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具之下，文明之间：中国傩舞与西方面具舞蹈的不同之处

摘要：中国傩舞与西方面具舞蹈，作为两种独特的文化表现形式，虽然在面具的使用上展现出相似的神秘与魅力，但其背后的社会功能、表演风格、哲学根基及审美追求却大相径庭。文章基于跨文明比较视角，从社会功能、身体语言、哲学基础、美学特征、表演场域五维度解析中国傩舞与西方面具舞蹈的差异，折射中西方文明对神圣性、身体观及人神关系的根本分野，为非遗保护与文明互鉴提供理论参照。

关键词：傩舞；西方面具舞蹈；跨文明比较；非物质文化遗产；仪式艺术；身体哲学

面具作为人类文明的共相符号，承载着人类对神秘、宗教和社会生活的深刻理解。中国傩舞与西方面具舞蹈，在历史长河中分蘖出截然不同的文化根系。追本溯源，从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开始，就有关于“傩”的记录。殷墟甲骨卜辞中有“寇”字，就是在室内以殳击鬼之形。

中国傩舞起源于商周时期，最早与驱邪祈福、避疫禳灾的宗教祭祀紧密相关。如夏朝《周礼·夏官 方相氏注》：“以惊驱疫疠之鬼，如今之头”。彼时傩舞就已经具有了国家礼制的神圣性。到唐宋时期，傩舞渐从庙堂走向民间，融入戏曲元素。在《东京梦华录》就有着“千余人戴假面逐祟”的盛况，彰显其娱神娱人的双重功能。然而，与傩舞不同的是，西方面具舞蹈的起源深植于古希腊与罗马的宗教祭祀与戏剧传统。最初，面具被用作祭祀酒神狄俄尼索斯的仪式工具。后随着古希腊戏剧的发展，面具的使用不局限于宗教祭祀，而成为戏剧表演不可或缺的元素。

本文以面具为文明对话的核心，通过社会功能、身体语言、哲学基础、美学特征及表演场域五重维度，解析中国傩舞与西方面具舞蹈的不同之处。中国傩舞以“祈神祭天”为核心，始终保持“形神兼备”的程式化表达，以“起、承、转、合”的礼制韵律暗合阴阳之道。相比之下，西方面具舞蹈以“戏剧狂欢”为核心，其表演在神秘与世俗之间自由游走。两者在面具的使用与舞蹈表达中，折射出中西文明对神与人、秩序与自由、传统与创新的不同理解与追求。

1.社会功能：祈神祭天与权力象征

面具舞蹈作为一种古老的文化表现形式，在不同文明中承担着截然不同的社会功能。中国傩舞自诞生起，就以“祈神祭天”为核心。通过面具遮蔽面容，构建人与神沟通的桥梁。傩舞中的面具与动作程式不仅承载着驱邪避灾的神圣使命，更蕴涵着丰富的民间诉求。例如，白马藏族用“十二相”舞、“跳曹盖”祭祀他们崇尚的山神，以求能够赶走瘟神，获得平安；彝族尊虎情结，用“老虎笙”来供奉虎神，祈求消灾驱邪；壮族跳“牛头舞”祈雨拜神等，彰显了农耕文明对生命延续与舞之丰饶的双重追求。这种以宗教性为主导的文化表达，始终维系着傩舞神圣不可亵渎的本质。其宗教性始终凌驾于娱乐性之上。

反观西方面具舞蹈，其社会功能则更多的是以权力象征为核心。假面舞蹈不仅是宗教活动，还承担着强化族群身份和社会等级的功能。不同面具象征不同的社会角色或精神存在，舞者的表演强化了社会秩序与权威。例如，非洲的假面舞不仅是一种文化表达，更是权力和社会秩序的象征。在尼日利亚东南部的埃贡贡舞的化装舞会中，舞者通过佩戴面具，代表社区中的权威身份，负责维护正义和社会秩序。同样，扎伊尔的动物面具也象征者狩猎成功的权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门德族的头盔面具，这种专由女性佩戴的面具不仅彰显氏族权力，更凸显了女性在社会结构中的独特影响力。这些面具舞蹈通过神圣的表演仪式，将社会规范与权力关系具象化，成为维系传统社会运转的重要文化机制。

