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潘季驯与黄克缵治河思想比较

明朝黄河水患频发，威胁着朝廷的统治根基。基于发展之需，明朝廷一方面需要保证旱期水量能够为漕运提供基础支撑；另一方面需要在汛期确保黄河水不肆意冲破堤坝、不对沿岸聚居的村民造成生命财产损失。因而，兼顾漕运和治河成为贯穿明朝的一个始终不变的诉求。为了达成这一诉求，明朝诸位皇帝派遣多位治河大臣疏通河道、治理水患、护水运船，其中的杰出代表就是潘季驯、黄克缵等治水名臣。

潘季驯被称为“千古治黄第一人”，最具代表性的是其束水攻沙、修筑堤坝、河官管理等思想；黄克缵则着重于对前人治水成效利害的梳理，在疏通河道淤堵方面提出了“纵东南而行”的办法。二人的治河思想各有千秋，为后世治理黄河水患提供了历史经验。

潘季驯与黄克缵的治河思想概述

潘季驯在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年间，前后4 次赴任治水官职，共计担任了27 年的总督河道大臣，治水之路与仕途都十分坎坷。在治水过程中，他根据个人实践经验，提出了“筑堤束水，以水攻沙”的治河思想。

潘季驯筑堤束水理念的提出与黄河的特性相关。黄河自古就有“十石沙，一石水”的说法。潘季驯也认为黄河水少沙多，汛期与枯水期水位差异大，具有容易淤堵、容易改道、容易决口的特性。因此，他认为治黄应当重视堤坝的修筑与加固，将黄河之水约束在可控的范围之内。同时，还应重视循例检查，确保所修筑堤坝的牢固，防止黄河水决堤而出，毁坏房屋与农作物。以水攻沙的意思就是以黄河之水“治理”黄河之沙，在厘清河水与泥沙关系的前提下，以束水的方式提高水流速度，带走淤积的泥沙，从而达到改善黄河河道淤堵的效果，防止汛期因水位高涨而决堤的情况发生。

在潘季驯的治河思想中，筑堤束水和以水攻沙是两位一体、缺一不可的，故他十分重视堤坝的质量，为此还研究出一套系统完善的河防修守制度，即“四防”“二守”制度。“四防”即昼防、夜防、风防、雨防，意思是无论白天还是晚上，刮风天还是下雨天，都要严格检验堤防的质量；“二守”即官守、民守，意思是官和民要共同守护堤防。

黄克缵通过分析前人先塞不疏的治水方略，得出了自己的治河思想，主要包括治河需采用纵河东南行的方法及反对盲目开河、主张体恤河工两个方面。在治水方面，黄克缵除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以外，理论知识的积累也较为丰富。在黄克缵之前，已经有一大批治水名家，因此，他得以集合众思，对前人的治河经验进行了总结分析。他认为在明万历之前普遍采用的筑堤之法并非是万能的，黄河冲堤而出的本质原因在于黄河沙多而水少，尤其是黄河中下游水流甚缓，若遇暴雨时节，河道被淤泥所堵，河水无处可去，便冲毁了堤坝，而连年加固堤坝却不疏通泥沙使河水下流，仅能起到“治标不治本”的作用，并为涝灾埋下隐患。纵河东南行即指顺应黄河水向南行的自然流势，他认为黄河北行不合时宜且要付出巨大的财政成本。他反对盲目开河主要是因为在治河实践中目睹了凿河丁夫的种种惨状，意识到一味追求工程效益会给两岸百姓带来沉重的徭役负担和巨大的生存威胁。因而，他从民生的角度痛批某些官员不懂水性、盲目使用脱离实际的治河策略的行为。

潘季驯与黄克缵河防理论的异同

二人治河思想的相通之处

一是潘季驯和黄克缵都重视探究导致黄患的自然和人为原因，认为只有准确判断造成黄患的主要原因，才能依情施策。

潘季驯在提出“筑堤束水，以水攻沙”之前，就已与黄河“打交道”多年，积累了丰富的治水经验。为了了解黄河的自然动态，他分别在黄河的旱期和汛期实地考察了河水的水位涨跌实况，发现黄河河床较高，黄沙积聚过多，水流量相对较小，总结出黄河“易徙、易淤、易决”的特点。

