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海踏-艺术论文
作者:中州期刊来源:原创日期:2012-03-13人气:851
剧本的一大艺术成就,就是叶尔米洛夫所说的“直接现实的和深藏的、诗意概括的”双重艺术结构。《海踏》的双重结构,彻底打破了传统戏剧单线结构和主题的形式和内容,不仅使俄国戏剧在反映现实生活的广度和深度方面有所突破,而且为戏剧的艺术表现形式开辟了新的天地。
《海踏》描写的是普通人的平淡的日常生活,但这一切都被内在的诗意的光辉照亮,即在直接的现实写照的背后,还有一股“潜流”。高尔基曾充满热诚地指出了他的剧作风格的这一特点,高尔基在给契诃夫的一封信中写道:“《万尼亚舅舅》和《海踏》是新型的戏剧艺术,现实主义在这儿上升到了富有鼓舞力量的、含义深刻的象征境界……别人的戏不能够从现实性中抽象出来,达
到哲学的概括,您的戏剧做到了这一点……”在剧本里,几乎任何一个形象、任何一个细节,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直接现实的和诗意概括的融合。
《海踏》中的人物都是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人,他们既不是恶棍,也不是圣人,他们都是一式一样,死后留在尘世的只是公墓里一堆堆坟墓前的十字架。他们的轮廓又差不多是模糊的,他们的情绪与变换的态度却不是浮光掠影式的。所有剧中人都被环境和生活所迫,他们见证着生活的永恒规律,同时也为生活的永恒规律所见证。“幕启”的双重含义就在此:从直接的含义来看,它是指花园里为演出特里波列夫的戏而临时搭成的舞台上的帷幕拉开了;而从转变了的含义来看,则指在契诃夫的大舞台上,开始在我们眼前铺开生活的戏。
特里波列夫和特里果林看似一对“情敌”,但并非势不两立,实际上,契诃夫把自己的文学理想分别倾注在他们的创作冲动中。就特里波列夫而言,他想要脱出自然主义戏剧的范畴,走向高度诗意概括的戏剧,但他所想往的象征
主义和现实生活脱了节,在第一幕里,作者就借医生多恩之口,清楚地说明了他对特里波列夫追求新型艺术的愿望之所以同情的实质。
在特里波列夫那个失败的剧本里,有些东西是多恩喜欢的,他对这位年轻的“艺术家”说:“你的题材是从抽象世界里选出来的。你做得对,因为一个艺术作品,应当是一个伟大思想的表现。只有严肃的东西,才是美好的东西。”但接着多恩又说:“一切艺术作品都应当有一个鲜明的、十分明确的思想。你应当知道为什么要写作,因为你顺着这条怡人的道路毫无目的的走下去,你一定是要迷路的,而你的才能也一定会把你葬送掉。”这句话一针见血地揭示了特里波列夫不幸的根源,同时也暗示了他的命运的不幸结局。从第一幕里妮娜批评特里波列夫的话和最后一幕里小学教员麦得维坚科对玛莎说的话中,我们也可见出这一双重结构性。特里波列夫一心想要逃脱庸俗的习惯势力,但遁入幻想,遁入远离生活的梦幻,不但摆脱不了庸俗的束缚,反而会不可避免地重新跌回更严重的庸俗里,因而他那抽象的“美丽”的幻梦,最终使他走上一条丑恶的、与美敌对的、破坏生活法则的自杀的道路。
《海踏》的双重艺术结构来源于作者在表现生活平凡琐事的同时,又将对理想的追求和内在的激情蕴涵其中,从而决定了剧本的抒情气氛,它通过多种方式表现出来,并形成了抒情气氛的多样性,喜剧因素、悲剧因素和正剧因素在剧本中结合在一起。
《海踏》以喜剧性为主,作者主要运用讽剌手法形成喜剧气氛。契诃夫的讽剌存在于生活的潜流中,深藏在言犹尽意未穷的潜台词里,带有含蓄隽永和幽默的特色,又有振聋发聩的力量,具有鲜明的独创性。这种内在讽剌的严肃性,蕴藏在几个主要人物各不相同的命运中。特里波列夫的讽剌性在于他自身的悖论:一个奢谈形式的“革新者”,自己却滚回到老套子里去了,最后以自杀收场,这就是严峻的生活对脱离现实的艺术家的尖锐讽剌。特里果林的讽剌性则在于他的名不副实:他表面上红得发紫,骨子里却是空虚的,他没有“中心思想”,鼠目寸光,在生活方面,他永远顺从阿尔卡基娜的意志;在写作方面,他时常不懂自己写的是什么。