因此，面具舞蹈作为一种古老的文化表现形式，在不同文明中展现出截然不同的社会功能。中国傩舞以宗教祭祀和生命延续为核心，强调神圣性和宗教性；而西方面具舞蹈则更突出权力象征和社会秩序的维系。无论是出于驱邪祈福的目的，还是为了彰显权威，面具舞蹈均以其独特的形式展现。这种差异既源于各自的宗教传统，也深刻反映了不同社会发展路径下形成的文化逻辑。

2.身体语言：集体程式与自娱即兴

面具舞蹈的身体语言不仅是艺术表达的媒介，更是文化认同与价值观的体现。中国傩舞注重程式化与礼制统一，强调集体秩序与神圣感；而西方面具舞蹈则突出即兴性与个体性，在自由与狂欢中释放身体的表演张力。这种差异不仅是审美与功能的不同，更折射出中西文化对“身体—精神”关系的认知分野。

中国傩舞的身体语言植根于“礼乐”文化传统，强调严谨的集体程式。这种程式性并非简单的动作重复，而是对宇宙秩序、人神关系和特定仪轨的仪式化模拟与象征。其动作结构遵循“起、承、转、合”之节奏，每一步伐、每一手势都寓意明确，服务于通神”“驱邪”“祈福”的宗教目的。例如，湖南辰溪傩舞中的“九步程式”，就包括“请神—净坛—出将—演神功—收神”等，配以“走八字步”“翻山步”等程式性动作，构建出“舞中有仪、仪中有律”的身体秩序。这种身体语言，是对天地秩序和社群安宁的具象化表达，体现了农耕文明对和谐、集体与规范的尊重。

相较之下，西方面具舞蹈则植根于古希腊“酒神精神”所代表的狂欢、迷醉与个体解放的传统，具有强烈的自娱性与即兴化的特征。肢体动作往往充满爆发力、速度感和不可预测性，甚至伴有夸张的旋转与跳跃。例如，在威尼斯狂欢节的面具舞蹈中，身着华丽服饰、佩戴精致面具的舞者们，常随着街头乐队的即兴演奏充满了世俗的狂欢色彩。因此，西方面具舞蹈的身体语言，更倾向于一种在面具庇护下，个体情感与生命能量的即兴释放与表达。其核心动力在于个体对自由、狂欢和感官体验的追求，体现了西方文化中尊重个体、崇尚力量与表现的一面。

因此，中国傩舞的“集体程式”与西方面具舞蹈的“自娱即兴”，构成了身体语言表达的两极。前者以程式化动作建构神圣秩序，后者则以自由奔放的肢体表现个体情绪与精神状态。面具之下，是礼制规训的象征性身体，还是个体欲望的狂放释放，正反映出不同文明对“人之存在”本质的理解与追求。

3.哲学基础：天人合一与酒神精神

中西面具舞蹈在哲学基础上的根本差异，反映了两种文明在宇宙观、身体观与人本观上的深层分野：中国舞蹈追求“天人合一”的秩序美学，而西方舞蹈则体现出“酒神精神”中的非理性释放与身体狂欢。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傩舞作为一种兼具宗教性与艺术性的面具舞蹈，源于驱邪禳灾的仪式实践，深植于“天人感应”与“礼乐合一”的宇宙体系。《周易》《礼记》中的哲学思想，以及儒、道、释三教的文化资源，共同构成了傩舞的宗教与艺术结构。这一导向的传统在舞剧《天蝉地傩》中得到了创造性延续与深化。从儒家的人本主义哲学思想，到阴阳五行的道家学说；从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佛教观念，到“天人合一”的和谐思想。其中的哲学观相互砥牾，却能和谐相生。该剧以侗族大歌与傩文化为精神母体，通过数字化舞台与叙事性舞蹈语汇，构建出“天人合一、和谐共生”的审美空间。“天蝉”象征高洁与超脱，隐喻个体对自由与自我超越的追求；“地傩”代表土地的厚重、祖灵的召唤与秩序的根基。二者在舞剧中交织融合，展现出阴阳互生、生死轮回的哲学意境。