潘季驯在首次治理黄患时就显示出了事必躬亲的田野考察精神。隆庆四年（1570 年），黄河因汛期水位暴涨发生决口，潘季驯不顾自身安危，组织属下乘坐船只亲自到洪水决口处堵已崩溃的决口。为了治理好黄患，充分了解水与沙之间的联系与规律，潘季驯在春汛时追着涨潮的浪头跑，正是在这种细致的观察之下，提出了束水攻沙的治河策略。潘季驯认为黄患的背后也有人为因素，因此，他通过实地走访、问诸水滨发现，黄河两岸砍伐树木、开垦耕地的情况较为严重，导致黄河两岸水土流失严重，进而使得河水中泥沙量不断增多。因此，在治河实践中，他勒令控制两岸耕地的无节制开垦，以保护黄河两岸的生态环境。

黄克缵也认为治理黄患首先要对症下药，找准导致黄患的主要原因。在造成黄患的自然因素方面，他通过实地考察与查阅资料发现，黄河中含沙过多，水与沙的比例极不平衡，这是因为黄河上下游地势差距悬殊所致，雨水反复冲刷黄土高原的黄土层，裹挟大量的泥沙入河，造成黄河在旱期易出现漕运停摆、汛期洪水易冲垮河堤的现象。在人为因素方面，他通过查阅史料，了解了明朝黄河流域人口迅速扩张的事实。据载，从洪武二十六年（1393 年）到嘉靖二十一年（1542 年），北方5 省登记在案的人口增加了1123 万口，年平均增长率为0.34%，总增长率达到了73%。而这仅仅是官方所载的人口情况，实际数目恐不止于此。随着人口的快速增长，人们对资源的索取越来越多，黄河流域的生态环境受到无度开垦土地、大量砍伐树木的威胁，直接或间接地提高了黄患发生的频率。

二是潘季驯和黄克缵都提倡预防重于治理。潘季驯从修筑河堤和定期检查河堤质量两个方面对黄患进行预防。在任治水总督期间，潘季驯常组织河工修筑河堤，尤其是对汛期常出现决口的河段更为审慎，如万历六年（1578年），潘季驯提出了在徐州以东的沿黄两岸修筑大型堤防，引黄河水入运河，以达到束水攻沙、逼淮水尽出清口的目的，这一举措达到了“蓄清刷黄”、预防淮扬地区洪灾的目的。在检查河堤质量方面，潘季驯发明了一种检验堤防质量的技巧，即“锥探法”；提出了以“四防”“二守”为核心的河防修守制度，目的也是预防洪水冲垮堤坝，为前期的筑堤工作提供保障。

黄克缵主张顺应黄河改道的事实与趋势，纵水向东南，尤其主张疏通下游水流，因势利导，以预防洪涝灾害的发生。

二人治河理念的相左之处

一是治水策略方面，潘季驯的治河理念倾向于以河治河，黄克缵则提倡通过改道治河。潘季驯从各个角度、各个方面设计了御水御沙的路径，更多是从“以河治河”角度考虑的，即更加侧重于利用黄河内的水治理黄河内的沙；黄克缵则注重观察地势，充分了解黄河改道的历史，他认为，宋朝以前黄河治理的重心在于北流，而在明朝万历之时，河水早已南流，故而应顺势而为，将治理黄患的眼光放在南流方向，提出纵黄河水向东南而行的治河方法。由此可见，潘季驯在治理黄患上侧重于人为干预，而黄克缵则更加提倡尊重自然规律，跳出了历代黄河治理单纯修筑堤坝的循环，从黄河运动的规律出发探索顺应其运动规律的治水举措。

二是对河工的态度。数不胜数的河工在治河过程中付出了血汗，为治水家治水思想的付诸实践作出了重大贡献。然而，相较于潘季驯与黄克缵这些名垂史书的治水名臣而言，他们却在史书上籍籍无名。潘季驯与黄克缵对于在治水中扮演着绝对重要角色的河工的态度有所不同。

