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义生产的“圈层共振”：基于建国初期读报小组的研究

1952年10月7日下午，山西省著名的劳动模范李顺达在历时7个月的苏联访问之后，回到了自己的家乡——长治专区平顺县西沟村。数十名西沟村民事先已经得到通知，早早集结起来，见到李顺达，立刻报以热烈的掌声。一个普通的农民能够成为全国劳动模范，并代表他们访问苏联“老大哥”，又受到毛主席的接见，是这个贫困山村的非凡荣耀。

很快，李顺达访问苏联的口述通过记者的记录，在《山西农民》报上连载，并集结为单行本于1953年1月出版，初版发行量即达4万册之多。②在这本介绍苏联经验的小册子的自序末尾，李顺达写道：“我希望大家看了这本书，还应该在读报组或是互助组等组织里，最好把它讨论讨论，从里边学习苏联人民的先进经验，来改进咱们的工作。”

李顺达特别提及的“读报组”，是建国初期旨在对全社会进行政治宣传教育的“宣传网”运动的一部分。新中国建立初始，红色政权立足未稳，国民党逃往台湾时布局留下的残余力量和特务组织需一一肃清，国内信息传播渠道有限，民众知识水平普遍偏低，在农村，大部分农民是文盲。担忧美国和国民党打回来的情绪及传言在乡村散播，往往引发民众的恐慌情绪，甚至还引发了暴乱。③在这种情况下，建立与地方经济和地理状况相适应的、相对通畅和有效的信息网络，让民众能够及时了解国家的政策、措施，并根据这些措施来统一行动，成为当务之急。受到苏联宣传员、鼓动员制度的启发，中共中央决定建立宣传网制度。宣传网由宣传网、读报组、广播网和通讯员网四个网络构成，和冬学、民众教育馆、识字组、黑板报、业余剧团等多种社教形式一起，成为建国初期文化宣传和教育方面的一次重要运动。

作为先期建成并在后来纳入宣传网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读报小组一方面有着明确的学习目的，是“人民群众进行业余教育的良好组织”；另一方面，它具有明确的教化动机，承担着“宣传和组织的两大任务”。④如同李顺达所说，通过阅读来“学习经验”和“改进工作”，正是其目标所在。

从文化的路径去重新理解中国革命及其对当代社会的影响，是近年来国内外中国研究的热点之一。裴宜理在《安源：发掘中国革命之传统》中指出，中国革命表面的“反文化”特征，使得革命作为一种文化的考察一直未能得到重视。但实际上，源自安源时期早期经验的“文化置入”和“文化操控”机制在中国革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⑤。戴维·阿普特和托尼·赛奇通过对延安时期叙事的研究，分析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诉求如何转化为一种话语以及使用这一话语的共同体，它们之间由符号资本紧密联系在一起。通过对这一话语的策略性使用，毛泽东将延安经验有效地嵌入到中国共产党将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拯救出来并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的宏大历史叙事逻辑中。⑥李静君和杨国斌在中国革命集体记忆“诗意化”过程的分析中指出，通过运用文化工具和资源，革命的记忆被不断体制化和整饰，以适合政治的需要。⑦

上述研究的文化视角深受近来社会科学研究中“文化转向”(culture turn)趋势的影响⑧，将文化视为一个流动且时常充满冲突的象征实践场域。如果从这一视角去理解建国之初的读报小组运动及其背后的宣传制度的整体运作，它将不再仅仅只是配合各大政治运动进行的一次宣传教育运动而是焕发出新的意义。毛泽东终其一生都致力于创造并向民众灌输一种崭新的革命文化⑨，而要让它在民众中真正扎根，就需要他们的理解、行动乃至共同创造，这正是一个意义生产的过程。在建国之初这次全国性的读报小组运动中，党和国家组织民众通过集体读报获得对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而言是崭新的政治知识，继而敦促民众将其付诸实际行动，这一过程可被视为葛兰西所言“文化领导权”的确立⑩，在建国之初政局未稳而社会面临巨变的特定时刻，直至后来的更长时期，它都具有特殊的意义。

本文通过对1950-1956年间读报小组运动相关史料的话语分析，考察集体阅读行动中的意义生产机制及其对社会的影响。研究选取了历史资料、口述史和田野调查相结合的方式。田野及口述史的地点经过多方面的考量，选择在山西省长治市平顺县西沟村。历时两年有余搜集的史料包括国家级党报《人民日报》、山西省级报纸《山西日报》《山西农民报》《山西青年报》，直至县级《平顺小报》上的相关资料(11)，以及包括来自山西省档案馆、山西省图书馆、长治市档案馆、长治市图书馆、平顺县档案馆、平顺县图书馆、西沟村资料室等在内的地方史料，此外，还有7本运动期间全国各地印行的读报小组手册。其他相关史料包括在各地搜集的宣传画、传记，以及散见于各地宣传教育资料中的读报小组运动记述。

