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与中国海防近代化

甲午中日战争以清政府的惨败而告终，败于日本的严峻后果，便是割地赔款的巨创深痛，给中国社会以全方位，深层次的巨大震荡。本文就甲午战争的失败与中国海防近代化的延误谈一点看法。

对中国海防近代化的延误

北洋舰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支近代海军舰队，中国海军在甲午一役中战败，致使延误了中国海军建设的进程，阻碍了海防近代化的发展。

海权思想是海军战略的理论基石，也是创办近代海军的认识前提。1874年总理衙门创议，中国开始筹办近代海军。1885年正式建立“海军衙门”，李鸿章成了中国近代海军舞台上的第一位主角，他创办海军着眼于对时局的估计，依据华夷体制旧观念，老眼光看待世界亦不合适宜的新思想去同洋人办外交。并且要“稍变成法”突破愚顿陋习重新考虑御敌方略，他清楚地认识到列强是实力政策的崇奉者，必须依靠自己的实力来保障自己的安全，于是制定了国家的总体战略。即“中土陆多于水，仍以陆军为立国根基”。[1]强调了海军的作用，力图从陆海两方面来考虑国家安全。

李鸿章强调在海口之外与入侵者作战，做到“船能出口，炮能及远，乃易设法迎击”。[2]为了适应海军的发展，他重视海军行政的改革，其实质是如何正确看待海权的地位。这在当时的封建社会是一种认识上的飞跃。他的出海迎击，建设外海水师，以及经设海部等主张，打破了传统的漠视海权的思想，这种海权思想在海军战略理论中是值得肯定的精华。但他机械地执行以陆军为立国根基的战略，部分地抵消了自己的海权思想。北洋水师成军后，他几乎完全放弃了对制海权的争取和控制。这说明他的海权思想是朴素的、不彻底的。

海军的核心是舰队，洋务运动时期，中国的近代工业尚处于萌芽或初建阶段。没有自造舰船的能力，最初盲目地从外国购买成品，既浪费钱财，又质量低劣。为解决这一矛盾，李鸿章决定，从国外购置样品，由本国精心制造。在创建过程中，由专员检查,凡不合格的重新修造。并重视舰队中各类舰只混和编组，有铁甲船而各船运用皆灵，无铁甲则只能守口。他还重视海军基地建设，根据北洋的地理因素和拱卫北京的战略目的，确定北洋的设防原则是：“先进后远，在旅顺、大连、威海等为敌所必争处，首先构筑要塞，在山东、台湾沿兵蓄舰以备犄角”。[3]船坞是海军战斗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历来为海上兵家所重视。李鸿章形象地把船和坞的关系喻为鸟和笼的关系，并于一八八六年主持筹建旅顺石坞，大连威海炮台和水雷营亦相继建成。北洋舰队进一步加强培养一批专业海员也是必不可少。从建制章程到海港，船坞，炮台，水师学堂等各方面设施都基本完成，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支比较完整的海上武装力量。但是这种建设只具备近代海军的先进装备武器，舰体使用钢铁，动力使用蒸汽，火炮等机械化与先进的相互联络手段和后勤保障设施。却忽略了统一的战勤组织指挥，积极进取的使用战略，落后的封建思想根深蒂固和古海军遗留下来的弊病造成的严重恶果的反映，以致在甲午战争中残败，延误以后的海军发展。

日本在1872年吞并琉球，1874年进攻台湾，1875年侵犯朝鲜制造“江华岛事件”，其侵略野心已经暴露无遗。而李鸿章置若罔闻，当有人建议制定主动出击日本计划时，他认为这会刺激日本，使之“与我争一旦之命，穷非上策。”[4]1894年6月，日本出兵朝鲜，他认为是谣传，要求：“日虽竭力预备战争，我不先与开仗，彼谅不动手，此万国公例，谁先开战即谁理亏，切记勿忘。”[5]日本在丰岛海面偷袭中国的运兵船，他还天真地认为“日敢无故击沉英船，英人必不答应。”[6]把此事完全寄托在外国的出面干预上。后来的四次海战中，李鸿章害怕决战，避船自保，竟将制海权拱手让出。李鸿章没有决战思想，只有消极避战，惟恐消耗自己力量，从而使甲午战争中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

关于进攻、集中等作战原理。李鸿章的军事思想承于曾国藩。以静制动，以主待客，后发制人，沿用这种办法，镇压了具有高机动性的捻军骑兵队伍。此后，一种以守制动的办法就成了李鸿章的应变法宝。李鸿章规定的“以陆军为立国根基，”从静态上看，似乎正确，但从动态上看，特别是当时的国际形势发展，发展海军显得更为重要。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国家的海权，才能在复杂的国际关系中立于不败之地。而李鸿章却满足于初建规模，不思进取。甲午战争中，由于没有决战思想，违背进攻的作战原则，在实践中把舰队降到要塞的活动炮台或辅助炮台的地位，完全扼杀了舰队所具有的高度机动性能，防御标准也相当低，认为守定紧要的大陆局部，则可保大局。战争爆发后，他采取“自守法”与“守定不动法”。为攻占旅顺要塞，日军从花园口登陆，竟用了十二天才完成，当时丁汝昌，聂士成的正确见意，他予以否定，说道：“若不能截其半渡，势必败逃，将效湾旅覆辙耶，还是应该各守大小炮台，效死勿去”。[7]后来，连日本将领都认为，当时若实行丁汝昌的袭扰后路的建议，“我军之上陆将甚危险，即使丁汝昌不亲率舰队前来，而放出几只水雷艇袭击我方，则我方亦先能安全上陆耶？”[8]李鸿章在作战中一再排斥一切主动出击方案，消极防御，分守营垒，处处防守，节节败退，完全违背了战争的 “进攻原则”和“集中兵力原则”等基本原理。

