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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的民族特性及其媒体沿革

作者:程曼丽来源:《国际新闻界》日期:2020-04-14人气:1321

2017年是十月革命胜利100周年。如果将1917年11月7日作为新旧时代的分水岭的话,那么,在俄罗斯,一定会有不少百岁老人,他们从沙俄时代走来,经历苏联时代,进入今日俄罗斯,并将沿着自己的生命轨迹走下去,直至终老。俄罗斯的历史长河又何尝不是如此?无论经历了怎样的跌宕起伏,又有多少新的支流汇入,从源头起便融入其间的那些物质却一路沉淀至今,构成了这个民族的本质特征和持续发展的动力。那些沉淀至今的“历史遗产”,或可称为俄罗斯的民族特性。简单地说,民族特性是由一个民族(国家)的地理环境、宗教信仰、经济发展水平等决定的社会大多数成员共有的心理倾向与行为特征,它是一个民族(国家)区别于另一个民族(国家)的显著标志。从民族特性的视角出发,有助于我们透过俄罗斯国体变更(政治存在方式)的表象,探寻其运行的内在逻辑性与规律性,获得对于俄罗斯社会及其媒体发展走向更为深刻的认识。

说到俄罗斯的民族特性,地理环境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耶鲁大学教授斯拜克曼上个世纪30年代提出,地理区域作为一个永恒的因素,在形成一个国家的政策过程中发挥着根本性的作用。(刘军,2011)

俄罗斯横跨欧亚大陆,拥有170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从历史上看,15至16世纪俄罗斯由封建割据走向统一、获得独立(建立莫斯科大公国)后,就开始了帝国扩张的历程。随着中央集权的逐步加强,俄国的领土范围不断扩大。伊凡三世在位时,其东部领土已扩大至乌拉尔。15世纪末,俄国夺取了东欧、白俄罗斯、立陶宛领土。16世纪中叶,伊凡四世称“沙皇”,首先征服东邻喀山汗国、阿斯拉特罕汗国,同时大举西进,为获得波罗的海出海口发动了长达25年的利沃尼亚战争。17世纪初,俄国继续向东西两个方向扩张,中经彼得一世改革和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扩张,到18世纪发展成为欧洲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一支重要力量。由此可见,俄罗斯幅员辽阔及其“桥梁性国家”的特点,为俄罗斯帝国扩张提供了自然条件,通过占有更多的空间来强大自我、彰显实力,成为帝国发展的动力。当然,这也是俄罗斯大国意识、强国意识、民族中心意识产生的土壤与温床。从沙俄到苏联到今日俄罗斯,虽然国家的政治形态发生了改变,但是通过空间扩张(包括领土扩张和意识形态扩张等)保证国家强盛、由此得到国际社会认可与尊重的内在逻辑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宗教渊源也是俄罗斯民族特性中不可忽视的因素。历史上,罗马长期被认为是基督教的中心。西罗马帝国灭亡后,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成为罗马教会的中心。11世纪东西教会分裂后,形成东罗马教会,东方基督教始称东正教(意为唯一正统、唯一正确的基督教)。15世纪,作为“第二罗马”的君士坦丁堡(拜占庭)被土耳其攻陷,莫斯科大公国即宣称自己为罗马帝国的继承人,基于“第三罗马”的救世主义观念和使命感缘此而生。正如俄罗斯思想家别尔嘉耶夫所说:“俄罗斯人是继以色列人之后最具救世思想的人民,因为拜占庭帝国灭亡之后俄国成为唯一的东正教中心。宗教上的这种特点抬高了俄国沙皇的地位,使之成为王中之王,也赋予俄罗斯人以优越地位,使之萌生普救众生的救世主义”(别尔嘉耶夫,1918/1999:7)。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救世主义的表现形式不尽相同,但救世主义的观念却深深融入俄罗斯的政治文化中。现当代政治文化同样如此。列宁、斯大林的世界革命思想、勃列日涅夫“社会主义大家庭”的理论以及戈尔巴乔夫“全人类高于一切”的“新思维”,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救世主义的精神理念。普京执政后,俄罗斯提出“新欧亚主义”的地缘政治概念,试图以此取代西方主导模式,这同样被视为帝国既有思想与使命的延续。