在西沟村进行的田野调查和口述史中，我走访了西沟下述的四个行政村，研究历时半月，录音资料共计18个小时，其中有两位当年亲历读报活动的西沟村民的口述，此外还有其他当时较为年幼但曾经目睹或听父辈讲述参与读报小组活动的村民提供的口述录音。我拜访了西沟的纪念馆，采访了纪念馆的工作人员，通过这些田野调查，我试图尽可能还原当时的历史情境，以加深对史料的理解。

综上所述，本文采用文化社会学的路径，通过话语分析、口述史和田野调查来讨论在建国之初的读报小组运动中，意义如何生产——这种以结组为形式进行的集体化意义生产机制有别于传统的私人个体化阅读，也有别于清末民初出现的阅报栏、阅报处前进行的自发阅读(12)，考察它的具体运作及其对建国初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具有重要的价值。

一、读报小组：宣传体制下的集体话语实践

1942年，伴随整风运动的开展，《解放日报》(延安)的改版成为党报从尚存有部分新闻纸属性的“记者办报”全面转向党治取向的重大节点，此后，以《解放日报》和新华社为代表的、党属新闻媒体全方位地转为党的喉舌(13)。但由于大部分民众的知识水平低下，无法顺利阅读报章，而广播远未普及，要让党的声音为民众所知晓，就要采取与普通阅听方式有所区别的手段，广泛、普遍和常规化地进行宣传活动，通过新闻的阅读学习，“将社会纳入政治系统”(14)。

读报小组发端于40年代初共产党治下的边区，在建国初期从1950年开始得到普遍推广。在这一组织中，人们集体在指导下阅读新闻，理解新式政治术语，解读党和国家的政策，学习好人好事，批判坏人坏事，站立场、亮观点，对自己和他人的思想、行动进行挖掘、检讨、评估和矫正。读报组及通讯员也把这些变化反馈给报社，刊登在“读者来信”一类的专栏上。通过大力推行读报小组运动，党和国家的思想、政策、方针和行动经由各级宣传部门及其网络流布到普通大众，最终按照党的宣传领导人之一胡乔木所言，“变为实际生活”(15)——这是一个话语实践被有效地转化为社会实践的过程。杨念群在论述“重归政治史”时曾经对历史研究者那种“把上层政治理解为孤立于下层社会的独立现象”的研究取向进行批评，并由此强调，要重点考察上层制度与下层机制之间的互动关系(16)。这样来看，作为建国初期宣传网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读报小组日常活动的相关资料，恰恰提供了与既有的国家宣传制度研究有所区别的、对其基层运作更为微观的考察可能。

对于从延安时期开始的党报宣传制度的研究，目前已有一定积累(17)，但在这一体系的研究中，对于自《解放日报》延安时期开始形成的读报小组的独特传统，则一直未能得到充分的重视。核查CNKI数据库，能够查阅到关于读报小组的专论仅有王晓梅的研究《建国初党报领导下的读报组发展》(18)，以及2012年山西大学社会史中心的一篇硕士论文(19)，其他则散见于刘海龙、董倩、张济顺等人的研究中。(20)

长期以来，对于中国国家宣传体制的研究主要沿着如下五条路径进行：其一，是着力于制度本身的研究(21)；其二，是着重对宣传观念的源流考察(22)；第三，着重编辑部场域内受制于宣传制度而如何实现新闻的生产(23)；其四，讨论宣传报道如何进行政治动员；(24)此外，还有学者关注宣传对于个人的影响，尤其是对知识分子的个体规训(25)。以上这些研究为中国宣传制度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学术成果，但可以看到，前四条路径的研究都隐含有一个预设前提，即这些宣传话语对民间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如此明显，已无需自证其存在，因而也不必再行讨论，因此，对于这种话语在基层如何生产意义，又如何付诸社会实践的过程，研究者极少涉及。从实际的经验观察来看，这一结论当然有其合理之处，但如果没有深入了解受众如何在特定社会情境下接收新闻信息并生产意义，通过话语实践来指导相应的社会实践，那么，新闻传播的研究就仅仅只完成了一半。采用个人生活史的方式去考察宣传对个人的影响部分地弥补了上述研究路径的不足，但由于其资料大多来自知识分子的日记、传记和其他资料，无法考察宣传对于底层民众尤其是不识字的民众的影响是如何产生的。

因此，与其说我质疑上述研究对效果的判断，不如说，我试图将其预设的前提进一步问题化：新闻的意义在中国社会基层究竟是如何生成？国家权力是怎么通过新闻话语实践实现国家与底层乡村社会的连接，实现宣传目的的？我们对于宣传的研究，是否需要从一种基于制度的描述或文本的分析，转向通过对话语的意义生产机制及其社会实践的分析和观察？

