拟剧论视域下推理真人秀综艺中的“表演”探析

传媒产业的方兴未艾将各式新兴文化产品推至大众的眼前，满足公众的精神文化需求的同时也丰富着社会精神文明的内涵。这其中，网络综艺自10年代以来便呈突起之势，其数量之井喷、类型之纷繁让传统媒体时代电视综艺独大的局面一去难返，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出现了内容同质化严重、原创性匮乏等问题，对优质网络综艺产品进行深入剖析，以期为行业未来发展提供范例成为必要。《大侦探8》脱胎于芒果TV自2016年推出的系列网络综艺《明星大侦探》，播出以来便凭借其新颖出彩的节目策划、年轻化的嘉宾配置、深刻而具有人文关怀的立意而广受观众好评，热度在同期网络综艺中持续保持高位。作为一档推理真人秀综艺节目，《明星大侦探》系列在情节安排、剧本设计等方面具备有别于其他综艺的显著特性，这也是该节目七年以来始终保持生命力和竞争力的关键。本研究以戈夫曼提出的“拟剧论”为理论框架，以该系列网综第八季节目《大侦探8》为案例，从戈夫曼笔下的几个核心概念“剧本”“前台”“剧班”出发，探析该综艺节目中的“表演”行为。

理论框架：拟剧论概述

欧文·戈夫曼是西方传承并发展符号互动学派的代表人物，其研究的核心理论支点即拟剧论。脱胎于戏剧表演研究，拟剧论将其视角对准了微观的社会现象，将日常生活中的人际互动行为看作是一场戏剧，因社会互动而存在的个体是戏剧中的角色。戈夫曼尝试将戏剧理论中的“剧班”“表演”“剧本”等核心理论引入社会学研究，强调“演员”们在“前台”“表演”而在“后台”修整，为更好地进行“印象管理”而不断精进。

戈夫曼将社会分工带来的被动的角色“执行”转化为具有强烈能动色彩的角色“表演”，将人们的社会互动划分为角色内活动（即角色表演）和角色外活动。角色内活动由表演剧本、表演主体及表演区域三个要素构成表演框架，其活动主要可以分为成功表演和保护性的补救表演。角色外活动主要在后台进行，该活动仍然与表演相关，但与表演意图相背离。同时，戈夫曼也肯定了剧本期望对演员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强调了社会结构对个体的规约。

国内有关拟剧论的研究可追溯至20世纪80年代。许殷宏教授在《戈夫曼戏剧论在学校教育上之蕴义》中对戈夫曼的拟剧思想进行了梳理，并将该思想融入教育中的师生关系，探讨其在学校教育中的应用。21世纪以来，国内学者对拟剧论的概念解析逐步转向应用型研究，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更引发了学界在拟剧框架下观照新媒体现象的热潮，从博客到微博再到直播带货和vlog，拟剧论成为阐释网络媒体环境下个体传播行为动因的重要理论依凭之一。相较人际传播，综艺节目中的角色表演行为呈现出其特质，由明星嘉宾按照案件剧本进行角色扮演并寻找“真凶”的推理真人秀更为特殊。它不仅需要秉持真人秀求“真”的原则，记录并向观众展现嘉宾“真我”的模样（实际上，镜头记录下的明星“真我”依然是表演的产物），更需要嘉宾走入节目搭建的案件“舞台”，完成一出侦探探案、还原真相的表演。 

多维剧本共建推理世界：表演之下仍是表演

国内学者张梅在对拟剧理论进行梳理时，将表演剧本视作角色表演框架中的关键要素。“剧本”也称“常规程序”，是表演主体“在表演期间展开并可以在其他场合从头至尾呈现或表演的预定行动模式”。从戏剧走向日常生活，“剧本”代表了社会结构对个体行动者的客观要求。在综艺节目领域，“剧本”的存在是业内共识，表演者与观众对此保持心照不宣的一致性。尽管在真人秀类综艺中剧本对角色形象真实性的影响饱受诟病，但必须承认的是，剧本引导下的角色表演行为不仅更加贴近综艺节目的播出要求，也能够顺应社会对娱乐文化既提供消遣又健康向上的期望。