隆庆四年（1570 年），山东地区连连的暴雨直接导致黄河泛滥，时年九月，黄河邳州段河道淤塞超过90 千米，河水冲破堤坝，数千只漕船搁浅。为了抗击黄河洪水，潘季驯率领众河工对河道进行人工清淤，效率较慢且工作量巨大。万历十九年（1591 年），淮河上游洪水猛涨，水流漫过泗州的堤防径直向城内涌入，致使城内积月内涝，因涝灾死伤者无数，潘季驯不顾病体迅速组织河工挽救危机状况。由以上两个案例可以看出，在潘季驯的治水生涯中，河工扮演了重要角色。然而，在潘季驯的治河论著或相关史料记载中，他却没有展现出对河工群体的关怀情节。

不同于潘季驯等许多著名的治水大臣，黄克缵虽同为士族，但却对命运凄苦的河工表现出了深深的人文关怀。在山东任巡抚时，黄克缵曾目睹河工疏浚淤塞的河道直到深夜，他内心受到触动，于是作《行视河工夜至杜家楼见丁夫犹在水中浚河怅然有感》，其中，“列炬辉辉两岸傍，夜深人立水中央。休将娶妇怨河伯，敢把劳民怨上苍。”几句七言诗体现了他对劳苦人民深深的同情。实际上，当时的河工不仅是深夜在冰冷的河水中作业那么简单，由于生产条件落后，生活环境恶劣，治河工地上疫病横行，河工的病死率、劳死率都很高，而且河工劳役虽为重役，但由于是受国征调，为国服役，他们的工酬补贴十分微薄，普遍收入低下且生活困苦。正是见过了劳工的辛苦，黄克缵对开河等需要耗费巨大人力的工程持十分谨慎与克制的态度，这种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关怀彰显出黄克缵的人道主义精神。

潘季驯与黄克缵的治河思想有差异的缘由

潘季驯与黄克缵都注重厘清导致黄患的主要潜在威胁，都聚焦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两个方面，重视预防黄患的发生。两人治河思想的相通之处主要是由治河的基本思路决定的，即他们都遵循“黄患—祸因—归因—预防举措”的基本逻辑。而二人在黄患治理思想上的差异如治水策略和对河工的态度方面存在的差异主要由两个因素决定。

一是时代的局限。潘季驯是嘉靖至万历年间的治水要臣，而黄克缵在治水上崭露头角是在万历年间，黄克缵作为后来者，具有一定的优势，如在修撰《古今疏治黄河全书》时，原《古今疏治黄河全书》中潘季驯、刘大夏、徐有贞等人的水利思想给了他一定的启发，因而在潘季驯治水思想的基础上，黄克缵防治思想的前瞻性、完善性与先进性更加显著，集中体现在他对治水前辈科学的治水方法的肯定及对无效益或低效益的治河策略的批判，还有不同于其他治河先辈们的对河工的深切关怀。虽然潘季驯也有对黄河两岸受灾百姓的关切，但更多是站在朝堂利益的角度。而黄克缵则是在夜探时，本能地萌发同情之心，甚至还惭愧于自己虽为治水大臣，却远远不及河工这般辛苦和尽力。

二是仕途的经历。纵观潘季驯的治水生涯，接受4 道治水敕谕，担任三朝治水大臣，历经了各朝的政治斗争，在治河过程中往往面临巨大的政治压力，如在前两次治水过程中，他受到事权不统一的牵制，事在通漕，而权仅限于治河，兼之常带病治理黄患或是临危受命，在各个大臣不愿意承担治理黄患重任的时刻接过重担，治水过程中受到的内外部干扰较重，常常因为奔波而过度劳累，可谓是殚精竭虑，为治河奉献了一生。相比之下，黄克缵的仕途没有那么曲折，在治河过程中虽也会面对各方势力的利益纷争，但相对而言受到的负面影响较小，能够潜心查阅大量与黄河及治理黄河水患有关的史料，能花费足够多的时间对黄河进行深入勘察，因而其治河思想闪烁着理性的光辉。

自古以来，中国人民治理黄河的过程反映出中华文明的进程。对于明朝而言，黄河是政权的命脉所在，故几乎每一朝都极其重视对黄河的管理。潘季驯和黄克缵作为明朝嘉靖之后杰出的治河名臣，他们的治河思想理论和被记录下来的宝贵实践经验为后世了解黄河改道的生态历史变迁以及前人治理黄河水患的经验提供了珍贵的史料，是中国水利史的珍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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