具体到本研究，我试图处理如下几个我认为非常重要的问题：

1.报纸在基层的集体化解读中，意义是如何生成？

2.意义的集体生产塑造了什么样的互动关系？

3.它对于中国社会产生了何种影响？

二、读报小组的兴起

(一)抗战时期的读报组

如前所述，读报小组运动的正式发动始于1950年，但读报小组本身的出现，则远远早于这一时间。事实上，在40年代初期的抗战时期，陕甘宁、晋察冀乃至四川等地，在共产党控制的报纸网络中，读报小组就已经出现。当时，为了充分发挥报纸的宣传鼓动作用，各个抗日根据地都组织了读报组，通过集体阅读传达政令，推动各项活动的有序进行(26)。当时陕甘宁边区的《边区群众报》，就非常重视读报活动。

这一行动并非编辑部或读者的自发行为。据《边区群众报》第一任社长周文的夫人郑育之回忆，它直接来自于毛泽东的指示。在一次会议上，毛泽东与周文交谈中鼓励周文“筹建‘大众读物社’，编辑出版一份适合群众需要的通俗化报纸，并提议报纸名就叫《边区群众报》。”(27)胡绩伟在回忆录中则将《边区群众报》的体系总结为“大众化的报纸——大众化的通讯网——大众化的读报组群”“发挥了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和组织群众的显著作用。”(28)

在这个时期，读报组还只局限在部分地区。1943年后，读报时事组和村学、识字组、黑板报、秧歌等一起成为边区文教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年，仅关中地区，就建了282个读报识字组，另外还有黑板报54个。(29)

(二)四网归一

解放之后，随着宣传任务的扩大，国家急需政令下行，但困难在于，传播渠道并不通畅，尤其宣传对象扩展到了全中国的广大民众，这个任务更显艰巨。

1949年12月，全国大陆仅有人民广播电台49座，大小发射机72部，另外还有私营电台30余座。1950年春的全国新闻工作会议调查则显示，此时全国有公私营报纸253种，其中日报175种，总发行数250万份。(30)各级党报虽然已经初步建立，但发行网络有限。同时，由于文盲众多，加之城乡之间交通不便，各级党组织的宣传工作尚未形成制度化运作，建立一个有效的新闻宣传网络成为当务之急。

1950年4月23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同时刊发了《新闻总署发布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定》和《新闻总署发布建立广播收音网的决定》。前者明确地指出组织民众进行读报和通讯写作是重要的政治任务，“读报组应当是报纸内容的经常的和有组织的学习者和宣传者。读报组同时应当向报纸报告地方情况和群众意见。”另外，要选择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建立通讯员网络。(31)后者则规定全国各级机构设置收音员，组织群众集体收听重要新闻，将新闻编成小报、墙报、黑板报，成为人民群众了解国家大事的桥梁。(32)

这两篇报道并肩出现清晰地表明，中共中央把读报小组、通讯员网和广播网的建立和推动运动看成是这一阶段的工作重点，行动的目的和策略具有高度的一致性。随后，三个网络的建设运动迅速推行。各报专门设立了读报和通讯专栏乃至专版，并在基层组织了大量的读报小组。据1950年5月统计，人民日报在全国各地组织了2101个读报小组(33)。在长治地区，到51年底，每个组已经“订报纸近30份，每个读报组都有二三十人经常听报。”(34)

三个网络在全国基本成型之后，在试点的基础上，1951年1月1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出《关于在全国建立对人民群众的宣传网的决定》，要求系统地建立“对人民群众的经常性的宣传网”，在党的每个支部设立宣传员，在党的各级领导机关设立报告员。宣传员由党员担任，任务是要以“谈话、传递消息、读报、收听和传布人民广播、书写和绘制宣传性的文字图画、编辑墙报”等方式，向周围的人民群众进行宣传，批驳各种反动谣言及在人民群众中流传的错误思想。负责作时事政治报告的报告员则由党的各级负责人担任。(35)抗美援朝运动开展后，宣传员、报告员、读报员制度均成为常态化的工作项目。

作为宣传网运动的组成部分，宣传网、读报小组、通讯员网和广播网分别承担着不同的功能。宣传网的全称为“党的宣传网”，居于这个宣传网络的中心，代表党传递党和国家的声音；读报小组、通讯员网和广播网是非党宣传组织，属于宣传网的外围网络，围绕它组成一个有分工又相互合作、相互渗透、相互支持的严密宣传网络。读报小组在宣传网的领导下，以组长和能够识读新闻的读报员为核心，由他们向民众解读新闻；广播网用喇叭把党的声音传递进千家万户；通讯员网则承担着将底层动向、模范事迹和问题写成稿件，通过报纸进行下情上达的任务。

三、读报小组的运作

(一)谁来读

“激进的政治变革如果最终要建立起一个制度化的政权，就必须得到强有力的支持，这就需要人们放弃成规旧俗和先前的世界观。”(36)而这种对世界观的大规模重塑，既需要激情澎湃、令人印象深刻的戏剧化仪式，又需要一整套的制度保证其日常运行，在日常生活中水滴石穿地进行改变。就读报小组运动而言，它首先是从建立常规化的读报员制度开始的。