与竞技类、生活类等其他真人秀综艺节目尽可能隐藏其剧本存在痕迹不同，推理真人秀《大侦探8》的剧本是显性的，每一期所构建的刑事案件都是一份表演剧本，节目组根据该剧本进行舞台设置，帮助嘉宾更好地进行表演、观众更好地沉浸在叙事当中；明星嘉宾根据剧本进行个人身份演绎，同时扮演嫌疑人和探案者两种角色，其核心诉求即还原事实真相，并找出真凶。这一显性剧本的存在类似戏剧表演中的舞台剧剧本，明星作为舞台剧演员同剧班所有表演主体合力完成一场表演，而观众也深知眼前的这出剧目是剧本安排下舞台设计者与表演者共同呈现的结果，并非真实刑侦案件探案现场。如此，该剧本完成了探案世界观的一维建构。《明星大侦探》系列综艺通过显性探案剧本的叙事，构建了“NZND”偶像团体、“风云芒城”的民国故事等一系列彼此独立又相互贯通的单元剧情IP，使得该综艺节目的内核不断丰富。《大侦探8》对显性剧本的巧妙运用同时也体现在对现实社会问题的观照中。如第四案《飞跃疯人愿》，节目组将华西医院事件编写进剧本，交由嘉宾吴昕演绎，让令人悲痛的真实事件以戏剧的方式表演出来，以期得到更多人的关注与共鸣；同期节目中剧本对疫情期间新冠感染者反因传染病毒遭网络暴力等事件的引用让观众感慨于“‘明侦’太敢说了”，充分体现了该节目作为一种精神文化产品所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

亦不同于舞台剧或是电影，《大侦探8》作为一档综艺节目，并不将案件故事叙述作为其唯一目标，明星嘉宾搜集证据的过程、嘉宾之间的情感互动同样是其所期望呈现给观众的重要内容。这意味着表演主体不仅需要根据其显性剧本完成案件故事的表演，而且在这一表演之下仍需完成另一场“真人秀”的表演，在此，笔者将此表演所依剧本称为隐性剧本。正如戈夫曼所言，常规程序的表演能够通过模塑和修改使得表演与其所面对的社会的理解和期望相符合，在《大侦探8》中，隐性剧本的存在规约着角色在“探案”过程中所进行的表演需要符合节目需要和观众喜好，既要求明星嘉宾有足够的逻辑思维能力以完成推理任务，同时也要求他们有足够的幽默感、知道如何制造“综艺效果”。《大侦探8》第五案《往日回响》中，扮演侦探社程序员的魏晨需要对自己所扮演的角色进行自我介绍，而他选择了借自己的名字玩一个互联网经典“梗”：“第一，我不叫魏，我的名字叫晨序员。”对这一段承载着青年群体集体记忆的语言符码的巧妙运用让观众纷纷高呼“意想不到”，该片段的截图也一度掀起社交平台的迷因传播，取得了良好的综艺效果。在此处，嘉宾进行“自我介绍”是显性剧本中的流程之一，而他选择用“玩梗”这样具有戏剧色彩的方式则是他根据隐性剧本要求的自我发挥，双重表演共同实现了节目效果的呈现。显性剧本与隐性剧本的彼此嵌套和共同作用，建构起《大侦探8》完整的探案世界观；于舞台角色而言，表演之下，仍是表演。

前台设计还原故事现场：符号装备支持表演

戈夫曼用“前台”这个概念来指称“个体在表演期间有意无意使用的、标准的表达性装备”，表演者通过控制前台来为观众定义情境。前台可细分为表达性装备的场景部分，即“舞台设置”，以及表达性装备中“随着表演者移动而移动”的部分，即“个人前台”。在《大侦探8》这种高度强调内容戏剧化、故事性及沉浸性的推理综艺中，前台设计贴合表演需要至关重要，它不仅制约着演员的表演行为，而且能够影响观众的情景定义，决定着观众对节目与嘉宾的印象。