契诃夫对这些人不但有讽剌,还有同情,因而喜剧气氛里包含着抒情因素。在特里波列夫这一喜剧人物身上,有着深刻的悲剧因素。他的自杀虽然毫无价值,却反映出当时许多俄国知识分子在黑暗现实中找不到出路的不幸命运,这种悲剧因素还贯穿着全剧。如每一幕开头玛莎的那些短小说白,仿佛是悲哀的前奏曲,给全剧镶上了一个阴郁哀戚的框子。剧本的正剧因素则这样体现出来:它在着力表现普通人的生活如吃饭、打牌、闲谈等的同时,又能在这些平淡的生活中发掘出清新的诗意。这些抒情因素融合在一起,犹如一部多重协奏曲,将万花筒般的现实生活再现在舞台上,使剧本的艺术魅力倍增。
契诃夫还善于运用象征艺术且手法极其丰富,《海踏》里的每一个典型细节,某种具体实物,人物的衣饰穿戴,甚至一句简单的台词,都包含着象征意义。譬如,剧本里使用的32处“停顿”,它既是一种无声的台词,也是现实生活本身的节奏的象征,它既表明刚刚经验过的一种内心纷扰的完结,同时又表现内心活动的最澎湃、最紧张的刹那。抒情性通过象征得到了加强,这点突出体现在“海踏”这一象征物的双重性上。
在剧本里,“海踏”具有着双重的象征性:那只飞不动的被射杀的海踏,就这个意义来说,这个形象是适合于特里波列夫的。被特里波列夫所射杀的海踏在他自己身上获得了真正的意义。而那只振翼高飞的、美丽自由的海踏,则在妮娜形象上得到了最本质的体现。剧本也正是通过妮娜形象,相信人能够经过人生的“炼狱”,达到真理的境界,实现幸福的愿望,从而散发出巨大的抒情力量。从她的身上,我们看到了19世纪90年代郁闷气氛中的俄国人民中间蕴藏着的、正在成长的健康力量。
正是从《海踏》起,契诃夫的剧本具有了浓厚的象征性,连标题也往往从现实出发上升到哲理的高度,并贯穿于整个作品的形象体系之中,因而也具有了象征意味,这在以前的剧作中是少见
的。可以说,现代戏剧从契诃夫戏剧里吸收了象征的手法以及寓情绪、情感、主题等于象征中的表现方式,并以此来反映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的生存状态、寻求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的出路;与此同时,契诃夫的戏剧也就获得了现代意义。
《海踏》描写的是普通人的平淡的日常生活,但这一切都被内在的诗意的光辉照亮,即在直接的现实写照的背后,还有一股“潜流”。高尔基曾充满热诚地指出了他的剧作风格的这一特点,高尔基在给契诃夫的一封信中写道:“《万尼亚舅舅》和《海踏》是新型的戏剧艺术,现实主义在这儿上升到了富有鼓舞力量的、含义深刻的象征境界……别人的戏不能够从现实性中抽象出来,达
到哲学的概括,您的戏剧做到了这一点……”在剧本里,几乎任何一个形象、任何一个细节,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直接现实的和诗意概括的融合。
《海踏》中的人物都是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人,他们既不是恶棍,也不是圣人,他们都是一式一样,死后留在尘世的只是公墓里一堆堆坟墓前的十字架。他们的轮廓又差不多是模糊的,他们的情绪与变换的态度却不是浮光掠影式的。所有剧中人都被环境和生活所迫,他们见证着生活的永恒规律,同时也为生活的永恒规律所见证。“幕启”的双重含义就在此:从直接的含义来看,它是指花园里为演出特里波列夫的戏而临时搭成的舞台上的帷幕拉开了;而从转变了的含义来看,则指在契诃夫的大舞台上,开始在我们眼前铺开生活的戏。
特里波列夫和特里果林看似一对“情敌”,但并非势不两立,实际上,契诃夫把自己的文学理想分别倾注在他们的创作冲动中。就特里波列夫而言,他想要脱出自然主义戏剧的范畴,走向高度诗意概括的戏剧,但他所想往的象征
主义和现实生活脱了节,在第一幕里,作者就借医生多恩之口,清楚地说明了他对特里波列夫追求新型艺术的愿望之所以同情的实质。