无论是什么样的读报组——由党团组织直接指挥建立的、自发形成的——都必须处于党团组织的严格监督之下。

由党、团、工会的文教干部和较积极的读报组长或读报员，组成一个读报指导委员会。他的任务是研究总结读报工作经验，进行具体指导，解决读报工作中的问题。并经常检查读报工作，向党委做汇报，求得党委的指导。(37)

读报小组的核心人物是读报员和读报组长。在《怎样搞好读报组》中，作者马奋描绘出了石家庄市模范读报员代表的普遍形象——“具有饱满的政治热情和高度的责任心”——并强调“这是个根本问题，不然光有能力，不好好使出来也白费。”而对读报组长，则列出了包括“政治可靠、学习积极、有能力、民主作风好”等具体审查条件。(38)

读报员和读报组长由民众推举，但必须按照政治标准来选择。为此，事先要详细地向民众讲清推举的标准和原则。前者的要求是“热心为群众服务，思想进步，政治、文化水平较高”；而组长“最重要的是政治素质，相比之下，文化程度低些也可以。”(39)

读报组成员的选择同样遵循政治标准。在《怎样搞好读报组》中，作者指出，成员应该主要以积极分子为主。他提醒说：

主要问题可能发生在地主和被管制分子身上。这些人情况也不一样，一般地说，只要他们好好劳动，决心改造自己，就可以吸收他们听报。

但是，不能允许他们成为读报组的中心人物，错误地解读报纸上的内容：

可是不要轻易地让这样人当组长或读报员，免得出漏子。……如果有个别的不怀好意的地主或被管制分子，想利用读报的机会散布谣言混乱人心，读报组就不要吸收他们；已经参加了的也可以经大伙讨论把他们清洗出去。不过，主要的还在于慎重吸收，不要轻易清洗。(40)

慎重吸收的原则清晰地表明，关键在于事前审查。通过严格的政治考察程序，读报组吸收的均系拥护和自发宣传党的政策思想的政治积极分子，而那些身上带有可疑政治标签的人员，即使被吸收进去，也处于严格的多方监控之下，从而需要更加积极的表现，如“好好劳动”“决心改造”来证明自己。如此，在读报小组中保证了政治立场的高度一致性。

(二)读什么

运动期间，各地报纸都设立专栏乃至专版，其中涵盖了读报典型、读报经验、读报材料、读者来信、小问答、时事测验题等丰富内容。此外，报纸头版头条新闻通常被列入必读项目，在文艺专刊上还有相关议题的各种文艺材料，如歌曲、快板、地方曲艺、剧本、木刻画等，到春节，还会刊登相关的春联样例及其他材料，鼓励民众阅读和使用。

《山西日报》从1951年春开始设立《读报与通讯》专栏，每周一次刊出，例如，在关于镇反的问题上，就专门刊出了《为什么要坚决镇压反革命》加以说明：

为了使所有的人都懂得这件事，并积极拥护与帮助政府贯彻，那么就要讲清楚，现在镇压反革命是不是政策变了呢？为什么要坚决镇压反革命？反革命罪恶怎样？为什么现在要镇压反革命？反革命分子与美帝和蒋阎匪是什么关系？哪些反革命应该坚决被镇压？做过反革命工作者，都要镇压吗？宽大以后，是不是还要镇压啊？如何镇压反革命？企图逃出法网能行吗？图谋继续顽抗的下场是什么？反革命分子的亲属应该怎样？坚决镇压反革命和巩固人民大团结是不是一回事？人民群众应该如何协助政府镇压反革命？(41)

在上面这一连串的提问之后，文章非常详细地解答了相关的问题，给出了如何行动的具体方案。在镇反运动期间，报纸上用大量篇幅刊登了相关内容，如镇压反革命的现场图片等，甚至文艺版也加入进来，刊登相关歌曲、剧本，供民众学习表演。

对于读报组承担的政治功能，宣传部门的认识是很明确的。柴钟仁在《谈谈如何在建立宣传网中组织读报组》写道：

完整的读报过程，就是一个深入的思想发动过程，也是具体体现报纸威力的过程，也是通过报纸使党和政府的政策、主张与群众见面，并为群众所掌握，进一步起来为实现这些政策和主张而行动起来的过程。(42)

为了读报员在选择材料的时候能够充分领会党的意图，报纸设专版和专刊刊登时事宣传提纲，便于读报员讲读。1951年3月25日《山西日报》第三版全版刊登的“时事宣传提纲”，就列举了朝鲜战局、美国武装日本、响应世界和平理事会号召等几条国际大事，要求宣传员、读报员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要求民众签名保卫和平，抗美援朝。有的报纸则采用测验的方式来考核读报组效果。如《解放日报》1952年9月8日的测验题是“上海市整党建党工作为什么要以建党为主？”(43)纵观这些材料，均与民众的日常生活距离甚远，由此可见，读报主要目的并非为了娱乐和获取生活信息，因此，不能按照读者兴趣和爱好来选择材料，而是要结合党的中心工作去筛选，另外，需要时刻注意当前本地民众的思想动向——“要考虑群众存在哪些思想问题，给群众解决什么思想问题。”(44)读报手册强调要把读者的兴趣点“引导到关心国家大事这个方向上来”，材料要具体、生动、有故事性，并且要形成对比，“不一定只限制在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两方面，工人很需要知道祖国的伟大和苏联的建设情形，介绍美国的丑恶的短小新闻，工人也很欢迎，这些材料对于提高工人阶级的政治水平也有好处。”(45)

