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像时代文学场域斗争的新特征——中州学刊

在图像时代的文学权力场域，即文学场域内部的冲突与斗争，也呈现出不同于纸媒时代的新的场域特征。
首先，图像时代文学场的入场方式改变了，门槛降低了，作家这一称谓被降格。在纸媒传播时代，作家是一个极为神圣的称谓，作家身份的获得需要一个极为艰辛的过程。大量的文学青年投身写作，孜孜以求，文学刊物编辑部往往收到大量的投稿，但作品能被选中发表者少之又少。大多数人的创作都石沉大海，杳无音信，这些文学青年们灰心失望，终至完全死心。王安忆《小鲍庄》中文化子的形象不恰恰是这一类文学青年的典型代表吗？他们的写作之路往往无法为周围的人所理解，他们独自品尝着孤独，渴望被发现，希望自己的文学才华得到证明，但大多数人终其一生也无法走上写作之路，作家之路是独木桥中的独木桥。即便是一些人的作品偶然获得发表的机会，这也未必意味着作家身份的获得。因为作家身份的取得需要文学场内权威专家的认定，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作家协会就具有体制内对作家身份的决定权。正如布尔迪厄所指出的那样，文学场域内的竞争主要体现为话语权利的争夺和垄断。“文学（等）竞争的中心焦点是文学合法性的垄断，尤其是权威话语权利的垄断，包括说谁被允许自称‘作家’等，甚或说谁是作家和谁有权利说谁是作家；或者随便怎么说，就是生产者或产品的许可权的垄断。”“作家（等）的最严格和限制最多的定义，是一连串长长的排除和驱逐的产物，为的是以名符其实的作家的名义，否定所有可能以作家之名过活的人的生存。”于是，纸媒时代由于文学场的垄断性使作家带有着超脱于世俗之外的光晕，写作与作家身份本身并不具有必然的对应关系。不是所有的写作者都可能获得作家的神圣称谓，文学创作的专业性和精英性自然与大多数人之间有着巨大的鸿沟。而这一鸿沟的跨越除了卓越的文学才能之外，各种机遇的获得也必不可少。
图像时代，文学场的入场方式有了多元化的渠道。一部影视作品的成功就可以使一个籍籍无名者一夜之间获得作家的文化资本和话语权。如年仅24岁的鲍鲸鲸凭借其畅销小说《失恋33天》而为人所知，更是凭借着改编的同名电影而一举成名。因为电影《失恋33天》在2011年光棍节推出，市场大卖，创造了近2.9亿元的票房奇迹。同时，鲍鲸鲸凭借该片获得台湾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奖。此后，她又与导演滕华涛合作电视剧《浮沉》和电影《幸福旅行团》，并且还成为一些报纸的专栏作家，年纪轻轻即成功地进入了文学场。另一位海外华人作家张翎也是如此。为实现作家梦想，张翎准备了30年，为创作需要，张翎甚至去读英国文学和听力康复学这两个毫不相干学科的硕士学位。为了搜集小说素材，她跑遍美国的华人遗址，大海捞针似地采访知情者。但是尽管如此，在小说《余震》发表之前，她并不为人所知。难怪她坦率地承认：“冯导的电影为我的小说作了广告”，“如果勉强说我‘成功’了，我想那必定不是因为我的才华，而是因为我的定力和耐心”。随着电影《唐山大地震》的热映，张翎也一跃而进入海外著名华人作家的行列。
在图像时代，媒介的多元化趋向，尤其是网络的普及使文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空间。它打破了纸媒时代文学场的垄断，消除了作家称谓神圣的光晕，甚至把写作降格为一种普通的工作，作家被降格为一种普通的职业。随便在网络上发表几百字的文章，就敢自诩为作家。至于水平如何，则另当别论。网络上一度引起热议的“美女作家”现象就很能说明问题。如号称80后作家的刘闻雯即是一例。她曾做过平面模特、主持人，更有“中国第一足球宝贝”之称。