此外,俄罗斯的民族特性是在与西方世界的博弈中凸显的。综观俄罗斯帝国与西方关系的历史,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是,俄罗斯既想融入西方,又与之保持一定的距离。原因在于:第一,由于东正教自诩比西欧基督教的其他教派更为正宗,是拯救世界的唯一良方,这使俄罗斯在宗教文化以至整个思想价值体系方面很难与西方国家融合在一起;第二,14至16世纪欧洲进入文艺复兴时期,彼时的俄罗斯却陷入与鞑靼入侵者近300年的斗争中,对于欧洲的工业发展、科技勃兴、宗教改革等一系列变化知之甚少。正如亨廷顿所言:俄罗斯没有或很少经历过那些界定西方文明的历史现象,“西方文明八个特征之中的七个——宗教、语言、政教分离、法治、社会多元化、代议制机构、个人主义——几乎完全与俄罗斯的经历无缘”。①事实上,在俄罗斯漫长的历史中,曾经有过三次大规模向西方学习的历程:第一次是以接受东正教为标志的早期西方化过程;第二次是彼得大帝在位时的俄国近代化过程;第三次是俄国革命力量以欧洲先进的社会主义思想为榜样,跻身世界前列的大进军过程。(冯绍雷,1990)而俄罗斯向西方学习的结果,最终导致了罗曼诺夫王朝的灭亡,反西方力量上升,俄罗斯反美主义的出现就是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早在一战前,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就与沙俄的远东扩张政策产生了冲突;十月革命后,美国公开敌视苏俄,意识形态较量成为两国关系的主基调;苏联解体、俄罗斯独立兴邦后,反美主义仍然存在于俄罗斯(对美)反制性的舆论与行动中。

综上所述,俄罗斯民族特性的形成,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复杂性。有研究者将这种复杂性描述为“二律背反性”,认为“俄罗斯民族具有爱国主义精神,但也有其极端的形式——民族中心论和民族优越论;具有集体主义至上的价值取向(共同性),又易于走向专制主义;具有顽强不屈、坚韧不拔的精神,又容易走向惰性、消极、静观、宿命。”(欧阳康&陈仕平,2008)

出于研究的需要,在此试将俄罗斯民族特性中的主要面向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帝国观念是从沙俄时代贯穿至今的一条主线。无论是在强盛时期还是衰落时期,基于俄罗斯辽阔土地之上的大国意识、强国意识、民族中心意识始终没有消弭。大国意识亦使今天的俄罗斯领导人迫切希望重现昔日辉煌。

第二,宗教传统带给俄罗斯人强烈的救世情怀。源自东西文化交汇处——拜占庭的东正教,在俄罗斯人身上产生了一种特殊的使命感,认为自己才是真传,是基督教的希望所在。这种强烈的救世主义和弥赛亚情结②渗透到俄罗斯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

第三,与西方关系的矛盾性,激发了俄罗斯民族的反抗性与战斗性。虽然地处欧亚大陆,但是就身份认同而言,俄罗斯更加强调自己的西方特性,然而包括欧洲在内的整个西方世界却从未真正接纳过它。来自西方的不平等对待以及各种压力,使俄罗斯民族性格中激进、极端的一面显露出来,也使俄罗斯与西方关系在近与疏中摇摆不定。

俄罗斯民族特性的种种,不但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得以延续,构成不同于欧洲乃至世界其他国家的特点,也对俄罗斯的媒体发展(包括新闻管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俄国是欧洲各国封建专制制度历时最长的国家。19世纪60年代以前,帝国统治虽因沙皇的更替时张时弛,但历任统治者对于自由言论的控制却十分严格。1825年,十二月党人发动反对沙皇专制统治的起义,揭开了俄国民主解放运动的序幕,俄国贵族革命家、平民知识分子创办的报刊纷纷出现。1826年,尼古拉一世颁布被称为“铁的法典”的书刊检查条例,严禁议论沙皇政府的活动和发表动摇宗教信仰的言论;并规定由三位部长组成最高书刊检查委员会,由该委员会负责指导舆论使其符合现实政治形势与政治观点。1861年,亚历山大二世被迫批准废除农奴制的法令,沙皇政府对言论的控制一度有所松动,民间不同政治派别的刊物相继出版,俄罗斯新闻业由此起步。但是好景不长,1866年亚历山大二世遇刺(未果)后,转而采取更加严格的言论控制手段。在沙皇警察和书刊检察机构的合围下,许多报刊被查封,甚至被勒令永久停刊(包括著名的民主主义刊物《同时代人》、《祖国纪事》等)。

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正是在这样一个封建统治铁桶般严密的国度里进行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新兴无产阶级以及工人政党登上历史舞台时,俄国并不存在公开组织革命团体、公开办报的合法条件。这就使得包括列宁在内的俄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所从事的革命活动呈现出两个特点:

第一,一切宣传活动都在秘密状态下进行,办报也是如此。俄国历史上第一份工人刊物《工人曙光报》(1880年)、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彼得堡工人小报》(1896年)、基辅社会民主主义小组的《前进报》(1897年)以及第一份全俄社会民主主义报纸《工人报》(1897年)等,都是秘密出版的,最终都被沙皇政府查禁。列宁亲自领导创办的《火星报》也是如此。鉴于当时国内环境十分险恶,列宁决定将报纸办在国外,然后秘密运回国内。《火星报》于1900年在德国莱比锡创办,不久迁往慕尼黑,后又迁至伦敦、日内瓦出版。为了将报纸秘密运回国内,列宁亲自建立了代办员队伍,他们在出色完成任务的同时,也成为了各地的建党骨干,有的还成为职业革命家。被列宁称为“报春的燕子”的《真理报》,在秘密出版两年多的时间里被查封过8次。每次被查封后,它都被改为其他名称继续出版。《真理报》使用过的名称有:《工人真理报》、《北方真理报》、《劳动真理报》、《拥护真理报》、《无产阶级真理报》、《真理之路报》、《工人日报》和《劳动的真理报》。长期所处的秘密环境以及屡遭沙皇政府逮捕、监禁、流放的残酷现实,使俄国革命党人更加希望获得自由权力,为此甚至不惜采取极端手段,以身殉道。