最后这一点清晰地表明，树立“敌我”观念，是读报工作的一个重要技巧。它能够帮助形塑新中国的政治认同，并逐步建立政治上的身份区隔。这种高度简单化的政治修辞格式——“我们”与“他们”“朋友”与“敌人”之间的二元区隔，是中国共产党实施情感政治动员，并进而建立道德评价和行为应对体系的关键策略。(46)

在设立阅读材料的时候，特别突出的一个手法是安排正面模范和反面典型的对比。《山西日报》1953年3月14日宣传贯彻婚姻法专版上刊登了多篇相关文章，其中上部二条刊登的是一篇新华社记者采写的正面典型报道《任老汉相信了婚姻法》，文章说，长期虐待妻子的任老汉一开始不理睬婚姻法，但最终，在宣传员、读报员的批评帮助下接受了新观念，不再打骂妻子，家庭回归和睦；其下一篇负面典型报道则批评新绛县西曲村宣传员在宣传婚姻法中“没有启发群众自我教育”的错误(47)；同一版面上还刊载了一篇武乡县如何纠正干部消极应付贯彻婚姻法试点工作的具体指导。这样，三篇文章就立体地呈现了正反典型及其行为后果，以及如何矫正不当行为的具体指示。报纸的编辑语言清晰地展现出国家对行动设定的政治标准和褒贬取向。

(三)怎么读

读报不是照本宣科的朗读，而是“讲读”。读报员必须加以讲解，以帮助大家理解“抗美援朝”“三反”“五反”“镇反”“反革命”等一系列在新中国出现的新名词和新概念，但讲解的目的不在于学习书本知识，而在于督促民众将其付诸社会实践：

读报员必须适当地加以讲解。譬如：读到“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时，必须解释清楚什么叫做反革命，为什么要大张旗鼓的来镇压，这样大家才能从道理上懂了，在实际中行动起来。

对于不理解或是错误理解而导致的阐释错误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手册也给予了高度重视：

读报员必须注意，不懂的不要装懂，不会讲的不要乱讲，乱讲就要犯错误。(49)

但是，只读政治材料，在讲解的过程中又必须保证政治正确，毫无疑问读报将成为一项枯燥的活动。为此，组织者们想了各种各样的办法，将政治材料的阅读娱乐化，来提高组内成员的兴趣：

例如，可以讲故事：“报纸上有些战斗英雄、劳动模范的事迹，读报员可以根据报上的大意，编成故事向大家介绍”，此外，也可以利用文娱形式演报、唱报。(51)当然，娱乐方式的表达并不是为了单纯的娱乐，而是为了更好地激发大家的阶级感情：“只有读报员体会了材料的精神，才能从内心里表达出感情来。该喜就喜，该怒就怒，这样对群众的教育作用很大。”(52)因此，要注意“不能把读报组变成娱乐晚会”。(53)

那么，如何掌握情感表达的分寸呢？于芳水是海阳县靠山村读报组的读报员。他在《怎样组织读报》中介绍经验说：

读揭穿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时，态度一定要严肃，表现出仇恨，越读大家越爱听，读婚姻法时，读到争取自由结婚，婚姻自主等，用愉快的声调，大家便鼓掌欢迎。(54)

不过，在涉及严肃重大的问题时，则采取了更加严肃的形式，“一读二问三讨论”，以保证成员能够充分地领会党和政府的意图。

指导手册的作者也提醒，不同的材料有着不同的处理方式。有时要一字一句读，不能走了样，有时要适当通俗一下，穿插上本地的真人真事，有时可以提出问题，促发大家的思考。通过“扯报”，也就是引导大家的讨论，来复习和深化在读报中得到的认识。在这个过程中，尤其是“暴露出不同的认识”特别关键，它可以使人们的不同看法在讨论中被挖掘出来，这是一个观察和摸清民众思想状态的大好机会。

四、意义的集体生产

在读报小组的集体阅读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意义生产的过程虽然受国家话语主导，但仍然具有一定的互动色彩。

(一)中央政策地方化

在读报过程中，各报的编辑部明确提出要“讲报”“扯报”，结合本地经验来讲解国家政策。晋城县满城公社曹庄管理区东谷生产队在农业合作化过程中的一些做法引发了争议，于是，读报员郭焦顺就读了报上其他地区的定额管理经验，得到了农民们的认可，报纸描述说，此后农民们的生产积极性大有提高。(55)从这一经过可以看出，在向全国推行政策的过程中，国家话语的推行一定程度上有赖于与地方经验的结合。

