式运作。
考试权的加入，其目的是在源头上做好官员的选拔任用。治官首在选官，孙中山主张任官授职要任官惟贤，任官惟才，不讲资历，不问党派与省籍。为了形成法律化、常规化和系统化的考选机制，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便组织编纂了文官试验章程，草拟了文官考试委员会职官令，文官考试令等草案。这些良法美意虽然随着孙中山的解职没有付诸实践，但为我国近代文官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官与权密不可分，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为对官员进行有效监督，防止滥用权力，孙中山引入了监察权。不少专家学者进行了探讨，大致认为孙中山的监察方法有两种。其一，全能分治理论，用政权管理治权。人民掌握国家政权，然后赋予政府机关治权，即代表人民管理众人之事。人民通过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种权力，监督约束官吏。其二，设立监察院，专管监督、弹劾之事。监察院与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独立，形成一套制衡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