2011年5月，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变男》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并于年底成为湖北省作家协会的会员，成功转型为“美女作家”。而她在参加江苏卫视节目《一站到底》时，却将李白的名篇“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的下句接为“一江春水向东流”。在犯了这一常识性的文学错误后，她还振振有词，甚至在网上大爆粗口。这一事件说明在当今图像时代作家队伍的鱼龙混杂，正如湖北省作协主席方方所说的那样：“作协不可能对每个会员的作品都了解。只要你有硬件要求，你都可以成为会员，但是会员不一定就是真正意义上的作家。”“美女作家”也不过是图像时代的一种特殊产物罢了，归根到底她们不过是迎合市场获取自身利益的需要而已。当然，网络写作的普遍性和全民性大大降低了发表的门槛，写作者无需苦等传统文学刊物的认可，他们直接接受的是网络读者的检阅，点击量成为生命线。所以，网络给了写作者以自由、公正和广阔的平台，但是这也带来了作家的鱼龙混杂和写作的沉渣泛起，而真正的作家和优秀的作品必然是要经过时间的沉淀和历史的检验的。
其次，图像时代的作家们已经不满足于纸媒时代的书斋生活和闭关创作，他们往往会利用视觉媒介，成为商家的形象代言人，利用自己的创作所获取的人气得到丰厚的商业回报。莫言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自从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其各种代言层出不穷，比较正面的如担任北京旅游形象大使，但更多的则是纯粹的商业驱动，如楼盘广告代言、烟草、酒类乃至杂粮的代言等，成为图像时代追捧的对象。作为80后青年作家的韩寒和张一一更是具有代表性。过去需要借助“名人效应”的商业广告代言多集中在娱乐、体育领域，那些明星们往往充分利用自己的肖像权，拥有几个甚至几十个广告代言，每年的代言费用多达千万甚至上亿。而作家这一过去靠作品和名声吃饭的幕后工作者，终于在图像时代的场域里走到了前台，走到了聚光灯下，这一在场方式的改变无疑体现出图像时代的文化特征和市场逻辑。
此外，众多的作家乃至学者也纷纷走入电视。广受关注的《百家讲坛》等就把众多的作家和学者包装成了图像时代的学术明星，如作家刘心武解《红楼梦》，易中天讲《三国》，于丹说《论语》，等等。他们的相关研究未必代表学术研究上的最高水平，甚至有的还错误频出，被专家所批评，但这些都毫不影响其在大众中所获得的象征资本，通过与电视等视觉媒介的巧妙结合，过去曾经青灯苦读的学术研究在图像时代也幻化为一场场视觉饕餮，而这些学者们也实现了新的身份转换，如于丹、易中天等人更是由此步入了电视节目主持人的行列，游刃有余地活跃在当下的图像世界里。
可见，一个专业场中的文化生产者在面对外部力量时，他们表现出的自主、抵抗或者屈从程度是不同的。布尔迪厄发现，他们遵循的是“伊达诺瓦法则”，即“一个文化生产者越自主，专业资本越雄厚，只投身于除了竞争对手就没有别的顾客的市场，那他就越倾向于抵抗。与之相反，越把自己的产品投向大生产的市场（如随笔作家、作家记者、循规蹈矩的小说家等），就越倾向于与外部权力，如国家、教会、党派和今天的新闻业和电视等合作，屈从于它们的要求或指挥”。图像时代作家和学者们的转型发展恰恰证明了这一点。
最后，图像时代，由于受到影视和网络等传媒的冲击和影响，市场化的转型日益深入，建国以来曾经紧紧依附于政治场的文学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学场日益远离政治场，开始回归其本位，旧有的、官方的文学体制不断松动，其中近年来作家纷纷退出作协的现象就很能说明问题。2003年，湖南作家余开伟、黄鹤逸先后退出湖南省作协，首开作家主动退出作协的先河。同年，诗人陈傻子退出江苏省作协。