(二)国家话语的民间再创造

为了吸引读者的注意力，读报员及一些读报积极分子对国家话语进行了再创作，如“说报”“唱报”“演报”等，都带有民间文艺再创作的痕迹。

《山西农民》报上介绍了洪洞县南尹壁村76岁的王玉竹老太太的“有才板话”。这位76岁的老人每听完报上的内容，就编为快板。抗美援朝期间，她编了“送公粮”快板；在鼓舞青年男女贯彻婚姻法时，王老太太又编了婚姻法的相关快板。具有强烈民间色彩的“有才板话”遂传诵一时。(56)

类似的生动活泼的民间表达往往反过来成为国家话语的一部分——通过读报组内的通讯员刊发通讯，乃至“请识字的人代写条子投稿、捎话给编委请他们代写登出来”等方式，(57)如“报纸进了山，农民开了眼”这样非常具有民间色彩的表达，水乳相融地经由通讯员、驻村记者等的笔尖，登上党报和广播等大众媒体，又传向全国各地。

(三)讨论、批评与自我批评

1.讨论中的集体意义生产

互动的意义生产中，讨论是极为关键的一个环节。在抗美援朝议题的相关读报讨论中，宣传员、读报员将日本侵华和抗美援朝联系起来，通过唤起民众的创伤记忆来激发其爱国热情；而在农业合作化的读报讨论中，则将苏联的美好生活和对未来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美好愿景联系在一起，促发民众对新中国的政治认同；对于镇反运动，则将过去旧社会的痛苦记忆与“反革命”的罪行相关联，唤起人们对反革命行为的痛恨。

这种转化就每个成员而言效果不一，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在读报员的鼓励和引导下，人们必须将个人经验与国家话语相互关联，从而实现意义的集体生产。显而易见，这种集体生产自始至终带有明显的国家话语主导痕迹，但民众将自身经验代入本来离农民经验领域十分遥远的讨论主题，则使得它更具感染力，更易于产生集体共识。如同裴宜理所指出的，善于借助于情感实现革命宏图，是中国共产党最终获得政权的关键因素之一。(58)这种政治动员手法在建国之后的诸种运动中仍然一直持续使用。

2.批评与自我批评

特别要指出的是，1950年4月22日，即在《人民日报》头版刊发建立读报小组、通讯员网和广播网相关消息的前一天，它在更为显要的位置刊发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及《毛泽东同志论批评与自我批评》。(59)

这项政策首先是针对党员干部进行的，但很快就推广到了社会各个阶层和群体，成为一场“若干阶级或阶层参与的集体社会政治行动”(61)：

“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风气在本市逐渐展开，中国大戏院收门票的人与观众吵架，双方都说：‘你检讨我好啦！’”(62)

对老百姓，具体如何进行批评、自我批评和思想教育呢？西沟村的ZZC老人生动地回忆了当年如何在读报过程中“对民众进行帮助教育”的过程：

怎么帮助教育？就要做思想工作。生产队有政治队长，到地里读报，老百姓不点名批评，(要帮助教育的时候，)先学大公无私，读一读毛主席语录，表扬好人好事，(比如)帮助贫困百姓，来回自己不休息，修水渠……先表扬这些好人好事，然后是批评，(比如有人)把好粪放在自己地里，就批评他们“要一心为公”，向先进的好人学习。(63)

对照邓小平指导同一时期新闻工作时的表述，就能够清楚地看到，这种基层策略来自国家的“顶层设计”：“是非弄得很清楚，应该做的和不应该做的弄得很明确。报纸搞批评，要抓住典型，有头有尾，向积极方面诱导，有时还要有意识地做好坏对比，这样的批评才有力量。”(64)

(四)自下而上的政策反馈

1.读报与通讯

早在30年代初，党报对于通讯工作就给予了充分重视。(65)作为党报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的重要渠道，它在40年代的边区逐渐完善。建国后，胡乔木在新闻工作的指示中专门提出：“通讯员是一种很重要的政治力量，所有报纸都应当十分重视组织通讯员网的工作，……这个力量不仅属于报纸，而且属于整个国家。国家可以经过通讯员网把先进的思想迅速传达到群众中去，同时又把群众中的情况和意见迅速反映到国家面前来。因此对于通讯员应该有认真的选择和政治的领导。”(66)

在不少地方，读报组在运作一段时间之后，与通讯网结合起来，改为读报通讯组。

报社和通讯员的关系，很明显地不仅是稿件来往的关系，而是政治上的联系……各地经验证明，读报组与通讯员结合，就能使读报组和通讯员发挥更大的力量，使广大群众与报社联系得更紧密。(67)

和当时的诸多现实主义作家创作过程有类似之处的是，读报通讯组的通讯员在通讯员培训班及日常投稿的过程中不断受到各种鼓励和批评、删改，“直至逐渐触摸到写作的种种政治边际”，进而在报道中“建构起能够有效传达主流意识形态的叙述模式”。(68)

2.读报与宣传

除了读报组与通讯员网的结合，还出现了读报组与宣传员的结合：

宣传员通过读报进行宣传鼓动，就有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材料，利用这些充实生动和有根据的材料，就可以避免老一套和信口开河的毛病，能随着报纸上刊载的各种材料及时进行宣传。(69)