笔者将《大侦探8》的背景设定区分为虚构背景和现实背景两种类型。虚构背景一类以《大侦探8》第一案《落日惊魂》和第二案《落日惊魂Ⅱ》为例，该篇章故事发生在名为“日不落”的公馆内。按照剧情设定，“日不落公馆”坐落在“迷雾森林”的山顶，与世隔绝、鲜有人至，藏匿着一个家族的兴亡史和“落日镇”连环凶案的真相。节目组将录制地点定于有着地上地下共七层的实景摄影棚内，利用密布的蛛丝、幽暗的壁灯等众多特定符号呈现阴森诡异的视觉效果，并着重设计了对破案起到关键作用的时钟、壁龛等线索性道具：随着游戏进程的不断推进，表演者对公馆内不按常理运行的巨型时钟产生了怀疑，并通过多次实验发现该时钟并非仅是营造氛围的视觉符号，更重要的是其与公馆内的壁龛、壁画一道，构建起了蕴含着破案关键线索的意义系统。节目播出后，发布于芒果TV的评价“第一案这才播一半就已经细思极恐了，时钟那儿我鸡皮疙瘩直接蹦起！”获得近千的点赞，可见观众对此舞台设置的认可。戈夫曼认为，演员只有置身于适当的舞台设置中才能够开始他们的表演。《大侦探8》的演员们只有在精心设计的“日不落公馆”内，才能够表演这一场“落日惊魂”的剧目；也只有在这样布满了特定表达性装备的舞台设置中，观众才能够按照表演者所预期的那样准确地定义情境，感受到本次故事带有的浓厚悬疑色彩的同时，也在舞台装备的提示之下发掘破案线索，推进演绎进程。

现实背景的前台相较于虚构背景中的更为写实，力求反映社会现实；其推理环节的核心逻辑类同推理小说的本格流派，贴合生活的真实和科学的逻辑。以《大侦探8》第四案《飞跃疯人愿》为例，其讲述了一则发生在精神病院的凶杀案件，在舞台布置方面以剧本给出的“甄漂亮精神病疗养院地图”为参照，在摄影棚内搭建了病房、护士站、院长办公室等场景，并利用道具细节如破败的墙面、冷白色的打光等营造出该疗养院幽暗寂寥的氛围，为后续表演牵扯出的医疗事故和隐藏在背后的阴谋做足铺垫。有关几位“病号”嫌疑人的故事线被分散在他们的病历、相片、画作等道具中，作案手法则通过分析案发现场里出现的血迹、破碎的木板、电子手表等等道具而被逐渐还原。舞台设置不仅为演员们营造了仿真的表演环境，而且也通过关键线索道具的设计保障了这场剧目能够顺利进行下去，直到完成表演者们的最终目标。

“个人前台”是表达性装备中能使观众与表演者产生内在认同的部分，可被区分为“外表”和“举止”两类刺激性因素。此处仍以《落日惊魂》系列案件为例。在本案中，嘉宾蒲熠星扮演生活在“迷雾森林”里的猎人“蒲猎”，担任探案游戏中的“侦探助理”。节目中他身着深色复古翻毛长外套，扛着一把道具猎枪，一出场就让观众对其猎人的身份产生了认同。举止层面，面对“日不落公馆”紧闭的大门，他提起猎枪瞄准开枪，顺利破开了门锁；侦察现场时遇到打不开的房间，他如法炮制，被其他演员称为“森林开锁大师”。该演员通过维持其外表和举止之间的一致性，完成了“猎人”形象的个人前台塑造，契合当期节目表演所需的符号装备。“蒲猎”这一角色并非是该期剧本打造出的孤立形象，蒲熠星第一次出现在《大侦探》系列的节目时便扮演了同为“侦探助理”的渔民“蒲渔”，身着斗笠和蓑衣，表演过程中紧紧跟在“侦探”撒贝宁身后，附和着侦探的每一句话，同时也履行着助理角色应尽的责任，在推理环节梳理逻辑、发掘有效线索。在剧本安排和演员自身表演的共同作用下，蒲熠星的个人前台具备了显著的完整性与连贯性，其金牌助理的人设更能够获得观众的情感认同，并且也为该节目的IP打造增色。 

