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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多元一体到科技赋能 ——踏虎凿花的研究路径和当代阐释

作者:杨萱来源:《大河美术报》日期:2025-06-05人气:31

        踏虎凿花是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泸溪县的一种传统民间艺术。早在20世纪50年代,沈从文就在《塔户剪纸花样》一文中描述了踏虎凿花的特点。在新时代国家推进民族复兴、实施文化强国战略的背景下,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踏虎凿花作为一项历史悠久、民族特色鲜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于2008年7月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逐渐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笔者通过对相关文献的系统梳理,发现目前人们对踏虎凿花的研究包含三个维度:一是对踏虎凿花发展源流的梳理,二是对踏虎凿花艺术特征与文化内涵的探究,三是对踏虎凿花传承与应用现状的分析。

  踏虎凿花发展源流的梳理

  部分学者聚焦于踏虎凿花的起源与演变的研究。其中,唐玉按照踏虎凿花的作品功能将其发展历程划分为四个阶段,分别是以实用性为主导的早期作品、以人文性为主导的中期作品、以时代背景为主导的近代作品和以“套色凿花”为代表的现当代作品。这一划分方法展现了踏虎凿花从实用性到艺术性的功能转变。曹亚男则是按照踏虎凿花的时间发展来划分的。曹亚男认为,踏虎凿花发展的第一个阶段的标志是19世纪晚期的工具革新。在这一时期,踏虎凿花手艺人所使用的工具发生变化,由剪纸转向凿纸。第二个阶段是踏虎凿花的复兴时期。20世纪80年代,踏虎凿花对服饰的依赖减弱,成为可供欣赏的艺术作品。第三个阶段是踏虎凿花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时期。踏虎凿花申遗成功后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政府对其支持力度加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队伍发展壮大,其知名度也得到了提升。

  上述研究中,研究者通过整理踏虎凿花的源流,让人们了解到踏虎凿花从古至今的发展状况,展现了踏虎凿花由实用技艺变为审美艺术的功能转化,指出了踏虎凿花发展历程的关键节点,揭示了政府对踏虎凿花关注度的不断加强。然而,在踏虎凿花的起源问题上,以上学者的研究都没有明确指出踏虎凿花具体的诞生年代。因此,这一点仍需要更多学者深入研究。

  踏虎凿花艺术特征与文化内涵的探究

  在各种关于踏虎凿花的研究中,对它艺术特色的研究占主要部分。研究这类问题的学者认为,踏虎凿花与苗族服饰关系密切,早期的踏虎凿花主要是作为苗族服饰的刺绣底样而存在。因此,一部分学者以踏虎凿花与苗族服饰的关系为切入点对踏虎凿花的艺术特色进行探究。张希在自己的研究中介绍了苗族服饰设计中的凿花主题和艺术特色。他按照苗族人的信仰意识,将服饰设计中的踏虎凿花主题分成三类,分别为图腾崇拜、生肖崇拜和自然崇拜。服饰设计中的凿花艺术布局平衡对称、繁简得当、疏密有致,强调吉祥寓意的表达。

  张小华也将踏虎凿花的主题划分为三类,即图腾崇拜主题、生肖崇拜主题和自然崇拜主题。图腾崇拜主题主要与苗族早期的神话传说相关。苗族民众将蚩尤视为始祖,将蝴蝶等动物纳入始祖崇拜体系。生肖崇拜主题与动物崇拜相关,通常带有深刻的寓意,承载着苗族人民的精神诉求。对自然的热爱与依赖,让苗族人民经常将自然元素运用到踏虎凿花的创作之中。自然元素通常作为作品主题的背景,起到辅助的作用。

  学者对踏虎凿花艺术特色的研究常聚焦于构图形式。对称平衡是踏虎凿花最常见的构图形式。踏虎凿花手艺人常以对称手法,追求图像的饱满,根据装饰元素的形状安排纹样的组合。这些作品的造型样式多为复合形、抽象形,纹样多为点、线、面的结合,整体安排繁简得当、疏密有致。

  除艺术特色外,学者还深入挖掘了踏虎凿花的文化内涵。吴旻修分析了踏虎凿花背后的女性文化。他认为,踏虎凿花虽然大多是由男性手艺人创作的,但其主要的消费群体是女性。湘西地区的女红文化对踏虎凿花产生了重要的影响[6]。此外,他还提出多元民族文化对踏虎凿花的影响。踏虎凿花地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泸溪县这一多民族聚居区,既保留了苗族文化的核心要素,又吸收了汉族、土家族等多元文化,拥有深厚的文化内涵。最后,他指出踏虎凿花纹样与当地民间信仰的关系,分析了凿花图案所承载的苗族民众的思想情感与精神寄托。