3.记者驻村采访

建国初期开始，很多典型村长期有不同层级的记者驻村采访，担任着给群众进行宣传的任务。SJL回忆说，西沟解放后直至70年代长期有新华社、《人民日报》、《山西日报》、《山西农民》报的记者驻村采访，他们宣传时“挨篇挨篇讲，不仅学一次，要不厌其烦地学习，入心入肺，把党的声音真正传递到老百姓”。这些记者非常注意记录农民的生动语言表达，例如，李顺达描述在苏联看到的社会主义景象时，使用了顺口溜“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这一表述立刻被具有高度政治敏感的记者所捕捉，成为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最广为人知的、对未来社会主义美好愿景的描绘。(70)同样的，在上海等地也有类似的做法。(71)如此，民间话语中符合国家话语政治标准，而又富有自身表达特色和独特个人生命经验的部分就有选择地被再生产到了国家话语中，层层上传或直接抵达全国性党报党刊，继而通过报道扩散到更为广阔的领域。

(五)读报组的阶层流动

在集体化的意义生产过程中，不同的个体参与度有别，表现出色程度不同，也因而处于读报组中不同的层级。通过读报及其相关的社会实践，部分民众成功地实现了层级流动。

在上海，《解放日报》报道了仁德纱厂一个觉悟不高的老工人“杏生师傅”通过参加读报小组，发生了思想转变，工作态度大有改观，于是，他从落后分子一下子成为了人大代表第一次普选工作中的典型。(72)

这种依靠积极参加读报活动而实现阶层升迁的路径在笔者对西沟村的采访中得到了证实。让笔者印象尤其深刻的是ZZC老人依次序历数自己担任过的各项职务，对升迁的路径记忆犹新。他回忆说，要求进步的压力，从儿童时期就开始了：“六七岁开始，要办好事了。戴红领巾，当少先队，得奖”“十六岁(读完书)回来，就进政治队，读个报，当积极青年”“我从民兵副教导员、副营长、再到团总支副书记、民兵教导员、团总支书记、乡团委副书记、县团委委员、市团委委员、省团委委员，和读报表现积极都有关系。”(73)

另一位更为著名的老劳模、全国人大代表SJ的阶层升迁路径略有不同，她首先是通过劳动努力和妇女同工同酬运动工作中的出色表现被报纸和广播广泛地报道，此后，她带头扫盲、学习读报，熟知国家政策并进行宣传，口才较之其他年轻妇女积极分子更为出色，因而得以在各种场合讲述西沟村取得的成绩，成为她在众多青年女性中脱颖而出的关键。她回忆说，平时去地里耕作时也要“背上书报、村里有积极分子选拔，(地里)休息十分钟，(这些积极分子)就念报纸，给大家讲。”(74)

两位老人的口述清晰地表明，读报是选拔积极分子的一种重要手段，同时，积极分子的表现一定程度上也取决于他对周围民众读报和宣传并身体力行的力度。

这种政治学习和竞赛的氛围并非自发形成，它是国家执政策略的一部分。肖东波在一项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执政实践的研究中指出，当时的山西省委在活动中“特别注重开展竞赛和评比活动”，要求“群众运动都要形成一种竞争的氛围，把大家的情绪充分地调动起来。……在运动中，培养学习典型，推广教学中的先进经验，开展竞赛活动，对成绩优良的个人或单位，予以及时地表扬和奖励。通过这种方法，形成了一种互相竞赛、你追我赶、不甘落后的学习热潮。”(75)在不同组织的读报小组中，表现出色的集体和个人，很自然地成为“模范”“典型”，并获得从各种模范、积极分子到加入党团组织直至成为人大代表等级别不同的阶层升迁。反之，如果表现不佳，则会面临登报批评的严厉惩罚。(76)

五、结论：意义生产的“圈层共振”

(一)集体意义生产的“圈层结构”

在有关意义生产的研究中，诺依曼的“沉默的螺旋”理论，是有关群体压力与意见形成最为知名的大众传播理论之一(77)，但考察其阐释可以看到，这一理论隐含的前提是将威权社会内的大众视为无层级、无组织的“乌合之众”(crowd)。诺依曼既没有分析意见表达的层级结构，也未能有力地解释最初的优势意见是如何形成，因此，其隐含的判断是，在压力之下“吞下”观点的一方，并没有改变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他们只是隐藏在了优势意见喧嚣的巨大气旋里。

如果将“沉默的螺旋”理论对意见趋势的形成分析与读报小组中的意义生产过程分析进行比较，我们可以看到，对相关议题还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意见表达本身是一种类型的意义生产，即观点和态度的表达。显而易见的是，如果只需要表达观点和态度，那么，隐藏真实的想法相对容易(这是许多态度测量的相关研究放弃问卷、量表和深度访谈而转向生理指标测量的重要原因)，但集体化的意义生产不仅生产集体共识、价值评估体系、即时观点和态度等，还通过事物的命名、定义、类型化，设立规范、流程、禁忌、建立定级体系、制定奖惩和层级流动制度等，形成社会行动的“意义地图”，人们的日常生活均被纳入这一格尔茨所说的“意义之网”内。(78)