戏剧伙伴统一探案立场：剧班共谋实现表演

在详述戏剧表演的主体时，戈夫曼引入了新的概念：剧班，指在表演同一常规程序时相互协同配合的任何一组人。剧班成员互相依靠，必须坚定不移地维护剧班方针与剧班立场。映照在推理真人秀综艺中，《大侦探8》的每一案均有五名“嫌疑人”、一名“侦探”和一名“侦探助理”共同参与，“嫌疑人”中有一人是本案的“真凶”，所有玩家都需要参与推理和侦破环节；“真凶”是全场唯一可以说谎的人，其目标即“搅混水”，采取各种方法扰乱众人视线，逃脱“侦探”与“嫌疑人”们的追捕。这七名玩家组成的剧班拥有共同的立场，即顺利完成这一出探案戏剧的表演，因此尽管这些剧班成员们秉着各自不同的身份、有着不同的目的，但实际上他们都是同一剧班的重要组成部分，恪守统一的剧班立场，而不同的身份符码分配也是为了使剧班的总体印象令人满意。《大侦探8》第六案《芒城之风云再起》的故事背景与近代中国的动荡时局呼应，其中五名由嘉宾扮演的“嫌疑人”来自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身份和立场，但从剧班表演的角度来看，他们被“侦探”聚集在此就是为了侦破“受害人”甄林之死这一悬案，从而顺利完成这一出推理剧目。身份符码层面，演员们分别被赋予了外交官、督军、商人、电影明星、进步青年的身份，通过对这些角色背后故事线的抽丝剥茧绘制出一幅风云变幻中爱国青年或从军报国、或投身外交，为救亡图存出生入死的动人画卷。当期节目播出后，一些观众在社媒平台将其与同为“明侦”系列的故事《芒城风云》《宰相请点灯》联系对比，并将它们共同封为“明侦”的“三大家国本”，对该期故事中所流露出的家国情怀深深共情。

细探拟剧论对日常生活的定义，可以发现人们的表演行为能够控制观者所收获的情景定义，定义情境是剧班表演的重要目标。《大侦探8》中，剧班成员对他们所需定义的情境有着一致的认知：这是一片探案剧目的秀场。不仅需要让观众代入并认同所建构的世界观，而且也要让观众收获观看综艺节目带来的愉悦和放松。因此，剧班成员们密切合作，承担不同的身份，为共同的目标而表演。戈夫曼用“剧班共谋”一词指称剧班成员们在观众看不见的地方进行的密谋沟通，这种沟通的目的在于更好地促成一致的情景定义。《大侦探8》在每期节目播出后辟出单独一期视频内容《大侦探俱乐部》，播出嘉宾们在节目录制前研读剧本、与其他嘉宾交流、在录制现场与节目组沟通布景事宜等内容，适当披露这出探案剧目的“后台”以满足部分观众的需要，也使得观众更加清晰地认知到这组剧班成员们处在相互共谋的关系之中：他们或许在正式表演中需要扮演敌人或仇家，或许是凶手和受害者的关系，但在“后台”，他们是团结一致的共谋伙伴。

《大侦探》系列的未来航向：基于拟剧论的思考

拟剧论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应用为剖析各类新媒体现象提供了新的方法。作为具有显著戏剧特征的推理类真人秀综艺，《大侦探8》从多维剧本的构建、前台符号的设计及剧班成员的共谋多个层面共同发力，在表演舞台上完成了情境定义。然而，在为《大侦探》系列的常青振奋之余，我们也需看到其所存在的悬疑剧本质量后劲不足引发观众不满、核心嘉宾缺席使得受众流失、普法环节与推理情节割裂等问题，对这些创作瓶颈的突破也是对未来大众文化产品如何走好高质量发展道路的有益探索。