他的理由是：“一、长期以来真正优秀的先锋诗人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二、滥竽充数加入协会以获取作家头衔的人越来越多，使我对这个团体失去信任。”而上海“新生代”作家夏商也向上海市作协递交了一份700字的《退会声明》，并宣称：“本人对自己系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的荣誉感已完全丧失。”此外，山西作家李锐和张石山也因对作协内部换届选举的不满，宣布退出中国作协，并辞去山西省作协副主席职务，从此“潜心写作”。2006年11月，曾任沈阳市作协副主席的洪峰因生存问题“上街乞讨”，成为新闻事件，最后洪峰发表声明，退出作协。2008年，因不满山东省作协副主席王兆山的两首颂词，作家李钟琴在其博客上宣布退出山东省作协。2010年，有着“童话大王”之称的郑渊洁声言退出中国作协，并获批准。在他看来，“作协已经成为足协那样的组织”，“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等等。
如此大规模作家退会的现象，一方面说明了旧有的官方文学体制已经无法适应新的图像时代的变化，这种国家“圈养”和规训的方式已经无法激励真正的文学创作，反而滋生出一系列的问题，其中官僚化和行政化不过是其凸显的问题罢了。“布尔迪厄曾经谈到了三种不同的场域策略类型：保守、继承、颠覆。保守的策略常常被那些在场域中占据支配地位、享受老资格的人所采用，继承的策略则尝试获得进入场域的支配地位的准入权，它常常被那些新参加的成员采用；最后，颠覆的策略则被那些不那么企望从统治群体中获得什么的人采用。”于是，面对着旧有的文学体制，不同作家也就采取了不同的场域策略。退会行为不过是作家对旧有文学场悲观失望而采用的颠覆策略罢了。另一方面则说明了文学场在摆脱了意识形态高度控制之后，作家们有了更多的选择。尤其面对文化市场和传播媒介的迅猛发展，稿酬获取的日益多元化，他们完全可以选择官方体制外相对自由的创作和生存。新的文学场已经开始逐渐成为多种力量角逐的场域，在这里，官方的文学体制虽然表面上欣欣向荣，但已无法继续发出独白的声音，而市场和视觉媒介等则日益影响和重塑着新的文学场。
于是，在新的场域逻辑面前，体制外的作家往往以夺人的气势挑战体制内的作家。其中韩寒等人对于整个中国作协的挑战就尤为突出。2008年由起点中文网主办的“30省市作协主席小说巡展”就遭到以韩寒为代表的年轻作家的否定乃至奚落，韩寒甚至表态：“我如果当作协主席，下一秒就解散中国作协”，进而引发了几位作协主席与韩寒之间的骂战，甚至是人身攻击。而韩寒以体制外的自由之身直斥对方的“豢养身份”，无疑击中了其要害，这场口水仗终以作协主席们的噤声而告终。面对这样的论战，我们不必过分执着于是非对错，但它却让人们看到了当代文学场重构的可能性。这种文学场域内部的斗争也反映出，在新的时代面前文学场评价标准的变迁。
在文学场日益远离了政治场之后，市场逻辑也逐渐取代了政治逻辑，如此一来，当代文学场呈现出新的面貌。正如布尔迪厄指出的：“在遵守游戏的默契规则和再生产游戏及其利害关键的先决条件的情况下，游戏者可以通过参与游戏来增加或维持他们的资本，即他们拥有的符号标志的数量；但他们也同样可以投身游戏之中，去部分或彻底地改变游戏的固有规则。……办法可以是运用各种策略，以极力贬低作为他们对手力量所在的那种资本形式的价值，而努力维持他们自己优先拥有的资本种类。”不管是韩白之争，还是韩寒对整个作家协会的挑战，归根结底都以韩寒获得话语权，而论战的对方收声退出而告终。因为韩寒不断强调的是自己的纳税人身份和自由的创作立场，而这些恰恰是体制内作家所缺失的。这也从另一侧面说明，作为图像时代的弄潮儿，韩寒在视觉媒介争夺中所占据的优势地位，传统的凭借纸媒体系而获得文学场地位的作家和学者们，在面对网络话语权的争夺中无疑纷纷败下阵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