淡薄的海防观念与中国海防近代化的延误

清廷对海防淡薄的观念有着很长一段历史，并非甲午战后国力削弱，财源匮乏才忽视的。在鸦片战争以前，清政府长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没有控制海洋，开发利用海洋，保卫海洋的海权意识。海防最早的主要任务是针对占据台湾的郑成功，而后是辑拿走私和捕捉海盗。鸦片战争的爆发，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遭到资本主义国家来自海上的侵略，给闭关自守的中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震荡，这场战争开始改变中国国防格局，对外防御重点不得不从西边防内陆转到东南沿海，海防的对象也不再是散股的倭寇和海盗，而是日益向外扩展殖民市场的资本主义强国。因此，面对西方列强一次次的海上骚扰和入侵，中国朝野上下日益感到海防危机的严重性和加强海防的紧迫性。最早大声疾呼加强并赋予中国海防思想以许多内涵的是林则徐和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海防思想，冲破了中国士大夫“夷夏之防”的传统心态和重陆轻海的国防观念，成为近代化中国海权意识开始觉醒的起点。

海权意识的产生缺乏内在动力，早期海权提出并非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而是列强入侵刺激产生的结果。《南京条约》鉴订后，战争平息了，对于海权问题，政府又不予理睬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严酷现实，迫使中国又将海防问题提上议事日程，清廷开始了新式兵轮的制造和近代海军人才的培养。海防问题又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促使清政府当局认真对待海权，并下决心建立和发展近代化海军的是中法战争以后，不难看出，海军建设是对资本主义列强海上侵略的被动反应，没有内在的经济政治动力。海权问题经历了民族危机——议论海权——危机暂缓——议论平息——危机加深——议论再起的轨迹，忽略了将海上力量运用于控制、开发与利用，当危机暂缓时，海权问题又被淡忘了。这样恶性循环的结果，延误了海防的近代化。

海防战略缺乏海权意识，首先表现在其国防指导思想长期重陆轻海，鸦片战争以前，清廷根本没有对外敌从海上入侵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更谈不上建立一支强大的水师去保卫和发展国家的海洋权益，海防长期松懈废弛，水师兵丁经常不进行操练，漫长的海岸线上没有一个建置严密，可攻可守的军用港口。战争接二连三的爆发，清政府仍坚持“治内洋，安外略”的方针，海防空虚的局面毫无改观，不得不在西方侵略者的炮舰威胁下一次次地割地赔款。其次表现为消极守土型的国防观，只有大陆国土观念，没有海洋国土观念，在外国侵略一年的时间里沿海防务仍废弛不堪，毫不整饬，最终不但海上没保住，连大陆也被割让。第三个表现是海军和海防建设的经费得不到可靠和足够的保证，战争发生后，清廷忽视海防，官吏贪污中饱，造船经费入私囊，每年筹拨四百万银两经费建设南北洋海军，经费到实地时已所剩无几

海军发展没有明确的战略方针。随着中国海疆危机日渐深重，清廷希望增强海防建设，但没有建立新式海军的构想，一些封建传统观念深重的官员反对，这又是近代海军发展的一大障碍，对如何发展海军亦已具体规划提不出明确的主张和办法。由于没有正确的海军发展战略方针作指导，中国近代化海军的发展实际上走了分区组建道路，由建立三洋而重点发展北洋，由保卫海防而重点拱卫北京，海军发展的路子越来越窄。

放弃制海权的消极方针。鸦片战争时，由于英国舰队力量远超过装备落后的中国水师。中国无法在正面海域与侵略者作战，于是出现了“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河”的主张，这种防口守岸的作战方针。在当时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却非长期作为一个濒海大国的海防建设和海军作战的方针，当时中国海防的基本主张就是“守”，主动将制海权放弃了，放弃制海权，消极防御的海军作战方针，使中国在甲午海战中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这是中国人海权意识淡薄造成的恶果。

国民普遍缺乏海权观念。战事频繁发生，朝野上下都在讨论海权问题，但每次只限于少数人，主要是当权的洋务派和早期维新派思想家，清朝统治者根本不愿考虑提高全民族海权意识，发动民众参加保卫海权的问题，广大民众不仅被置于有关海防问题的讨论和教育之外，甚至被剥夺了抵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海上侵略的权力。整个民族的海权思想都比较淡薄。这样，近代中国海军的发展和海防的加强就难以得到广大社会人士的支持和鼓励，成为中国近代海军发展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

淡薄的海防观念只会损害国家利益，延误近代化的进程，在当时必然贻误大局，要保证国土的安全，不但要有守土守岸的思想意识，更要有保卫国家海洋国土和海洋权益的思想意识。要控制和利用海洋，争取和保卫海权。同时提高全民族的海防意识，控制海权，推动近代海防的发展。

甲午战争的历史再一次告诉我们，中国作为一个濒海大国，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是海防建设乃至国家战略中的一项重大而又艰巨的任务，海防近代化建设进程的快慢和水平的高低，不仅关系到海上反侵略战争的胜负，而且关系到国家海权的兴衰和主权的完整，关系到国家的前途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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