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社会道德状况的评价与治理对策——中州学刊

一、道德之“坡”：感性与理性的考量
面对当前中国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缺德、悖德现象，有人感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经济发展了，道德下来了”。甚至有人惊慌失措地评价为“道德崩溃”！如何考量当前的道德状况，无疑是一个首先必须正确回答的问题。
诚然，现实生活中的不道德现象不胜枚举，是不容否定的事实。无视这些事实，认为市场经济下的道德建设是在全面“爬坡”，显然是过于乐观。同样，尽管对消极道德现象的忧虑并非杞人忧天，对不道德行为的谴责和诅咒更是无可非议，但笔者认为，从理性而不是感性、从深层而不是表象来审视我国的道德现状，绝不是有些人所认为的那样漆黑一片，混乱不堪，似乎滑到了崩溃的边缘。
何以见得？在评价我国道德是爬坡还是滑坡之前，有必要对道德之“坡”作些探讨，否则就没有比较的标准。当然，这种“坡”也只是形象的比喻，不可能有精确的量化评价标准。尽管如此，仍有找到可供衡量比较的尺度。在笔者看来，这种标尺可以从历史与现实、感性和理性两个方面进行。从历史的视角、从感性直觉方面对中国社会道德状况作纵向比较不难发现，30多年来随着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深入、扩大，我国人民的道德生活与其他社会生活领域一样都发生了显著变化，取得了很大进步。今天的社会道德水平与人吃人的旧社会相比，与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相比，与践踏人权和人的价值、尊严的文化大革命时期相比，改革开放30多年来道德的显著进步或“爬坡”是任何人无法否认的事实。
从理性上对中国社会道德现实发展作深层分析，评价社会道德进步之“坡”，离不开这样几个衡量标准：一是符合时代和社会发展的新道德观取代旧道德观占主流地位；二是在全社会占统治地位的道德规范体系的先进性；三是大多数社会成员践行社会主流道德的程度加深和范围扩大；四是广大成员的道德水平和社会文明程度较前显著进步。基于此，笔者认为，如果从本质上、主流上加以分析，从宏观上、整体上进行全方位的考察，可以说，我国当前社会道德状况在主体上是进步的、“爬坡”的；不道德现象只是社会道德进步长河中的一股浊流，“滑坡”不是整体的、全面的而是某些方面、某些部分、某些领域的现象。

二、当前我国道德建设现状：
主体“爬坡”、部分“滑坡”目前中国社会的道德状况总体上是主体“爬坡”下的部分“滑坡”，这一总评价的依据基于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社会主义道德是我国社会占主导地位的道德。马克思主义的道德哲学告诉我们，经济发展与道德进步相辅相成；判断一个社会在某一阶段道德水准的高低，应根据该阶段占主导地位的道德原则和基本规范以及社会成员实践它们的程度和范围。我国社会主流的道德体系是社会主义道德体系，这一道德体系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美德相承接，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人类文明发展趋势相一致。构成这一体系的集体主义原则、为人民服务核心、“五爱”基本道德要求和公民基本道德规范等无不体现了先进性，超过了人类迄今为止的道德类型。另外，实事求是地看，随着经济建设取得的非凡成就，公民道德水平整体是提高的。当前顾大局、识大体的集体主义、“五爱”和公民道德基本规范仍然是规约，是指导大部分社会成员的基本行为准则，公民的爱国意识、公德观念大大增强，道德模范人物不断涌现，公益慈善事业不断发展壮大。譬如汶川抗震救灾中，全国各族人民心系灾区，情牵祖国，和衷共济，众志成城，所彰显出来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精神和以人为本、崇尚人道的仁爱理念，无不鲜明地体现了公民思想道德素质的进步。有调查显示，目前75.0%的人“对道德生活基本满意”，51.5%的人认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流道德是共产主义、集体主义道德和传统美德”。①另一调查表明，认为“目前总体道德水平和改革开放初期相比”提高的人数为54.09%，加上认为“和改革开放初期持平”的人数，达到了58%，而认为下降的则为34.31%。②该项调查的具体数据也说明了这一点。例如，被调查者在“当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发生冲突时”，选择“无条件服从集体利益”（14.63%）和“先考虑集体利益，再考虑个人利益”（44.99%）的人数达60%；评价自己与邻居关系时，认为“邻里团结，互相帮助”和“关系一般，基本和气”的人数分别为52.89%和40.65%。③这些数据都在不同程度上标示着我国社会占主导地位的道德仍然是社会主义道德，公民的道德水平整体上是积极向上的。