  正如上述所言,踏虎凿花的艺术特征与文化内涵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但多数学者只分析了踏虎凿花在苗族文化影响下的艺术特色和文化内涵。虽然也有学者提及当地汉族和土家族对踏虎凿花艺术风格的影响,但并未有学者深入研究这一话题。因此,这一话题仍需要学术界继续研究。

  踏虎凿花传承与应用现状的分析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非遗传承的重视,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到踏虎凿花的传承与保护。当前关于踏虎凿花传承人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两位专家,即黄靠天和邓兴隆。胡万卿是国内较早研究踏虎凿花的学者,虽然其编著的书籍体量较小,但也让我们了解到黄靠天剪纸所使用的工具、所凿刻的内容以及装裱的方式。随后,吴卫和张小华则更为详细地介绍了黄靠天的代表性作品。黄靠天作品最常见的题材是蝴蝶、生肖和鱼戏莲。黄靠天的创作能够将实用性和艺术性相结合,凿工精巧,线形讲究,作品繁中求简,简中见繁,在继承传统的同时敢于创新。此外,吴卫和张小华在另一文献中研究了邓兴隆及其服饰类凿花作品。他们首先将邓兴隆的服饰类踏虎凿花作品归纳为三类,即帽花、衣花、鞋花。之后,他们通过邓兴隆的作品总结出其凿花艺术的特点。

  踏虎凿花的传承现状也是当前学者研究的普遍关注内容。田茂军通过分析踏虎凿花的传承方式来介绍踏虎凿花的传承现状。他指出,当前从事踏虎凿花创作的民间艺人打破了家庭传承和传男不传女的保守思想,使得踏虎凿花的学习者数量增加。当代的踏虎凿花寻求创新,发展出新的“套色凿花”,这也标志着踏虎凿花向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此外,章长干和姚本奎也关注到了踏虎凿花的传承问题。在其文章中,他们通过实地的田野调查,指出了踏虎凿花在时代冲击下所面临的挑战。这些挑战主要包括青年人才缺乏组织与培训,产品形式单一,缺乏创新等。但他们也没有否认踏虎凿花具有自己独特的发展潜力与优势,认为踏虎凿花未来发展的关键就是创新。笔者认为,踏虎凿花艺人在加强创新意识的同时,要深入挖掘踏虎凿花的文化内涵,积极推动踏虎凿花走向文化艺术市场。周亚辉、黄福佳也在文章中提到了创新的重要性,认为踏虎凿花的创新主要体现在用途、题材和使用材料方面。

  在一些学者致力于研究踏虎凿花传承问题的同时,另一批学者则把踏虎凿花的创新性发展作为自己研究的重点。许多学者结合当前的时代背景,试图从多方面拓展踏虎凿花的应用范围。胡元霞提出用智能科技助力新传承,推动新发展,例如将人工智能、VR等数字技术和传统凿花技艺相融合。同时,手艺人要注意适应市场经济,在题材内容和工艺表现上进行创新。纪向宏围绕科技的发展趋势,提出借用新兴的AI技术辅助创作踏虎凿花的图案,并将其应用于包装设计,使踏虎凿花通过商品化包装扩大传播。黄福佳则聚焦于踏虎凿花的品牌化路径,主要对当前踏虎凿花的品牌意识进行研究,再从文化内涵、视觉符号等角度出发,为踏虎凿花“花客”品牌进行了CIS设计,通过创造踏虎凿花品牌,推广踏虎凿花艺术。

  然而需要关注的是,目前学者关于踏虎凿花传承、发展与应用的研究大多仍停留在理论层面,缺乏实践案例。虽然近年来地方政府和文化机构的重视使部分研究成果得到了实践应用,但总体来说,踏虎凿花的传播范围和社会影响力还是十分局限。

  结语

  从踏虎凿花的研究现状上看,学者们在踏虎凿花的发展源流、艺术特征、文化内涵、传承与发展等问题的研究上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且近年来呈现持续上涨的趋势,这反映出学术界对踏虎凿花的关注与重视程度日益增强。但笔者认为,目前学者对踏虎凿花的起源问题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结论,应持续强化其发展史的梳理。与此同时,踏虎凿花作为一种湘西地区独具民族特色的民间艺术,其艺术价值和文化内涵也有待深入挖掘。在踏虎凿花的传承与发展问题上,研究者还应加入有效的保护与宣传策略。在今后的研究中,笔者认为研究者可以通过田野调查的方式掌握踏虎凿花最新的发展情况,发掘其背后深厚的文化底蕴,再结合现代的新媒体平台和数字化科技等手段扩大其传播范围,让更多人了解踏虎凿花的独特魅力,逐步推动其向外发展。


文章来源:  《大河美术报》   https://www.zzqklm.com/w/qk/3564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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