多维剧本的普法延展。自第七季以来，《大侦探》更改节目定位为“互联网普法综艺”，在每一期节目最后设置“大侦探合议庭”环节，邀请法律学界业界人士对本案所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解答与科普。如是对于节目设置的调整固然是其向社会主流文化与价值体系不断靠拢的体现，道德与法律、情感与理性的深刻探讨被内化为节目主题，外化为扑朔迷离的案情。但就其目前来看，也存在着与其推理的主线剧情割裂、真人秀演员和合议庭学者各讲各的等问题。《大侦探》系列要继续向互联网普法头部综艺的目标发展，仍需在形式上持续优化，将普法作为情节编写到其推理的显性剧本及真人秀的隐性剧本当中。譬如将“凶手”因故意杀人及其他罪行而受到法律制裁的情节更加详细地展现在剧本里，交由演员们表演出来，而不仅仅是“将凶手关进笼子”就了事；或邀请有法律背景的嘉宾作为参演演员，填补撒贝宁的离开所造成的关键演员空缺，“合议庭”中的专家学者们同样也可以作为法律专家的角色加入推理故事的演绎。用展演的方式呈现法治相关内容，将法治精神同人文关怀一道内化至剧本当中，实现真正的寓教于乐。

利用技术强化前台沉浸性。推理类综艺的谜题叙事需要环境空间的沉浸式打造给观众带来身临其境之感，使抽象的悬念、复杂的谜题有真实可感的物质载体和意象空间。《大侦探》系列综艺的每一期节目均具有完整故事线，逻辑严密、环环相扣，如果缺少代入感和沉浸性，观众极易在此过程中走神，体验感也会大打折扣。对此，《大侦探》系列可在舞台设置中引入技术手段来增强沉浸性，譬如在类同《落日惊魂》这类背景的故事中利用VR、AR等新兴技术打造摄影棚环境，进一步渲染密闭空间的悬疑色彩，使表演者仿佛不是在表演，而是真实地置身于古堡中，探索凶案背后的真相，并将表演者对此最真实的反映完整呈现给观众。观众不仅能够借助节目的技术手段更加直观地感受到悬疑氛围，而且也可以通过演员在高沉浸性环境中的表演行为，体验到身临其境般的代入感，实现戏剧呈现的飞跃。

剧班共创新“明侦宇宙”。电影行业的“宇宙”概念可以被理解为一个“超文本”，指多位创作者在同一个虚构框架与背景设定中，为相同或不同的角色创作多个故事。早在《大侦探》系列更名以前，就有观众出于喜爱将该节目超越单元剧情而存在的交织的剧情设计与人物关系概括为“明侦宇宙”，是其良好口碑和强有力的受众粘性的体现。然而，核心成员的退出、剧本制作团队的更换等一系列剧班自我形象的破坏打破了观众原本稳定的情境定义，大量忠实观众流失。对此，节目需顺势重塑《大侦探》系列的情境定义，在重组现有资源的基础上再建新的“明侦宇宙”。将节目名称中的“明星”二字去掉、将节目定位从“明星推理表演”改为“互联网普法综艺”，是其弱化“明星”在节目中的作用、更专注于故事内容深耕的第一步，未来仍需进一步明确各演员在剧班中的定位及其区别于其他人的身份符码，配合高质量且彼此之间巧妙勾连的单元剧本维护一致的外在形象，将节目的重点与亮点转移至高水准的侦探剧班打造上来，倚重高质量的内容和演员团队建构全新“明侦宇宙”，以此激发更多观众的情感共鸣，从而实现对节目的价值认同。

文章来源：  《声屏世界》   https://www.zzqklm.com/w/xf/2448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