第二，符合时代潮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新道德观日益为人们所接受。伴随着转型期的经济政治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深化，在道德观上发生了一系列多角度、多侧面的冲突和变革，其主流是新的社会主义的道德观对封建道德、资产阶级道德、假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道德的冲击和涤荡。譬如：功利观上“义利并重”取代了义利对立、“重义轻利”；公私观上“公私并重”、“正当谋私”取代了“崇公抑私”、“以公代私”；贫富观上“勤劳致富”、“勤劳先富”取代了“安贫乐道”、平均主义；竞争观上“开拓进取”、“自强不息”取代了“因循守旧”、“与世无争”；人的价值观上，尊重个性、崇尚自主取代了片面的依附意识；交往交换观上民主、平等、公正意识正在取代专制、等级、特权观念。这些新型的道德观正潜移默化地成为广大社会成员的共识。
第三，伴随道德观念的进步，道德调节领域也不断拓展。从宏观上说，道德理论更加科学化、体系化；道德建设从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的“三德”扩展到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的“四德”并进；道德由作为调节人们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行为规范，扩展到因对生态文明的重视而建立起的调节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道德要求。从微观上看，伦理关系和道德调节领域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比如生殖伦理、器官移植伦理、生态伦理、科技伦理等伦理关系与相关道德认识和研究日渐深入，各级医学伦理委员会、生命科学伦理委员会、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的成立更加彰显出全社会对伦理道德建设的关注。
第四，把过分理想化的道德要求植根于现实实践沃土上。将曲高和寡的道德说教变成人们能够接受自觉实践的道德信念，把过分理想化的道德要求置于有扎实根基的基础上，是进步而不是退步。正如黑格尔所说：“真实的理想并非应该是现实的，而乃是现实的，并且是唯一现实的东西。——人们是首先这样相信的。如果一个理想太美妙了，以至在现实中并不存在，那么这个理想本身就必定有缺陷。”④比如，过去我们不分层次，一律以“公而忘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道德标尺要求全体社会成员，这在生产力不够发达、多数人的思想觉悟相对较低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显然是空中楼阁式的幻想，最终起不到调节和导向作用。拨乱反正以后，吸取“左”的错误教训，在道德建设上我们党这些年来一直强调一定要从实际出发，鼓励先进，照顾多数，把先进性的要求与广泛性的要求结合起来，对不同层次的社会成员提出不同的要求，引导不同觉悟水平的社会成员共同进步，这些年来我国的道德建设实践所取得的成绩，充分证明了这一方针的正确性。
第五，辩证地看，即使某些消极的道德现象中也含有积极的因素。马克思说，社会的进步像可怕的异教神像那样，只有用人头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⑤有些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如“重利”观念和行为，若孤立地看，它在一定时期易造成唯利是图的后果，但从历史发展的观点看，假如注意通过法律、制度限制其不道德手段，那么它的“恶”就会被它的“善”所代替，因为它打破了安贫乐道、不思进取的狭隘观念，有利于国家的长远利益。另外，对现实中道德观念的冲突和变革也要辩证地、理性地分析。像一些领域“向钱看”的逐利行为，片面地看似乎是道德的退步，是“恶”，但理性、辩证地分析，结论却恰恰相反。譬如，随着城市建设的飞速发展，外地人寻找进城道路比较困难，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在不少城市的郊区出现了为司机带路的新兴职业。带路者虽然收取了一定的费用，但这种“逐利”行为却给被服务者提供了便利，节约了时间和金钱，不仅符合市场经济的等价交换原则，也合乎“为人民服务”这一社会主义道德核心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