然而，西方面具舞蹈自古希腊大酒神节便彰显出“酒神精神”——对非理性、生命本能与身体自由的礼赞。正如外国学者Foley所指出的，面具并非遮蔽个体，而是“打破自我”的媒介，使舞者进入“出神”状态，与神灵短暂合一。例如，德国编舞家皮娜·鲍什将“酒神精神”融合到作品《春之祭》中。面具、重复步伐与身体爆发力成为表达原始情绪与个体解构的核心手段。同样展现这种非理性精神结构的还有西非面具舞蹈，特别是科特迪瓦古鲁族的“Zaouli”舞蹈，其以强烈的节奏、复杂的腿部动作和神圣面具融合娱乐性表演，展示了“酒神传统”的当代表征。

总之，中国傩舞深深植根于“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将身体与舞蹈视为神圣秩序的礼赞与和谐共生的实践。而西方面具舞蹈则根植于古希腊“酒神精神”的面具舞蹈传统，视身体为情感奔涌与个体超越的战场。

4.美学特征：形神相济与梦幻神秘

面具舞蹈不仅是一种宗教或社会实践，更凝结了民族审美意识与象征体系。中西面具舞蹈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各自独特的美学取向。中国傩面素有的朴拙之美、凌厉之美、憨态之美，洋溢着远古先民最本质的艺术审美情趣，强调形神相济。而西方面具舞蹈则崇尚梦幻神秘，追求夸张造型、艳丽色彩和自由舞动。这种美学差异，深刻体现了中西文化对神圣、身体、身份及视觉表达的不同理解。

中国傩舞强调面具之“形”与舞者之“神”的统一，体现出一种工整对称、庄严肃穆的视觉美感。正如研创舞剧《傩情》中的江西石邮村的南丰傩舞，在“纸钱”段落中，舞者以类似跳大神的癫狂跳跃方式，表现驱邪超度之意；而在“雷神”段中，则通过突如其来的奔跑与回旋，制造具有不定性的张力，象征雷电震怒、鬼魅逃窜；“傩公”“傩婆”出场时，其轻颤的颤步、摇头晃脑的和蔼动作，则传达出祖神护佑、福佑后人的祝福意象。除此之外，傩面具在色彩运用上讲究五行配色与象征意涵。如青为木、赤为火、白为金、黑为水、黄为土，借以象征宇宙秩序与阴阳五德。以贵州务川傩舞为例，其“开坛”“请神”环节中所用的“傩公”与“傩母”面具，分别象征阳刚与阴柔，其造型、色彩、纹饰皆有严格规范，不仅服务于宗教仪式的庄严性，还传达出舞蹈中“形”所承载的“神”之力量。

相较而言，西方面具舞蹈更偏向于梦幻神秘、感官炫目的美学表达。其面具造型多以夸张变形见长，重在打破日常经验、制造超现实感。例如，东部印度的面具舞蹈Chhau 舞中，面具不仅表现神话人物和史诗英雄，其造型往往极具雕塑感和象征性——如雄鹿角状的额饰、金属质感的漆面、宽大的眼部与鼻梁处理，旨在营造出一种强烈的超现实效果，使观众在视觉上立即脱离现实场域，进入神话世界。该面具舞蹈兼具“战斗的力量美”与“神性的象征美”，体现出印度面具舞蹈在色彩、造型与动作统一性上的独特美学取向。