在特里波列夫那个失败的剧本里,有些东西是多恩喜欢的,他对这位年轻的“艺术家”说:“你的题材是从抽象世界里选出来的。你做得对,因为一个艺术作品,应当是一个伟大思想的表现。只有严肃的东西,才是美好的东西。”但接着多恩又说:“一切艺术作品都应当有一个鲜明的、十分明确的思想。你应当知道为什么要写作,因为你顺着这条怡人的道路毫无目的的走下去,你一定是要迷路的,而你的才能也一定会把你葬送掉。”这句话一针见血地揭示了特里波列夫不幸的根源,同时也暗示了他的命运的不幸结局。从第一幕里妮娜批评特里波列夫的话和最后一幕里小学教员麦得维坚科对玛莎说的话中,我们也可见出这一双重结构性。特里波列夫一心想要逃脱庸俗的习惯势力,但遁入幻想,遁入远离生活的梦幻,不但摆脱不了庸俗的束缚,反而会不可避免地重新跌回更严重的庸俗里,因而他那抽象的“美丽”的幻梦,最终使他走上一条丑恶的、与美敌对的、破坏生活法则的自杀的道路。
《海踏》的双重艺术结构来源于作者在表现生活平凡琐事的同时,又将对理想的追求和内在的激情蕴涵其中,从而决定了剧本的抒情气氛,它通过多种方式表现出来,并形成了抒情气氛的多样性,喜剧因素、悲剧因素和正剧因素在剧本中结合在一起。
《海踏》以喜剧性为主,作者主要运用讽剌手法形成喜剧气氛。契诃夫的讽剌存在于生活的潜流中,深藏在言犹尽意未穷的潜台词里,带有含蓄隽永和幽默的特色,又有振聋发聩的力量,具有鲜明的独创性。这种内在讽剌的严肃性,蕴藏在几个主要人物各不相同的命运中。特里波列夫的讽剌性在于他自身的悖论:一个奢谈形式的“革新者”,自己却滚回到老套子里去了,最后以自杀收场,这就是严峻的生活对脱离现实的艺术家的尖锐讽剌。特里果林的讽剌性则在于他的名不副实:他表面上红得发紫,骨子里却是空虚的,他没有“中心思想”,鼠目寸光,在生活方面,他永远顺从阿尔卡基娜的意志;在写作方面,他时常不懂自己写的是什么。
契诃夫对这些人不但有讽剌,还有同情,因而喜剧气氛里包含着抒情因素。在特里波列夫这一喜剧人物身上,有着深刻的悲剧因素。他的自杀虽然毫无价值,却反映出当时许多俄国知识分子在黑暗现实中找不到出路的不幸命运,这种悲剧因素还贯穿着全剧。如每一幕开头玛莎的那些短小说白,仿佛是悲哀的前奏曲,给全剧镶上了一个阴郁哀戚的框子。剧本的正剧因素则这样体现出来:它在着力表现普通人的生活如吃饭、打牌、闲谈等的同时,又能在这些平淡的生活中发掘出清新的诗意。这些抒情因素融合在一起,犹如一部多重协奏曲,将万花筒般的现实生活再现在舞台上,使剧本的艺术魅力倍增。
契诃夫还善于运用象征艺术且手法极其丰富,《海踏》里的每一个典型细节,某种具体实物,人物的衣饰穿戴,甚至一句简单的台词,都包含着象征意义。譬如,剧本里使用的32处“停顿”,它既是一种无声的台词,也是现实生活本身的节奏的象征,它既表明刚刚经验过的一种内心纷扰的完结,同时又表现内心活动的最澎湃、最紧张的刹那。抒情性通过象征得到了加强,这点突出体现在“海踏”这一象征物的双重性上。
在剧本里,“海踏”具有着双重的象征性:那只飞不动的被射杀的海踏,就这个意义来说,这个形象是适合于特里波列夫的。被特里波列夫所射杀的海踏在他自己身上获得了真正的意义。而那只振翼高飞的、美丽自由的海踏,则在妮娜形象上得到了最本质的体现。剧本也正是通过妮娜形象,相信人能够经过人生的“炼狱”,达到真理的境界,实现幸福的愿望,从而散发出巨大的抒情力量。从她的身上,我们看到了19世纪90年代郁闷气氛中的俄国人民中间蕴藏着的、正在成长的健康力量。
正是从《海踏》起,契诃夫的剧本具有了浓厚的象征性,连标题也往往从现实出发上升到哲理的高度,并贯穿于整个作品的形象体系之中,因而也具有了象征意味,这在以前的剧作中是少见
的。可以说,现代戏剧从契诃夫戏剧里吸收了象征的手法以及寓情绪、情感、主题等于象征中的表现方式,并以此来反映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的生存状态、寻求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的出路;与此同时,契诃夫的戏剧也就获得了现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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