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刘易斯拐点与人口红利式微

刘易斯拐点是二元经济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正确认识并判断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对调整我国二元经济结构有着重要意义。195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发展经济学的领军人物、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W.ArthurLewis）在《曼彻斯特学报》发表了题为《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刘易斯第一次提出了“二元经济”发展模式，从此使得二元经济走向公众，并获得了很大程度的认同。刘易斯认为，经济发展过程是现代工业部门相对传统农业部门的扩张过程，这一扩张过程将一直伴随着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为零甚至为负的情况下，农村会有丰富的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在转移过程中，还将伴随着农村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上升、城市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下降这一趋势，同时有工资水平上升趋势。这一转移将持续到农村与城市劳动的边际生产率相等，从而形成一个城乡一体化的社会。至此，二元经经济特征消失，经济开始进入新古典主义体系所说的一元经济状态。此时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率水平，便是按新古典学派的方法确定的均衡的实际工资水平。
在上述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由于农村无限的劳动力供给，使得无需提高工资水平，即可吸引到足够的劳动力供给。但是，当农村劳动力不再富有，工资水平就有上升的压力。此时，农村剩余劳动的供给增长小于需求增长，工资开始上升，也即是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在此拐点之前，一个较低的固定工资水平，即可有无限的劳动力供给；之后，需要提高工资水平才能吸引到足够的供给。此关系可以用下图（图1）简示，图中E点即为刘易斯拐点。在E点之前，在工资率为W*的情况下，劳动力的供给是无限的，工资率水平不会随需求的变化而变化；在E点之后，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不再丰富，随着需求的增加，工资率水平必须跟着上涨，才能实现劳动力市场的均衡。
由于中国长期具有二元经济特征，农村沉淀着丰富的剩余劳动力。改革开放30年以来，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一直处于刘易斯拐点之前的进程中。在这个过程中，较低的工资水平能够吸引到足够的农村劳动力供给。
一直以来，中国经济，在抚养比例迅速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将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抚养负担轻、对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人口经济学家称之为“人口红利”。中国目前的人口年龄结构就处在人口红利的阶段，每年供给的劳动力总量约为1000万，劳动年龄人口所占比例较高，保证了经济增长中的劳动力供给。如下图（图2）所示，我国人口总和生育率一直处于下降趋势，进入21世纪以来，总和生育率低于人口替代率的水平。再加上我国上世纪70年代的出生高峰，经过一代人的时差成长为劳动年龄人口。进而在改革开放期，我国年龄结构具有低抚养比、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等特征。富有生产性的人口年龄结构，为我国经济增长提供了丰富的廉价劳动力，促进了整个国家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
图2中国人口总和生育率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由于没有对少儿和老人过度的抚养压力，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人口红利”。有研究显示，在1970到1995期间，东南亚经济增长中，人口红利的贡献比例在1/3-1/2之间。改革开放以来，人口红利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率是27%（蔡昉，2010），这个数字与60年代的日本和70年代的韩国基本相当。换句话说，过去30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有27%的比重是靠廉价劳动力支撑的。
人口红利是与刘易斯拐点相对应的，由于人口结构中劳动年龄人口所占比重较高，可以提供给经济发展丰富且廉价的劳动力要素，能够为经济提供一个增长源泉。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而言，廉价劳动力是发展的一个重要要素，这一点，在我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模式中也表现得较为明显。然而刘易斯拐点与人口红利之间似乎有一种正相关的关系，前者的显现，往往是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一个前兆。
三、人口红利式微
刘易斯拐点的到来，预示着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时代即将结束，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有两个标志性变化，一是人口出生率下降，二是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低出生率难以为经济提供充足的潜在劳动力。如下图（图3）所示，中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从1965年的峰值37.88，迅速下降到1978年的18.25。在1987年之前，有少量上升趋势，随后基本上处于一路下降趋势。自上个世界70年代末，中国人口死亡率基本保持在6的固定水平。由于出生率逐年下降，人口自然增长率也逐年下降。人口出生率长期下降的结果必然是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目前中国出现的“民工荒”就是劳动力市场变化的征兆。毋庸讳言，数目庞大的廉价劳动力在当下的中国经济崛起过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一旦这个重要角色出现市场短缺，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挑战是巨大的。那种粗放的、低水平的、劳动力密集的经济增长点，将严重的萎缩，中国经济势必要寻求新的增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