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筑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长效机制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制度”。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也是发展模式实现从速度型向质量型转变的必由之路。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不是单纯的将数字技术应用于企业生产制造环节，更非简单将企业生产的产品通过数字平台进行流通，而是在数字技术赋能下，实现企业全周期、全环节、全价值链的数字化变革，进行跨部门、跨行业、跨领域的资源整合，实现生产方式的重构。可见，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不仅涉及技术的创新与扩散，也关联生产要素、生产组织等一系列制度安排，其是一个长期性问题，需要构筑长效机制以持续性推进。长效机制不是短期的应急措施，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精心设计的一套综合性方案，是在需求长期存在的状态下，突出时间的延展性，能确保目标实现并长期稳定运行、持续改进的制度体系，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中，长效机制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是具有稳定、规范的制度体系。长效机制是一个以科层组织、政策体系、制度结构为表现形式的有机系统，各部分间既定功能的有效发挥，需要稳定、规范的制度体系予以保障。其中，数据产权、流通、交易、使用、分配、治理、安全等制度安排无疑是基础性的，如公共数据、企业数据、个人信息数据确权授权制度，数据要素的合法权益保护制度等，但仅有数据相关的制度安排不足以推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有序与可持续，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不仅涉及数字技术的扩散，也包含产业协同、营商环境、市场竞争等多领域的制度重构。同时，数字技术的创新发展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技术基础，也是驱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动能。因此，配套制度体系还需包括竞争-合作秩序的制度安排、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政策体系、数字平台监管制度等，并构建适应数字技术发展规律的科技创新制度。

二是具有推动制度正常运行的“动力源”。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而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配套制度体系涉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调整，其执行过程中必然面临旧有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阻力，需要有基于自身利益而积极推动制度运行的组织和个体，即“动力源”。通常而言，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主要动力源是广义上的政府，其拥有政治权威和科层权力，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据要素流通、打破行业壁垒等方面具有关键作用，并能进行政治动员以获取社会支持。但在数字关键核心技术研发等领域，也需依赖掌握资源优势的企业作为主要动力源。此外，消费者、社会组织等主体都在一定范围内能成为动力源。但应当明确，任何治理都源于人的主观能动性，治理需要在分析问题基础上寻求治理手段，这一过程可能面临着“试错”，若任何错误都予以处罚，会降低相关主体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积极性。为此，需要构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中的容错免责制度，通过包容性的制度供给加强正面引导，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发展。

三是具有韧性。韧性即在面对外部冲击时能够快速反应和弹性调适。长期性问题并非都是静态的，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呈现非线性运动的特征，且在目标实现过程中，不确定情形亦会时有发生，要求制度体系能够基于环境与对象的变化而具有适应能力，不断调整自身结构，抵御不确定因素对目标实现以及制度稳定性与规范性的冲击。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中，面对复杂多变的内外部环境，相关主体需要不断反思制度体系在内容上的必要性与合理性，根据实际情况协调不同利益，尽可能实现制度运行的成本最低与成效最优。同时，韧性要求根据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不同阶段制定想对应的政策安排，例如，在起步阶段逐步夯实基础设施与数据收集、分析、开发；在应用阶段则需积极探索不同环节的数据流通与交互，并逐步实现业务系统集成；在创新突破阶段，则需要跨越企业内部边界，实现跨企业、跨行业的交互共享，推动新业态、新模式的逐步出现。

数字时代，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数字技术正加快全球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变革，重组全球资源要素与经济结构。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选择。面对数字化浪潮，必须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摆在重要战略位置，充分释放我国作为网络大国和制造大国的叠加、倍增效应，推动我国向网络强国与制造强国大踏步迈进。应当明确，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功在长远，构筑长效机制，将为目标实现提供稳定预期，通过健全稳定、规范的制度体系，能够引导各类资源流向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中最需要且最能产生效益的地方，促进产业的升级和创新。同时，长效机制也将为不同主体间的协调合作提供共同遵循的准则与框架，形成目标实现的最大聚合力，共同推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目标。

文章来源：  《河南经济报》   https://www.zzqklm.com/w/qt/3423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