总之，中国傩舞以形神统一、礼乐合一为核心，其美学是理性、克制、含蓄的；而西方面具舞蹈则以梦幻奇诡、感性奔放为美学基调，其面具与舞蹈构成一种幻想现实的通道。这种“形神相济”与“梦幻神秘”的美学分野，实则映照出中西文明在世界观、身体观与表现观上的根本差异。

5.表演场域：宗祠神庙与广场宫廷

中西面具舞蹈在其所依托的表演场域结构上亦呈现出深刻差异。中国傩舞深植于乡村宗族社会之中，依托宗祠神庙展开，舞台即神坛，是人与神明、家族与祖先之间沟通的神圣空间；而西方面具舞蹈多在城市广场、街头巷陌乃至宫廷花园中呈现，具有更强的开放性、表演性与感官张力，常常兼具宗教性与世俗娱乐性。

以甘肃永靖傩舞为例，其演出活动通常围绕村落中的庙宇空间展开。傩舞队伍由九辖、牌头、旗手、锣鼓手等五十余人组成，仪式流程包括下庙、献牲、发神舞、面具戏、赛坛等多个环节。表演场地设有明确的方位与行进路线，旗手、会手、九辖等角色依照既定队形变换，“三回九转”“跳方阵”等阵法不仅彰显审美秩序，还体现出仪式空间的神圣性与不可逾越性。在这一场域结构中，面具不仅是舞蹈动作的外在标识，更是神灵附体的媒介，舞者通过其实现从“人”到“神”的转化，从而完成还愿酬神、驱除邪祟、祈福平安、盼望五谷丰登宗教功能。

相较之下，西方面具舞蹈往往依托更为开放的表演场域。西方宫廷面具舞蹈及假面舞会源于文艺复兴时期的节庆形式，常设于公共广场或贵族宅邸中，参与者佩戴风格各异的面具，借助身份的隐匿实现社交等级的暂时打破。例如，17世纪意大利威尼斯假面舞会贵族们通过身着精致华丽的面具与服饰，而舞会常在宫廷或贵族府邸中举行。这些场所本身象征权力与尊贵，使舞会具备某种象征性的神圣礼仪性质。尽管缺乏中国傩舞庄严的宗教仪轨，但假面舞会依然构建出一种仪式化的狂欢空间，从而使面具不再是神灵的依托，而是身份隐匿与角色转换的媒介，承载着对社会秩序、权力结构与审美规范的象征性确认。

总之，中西面具舞蹈在表演场域上的差异，揭示了其深层文化结构的不同。中国傩舞扎根于乡村宗族体系，舞台即神坛，强调神圣性、宗教性与集体性，是人与神、家与国之间沟通的仪式空间；而西方面具舞蹈则多依托开放的城市空间，如广场、街头或宫廷，强调表演性、世俗性与个体体验，面具成为身份转化与社会秩序再编码的工具。两者场域结构的不同，不仅影响舞蹈的功能与氛围，还深刻映射出中西方文化在神圣与世俗、秩序与自由之间的价值取向。

6.结语

中西面具舞蹈作为人类文化多样性的瑰宝，不仅承载着各自文明的深厚底蕴，还通过独特的艺术语言，展现了人类对生命、宇宙与存在的深刻思考。中国傩舞以其宗教祭祀为核心，强调神圣性与集体秩序，体现了农耕文明对和谐与规范的尊重；而西方面具舞蹈则更注重个体情感的释放与权力的象征，彰显了西方文化中崇尚自由与力量的精神特质。这两种舞蹈形式，虽在表现内容与方式上大相径庭，却共同构成了人类文化多样性的丰富图谱，让我们在欣赏中感受到不同文明的独特魅力与价值。未来，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中西面具舞蹈的交流与融合将更加频繁，这不仅将促进两种舞蹈形式的创新发展，也将为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与包容性注入新的活力。

文章来源：《尚舞》https://www.zzqklm.com/w/wy/2686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