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义利观对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启示

 2022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意见》。《意见》指出“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克己奉公、清廉自守的精神境界……挖掘历史文献、文化经典、文物古迹中的廉洁思想，整理古圣先贤、清官廉吏的嘉言懿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传统廉洁文化中偏重以德养廉的仁政思想，注重道德教化。在中华传统廉洁文化中，义是一种重要的道德体现。西汉著名思想家和政治家董仲舒在其著作《春秋繁露》“五行相生”篇中指出“义而后行，至廉而威”，强调行动前要先考虑是否符合义的要求，为政清廉才能赢得人民信任。董仲舒对于义、利的理解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提供了重要借鉴。

一、“义之养生人大于利”——涵养新时代廉洁文化价值指引

廉洁文化建设需要廉洁价值理念的指引。新时代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开展反腐败斗争，要将不敢腐的威慑、不能腐的约束与不想腐的自觉结合起来。不想腐的自觉养成要在正确价值取向的基础上进行，义重于利的价值判断，是新时代党员、干部不想腐的重要价值指引。“义之养生人大于利”出自董仲舒的《春秋繁露》“身之养重于义”篇。董仲舒在阐明义与利的关系时指出“天之生人也，使人生义与利”，利用来滋养身体，义用来涵养精神。“大有义而甚无利”的人尽管生活贫贱仍能以自己的善行为荣，乐在其中。“甚有利而大无义”的人尽管一时富裕但不是即刻死于犯罪，就是不久遭受祸患。对人来说义的涵养重于利的滋养。而“苟为利”是鸟兽的作为。董仲舒对“利”的理解也包含着两层含义，一种是“受礼的节制之利”，一种是“不受礼义节制、而与礼义根本对立的”利。滋养身体的利是受礼节制的利，而不受礼节制的利则是“盗之本也”。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规定：“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员、干部作为个体有个人正当利益，但要以义重于利的价值判断指引自身的价值选择，清正廉洁，严于律己。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增强不想腐的自觉，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

二、“我不自正，虽能正人，弗为义”——践行新时代廉洁行为规范

廉洁文化建设需要廉洁行为规范的践行。义重于利的义利观表明董仲舒承认利的合理性，但如何避免“贪利”？外在要求上需要“度制”。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度制”篇中指出，对于祸乱要根绝纤小的苗头，提前预防，“谓之度制，谓之礼节”。而在根本上，要筑牢“不想腐”的思想防线，内在要求上需要“自正”。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仁义法”篇中指出“以仁安人，以义正我”。讲到义时强调，“我不自正，虽能正人，弗为义”，如果不能端正自己，使自己遵守法度，即使能端正别人，也不能算义。而在对待自我方面，董仲舒则指出“内治返理以正身”，以道理为依据来端正自身。要“把不敢腐的强大震慑效能、不能腐的刚性制度约束、不想腐的思想教育优势融于一体”，标本兼治。但“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的特权行为标准不是今天所追求的度制和道理。对于党员、干部来说，要坚持人民至上，掌握并自觉践行《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关于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意见》等文件中提出的廉洁自律规范、廉洁纪律要求、廉洁文化指引，廉洁自律。此外，践行新时代廉洁行为规范要求，在“自正”的基础上还要“正人”。在社会层面，要继续推进廉洁制度建设和思想教育，一方面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健全法规制度，加大惩治力度，另一方面大力弘扬廉洁文化，让让广大党员、干部形成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在个人层面，要以自身行为影响带动他人，如在《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就明确规定党员领导干部要“廉洁齐家，自觉带头树立良好家风。”

三、“尔好谊，则民向仁而俗善；尔好利，则民好邪而俗败”——塑造新时代社会廉洁风尚

廉洁文化建设需要社会廉洁风尚的塑造。廉洁文化的价值理念、规范要求需要在社会范围内传播，在社会环境中形成的崇尚廉洁、鄙视腐败的氛围也会对个人形成道德约束。如何塑造社会廉洁风尚？一方面要加强宣传教育，另一方面要重视党员、干部的廉洁自律所发挥的示范作用。“尔好谊，则民向仁而俗善；尔好利，则民好邪而俗败”就强调了示范对社会风气的重要影响。董仲舒指出，官吏不应依仗权势地位与民争利，“古之贤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人民也因尊敬他们的德行而听从他们的教化，受到他们廉洁的感化，而不贪婪卑鄙。因而董仲舒强调“尔好谊，则民向仁而俗善；尔好利，则民好邪而俗败”，统治者崇尚道德，那么百姓就会趋向于仁爱，社会风俗就会变得良好；如果统治者只追求个人利益，那么百姓就会趋向于邪恶，社会风俗就会败坏。今天，党员、干部在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时也在接受人民的监督，备受关注的党员、干部廉洁自律将产生重要的示范效应，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要“积极宣传廉洁理念、廉洁典型，营造崇廉拒腐的良好风尚”。而其贪污腐败则会损害公信力，破坏公正透明、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因此在树立模范的同时，也要重视开展警示教育，强化警示震慑，“让广大党员、干部受警醒、明底线、知敬畏”，让社会廉洁风尚打破腐败生存环境。

四、结语

董仲舒的义利观是涵养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重要资源，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在价值理念、行为规范、社会风尚等方面提供了有益借鉴。同时，这一中华传统廉洁文化资源也在借鉴过程中实现了自身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文章来源：  《河南经济报》   https://www.zzqklm.com/w/qt/3423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