与“沉默的螺旋”中那些隐藏而沉默的不同意见者相比，讨论、测验和评估机制的压力生产机制使得读报小组中的成员几乎没有机会保持沉默。无论主动还是被动发声，成员们都通过研读时事材料，获取日常生活的政治类型学知识，并讨论如何将其付诸社会实践。知识生产的过程就这样与国家政治、也与他们的日常生活世界紧密相连。在参与集体意义生产的过程中，小组成员更容易接受与自己及群体内成员生命经验密切相关的、由小组讨论而获得的群体认知。即使对某一观点的具体内容有不同认识或疑惑，“深刻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制造的强大压力也会让检讨者竭力避免思考自己是否在违心表态这一事实，而不断自我发问，进行“灵魂深处的革命”，并自认为，灵魂深处挖出的东西当然是隐藏着的真实。因此，检讨者会逐渐认同在高压之下自己所叙述的故事及其相关论证(79)。社会心理学者布鲁诺曾说，“一个人的一体性有赖于行为和信仰的一致性”(80)，当两者发生冲突时，为了使自己维持一体性，最简洁也最有效的方式不是改变社会现状(事实上在当时的语境中也几乎不可能)，而是改变自己的原有观点。再退一步说，即使读报者坚持自己的既有观点或因为切身遭遇而产生怀疑，他在这集体意义生产的语境中仍然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上述“意义地图”的影响：了解官方定义、分类标准；熟知规范、跟随流程；努力不触犯禁忌，避免在定级、奖惩制度和层级流动中处于不利位置而受到惩罚，尽可能为自己争取有利的地位。钱理群在对学者王瑶检讨书的研究中认为，王瑶在思想改造的过程中，就经历了这样的话语转换，“被并入一套全新的话语体系”(81)。笔者的田野调查显示，这种行为方式绝不仅只属于知识分子(82)。举例来说，无论成员最初是否接受“反革命”的定义或对某种小偷小摸行为是否属于“反革命”的价值判断，在集体讨论中，他们都逐渐将身边的人和事纳入这一系列话语体系进行参照，形成相关社会行动的意义地图，其思想和行动也紧随其后。由此，意义的集体化生产就将以阅读和讨论为主的话语实践最终转换为社会实践。

通过读报小组的考察，我们发现，群体内的意义生产并非如诺依曼形容的弥漫散点，其形成有着清晰的圈层结构形态。

首先，各个读报小组组成不同的意义生产圈。同时，这些小组又分属于不同的社会群体，有生产组织、学习组织、性别组织、年龄组织、地域组织等等。因此，它是一个特殊的嵌入界面，将话语实践与社会实践有效连接。读报小组的影响由此扩大到外部、覆盖社会各阶层和各领域的不同社会群体。

其次，读报小组的运动网络具有清晰的层级结构。从国家到省、地市，再到县、区、村，党的宣传网每一层级都要及时地接受来自上一层宣传网络的国家话语，对国家发出的各种政策指令予以施行；最高层的国家和党的指令不仅通过严密的宣传网络下传，也同时在各级党管媒体上刊发，作为基层干部和民众理解国家政令的最终参照系；在基层，党的宣传员、通讯员、读报员被要求预先吃透政策精神，精心选择材料，在读报小组中进行阅读。小组成员通过集体阅读和讨论，将个人经验与国家话语相结合，最终完成意义生产。反之，民众的反馈也通过这一渠道层层上传：读报员和通讯员被要求定时定量进行通讯写作，还有考核乃至公开登报表扬或批评的制度予以约束。因此，利用通讯方式将民众对于国家话语的反馈传递回编辑部不是一种个人的文字兴趣爱好，而是经过缜密设计的政治义务和责任。

(二)“圈层共振”如何可能

50年代后期，读报小组运动随着宣传网运动的停止和有线广播的发展而逐渐淡化。(84)有研究者将此视为宣传网和读报小组运动后继乏力的标志。(85)但如果回到那个特定历史时刻，考虑到新中国初建后国家迫切需要让民众接受一套新的政治话语体系并依照其行动的历史背景，可以看到，从政局不稳、政权前景未知到完成抗美援朝、镇反和土地改革三大运动，并在1953年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运行，这意味着，此时国家政权已基本稳定，国家工作的重点开始转向经济建设。就读报小组而言，在这一剧烈变迁中，自各项政治运动数量巨大、诉求多样的话语实践开始，到将其转化为一系列涉及社会各方面各层次的社会实践，集体化的意义生产机制在政权稳定的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因此，笔者的观点与相关既有论断恰恰相反——此后宣传的常态化、制度化恰恰说明，无论是读报小组还是它所属的宣传网，都成功地完成了这一阶段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