第二,革命政党的活动被置于集中统一的组织框架内。19世纪末期,俄国工人运动蓬勃兴起。当时革命者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即把各地分散的马克思主义小组联合成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以领导劳动群众推翻沙皇统治,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项任务历史性地落在了无产阶级领袖列宁身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虽然宣告了党的成立,却没有把党真正建立起来。于是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围绕“建立什么样的党”的问题,列宁与马尔托夫等人发生了意见分歧,列宁主张建立一个集中统一、有严密组织的真正的工人阶级政党,而不是马尔托夫所主张的松散的俱乐部。社会民主工党由此二水分流,形成布尔什维克派和孟什维克派,两派之间展开了持续多年的斗争与论战。十月革命后,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击溃了孟什维克(由妥协主义转变为反对势力)的攻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列宁的建党思想得以在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实践中全面贯彻,并落实在党对报刊的管理中。

1919年3月,俄共(布)召开“八大”,通过了《关于党和苏维埃报刊》的决议。该决议强调指出,报刊是党进行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的强大工具,是影响人民群众的最佳手段。因此,要求报刊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工作,所有党的组织应该选派最坚强、最有毅力和最忠诚的工作人员到党和苏维埃报纸编辑部工作。在其后召开的历次党代会上,都通过相应的决议,强调党对报刊的绝对领导。

党对报刊的领导,具体体现在编委会制度上。十月革命后,苏联各报普遍建立了编委会制度:中央一级和州一级报纸的主编由中央委员会任命,编委会成员由同级党的委员会批准;州以下报纸的主编由上一级党委任命,编委会成员由同级党的委员会批准。相应地,党报的主编一般都是同级党的区、州、边疆区以及共和国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参加当前事务和决议的讨论,参与党的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这一制度从根本上保证了编辑部计划与党的领导机关工作计划的一致性。以《真理报》为例,十月革命胜利后,《真理报》恢复原名继续出版,并被确定为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的首任主编是二月革命后当选为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的苏共理论家、经济学家布哈林,担任《真理报》主编达11年之久(1918-1929)。初任主编时,布哈林曾经反对列宁与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为此辞去在党和苏维埃担任的一切职务。经过列宁的批评,布哈林承认了错误,并重新回到中央委员会和《真理报》的岗位上来。在布哈林担任主编期间,《真理报》开设了“党的生活”、“工人生活”、“经济”、“法制”等栏目,解释和宣传联共(布)的方针政策。在办报风格上,布哈林把《真理报》办成了一个论战平台,他设立言论版,供大家探求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与手段,他自己也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上百篇社论和文章。布哈林之后,《真理报》的历任主编均由苏共中央任命。

整个苏联时期,《真理报》的言论具有绝对的权威性,被称为“报纸中的报纸”,其他报刊在言论上仿效《真理报》,与它保持一致,由此形成以党的机关报为主导,党和国家报刊为主体,地方报刊、各类专业性报刊为支撑的社会主义报业体系。这种集中统一的机关报体制一直延续到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

1919年3月,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团体的国际联合组织——共产国际(第三国际)在列宁领导下成立。不同于后期滋生修正主义并转向沙文主义的第二国际,共产国际抛弃改良主义,主张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为此列宁发出“第二国际已死,第三国际万岁!”的呼声。作为共产国际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大党,联共(布)以自己的章程和决议为蓝本,制定了加入共产国际的各国共产党必须依照执行的规定,包括报刊管理的规定。1920年列宁在拟定《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时,提出必须由党直接掌握党报,党报工作者必须具有严格的党性和遵守铁一般的党的纪律。《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第一条中明确规定:“日常的宣传和鼓动必须具有真正的共产主义性质。党掌握的各种机关报刊,都必须由确实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的共产党人来主持。”第十二条规定:“不管整个党目前是合法的或非法的,一切定期和不定期的报刊、一切出版机构都应该完全服从中央委员会;出版机构不得滥用职权,执行不彻底的党的政策”。③共产国际的规定,对于各国共产党(党报党刊)的管理形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决定加入共产国际。中共六大通过的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为共产国际支部,无条件服从共产国际的决定。但是,六大党章对于中国革命的特殊性认识不足,有些地方直接套用联共(布)的经验,未能对当时面临的重大问题作出必要的回应,这也是它后来停止执行的一个根本原因。而在党报管理方面,中国共产党恪守共产国际的相关规定,早期党报都是由党的骨干分子创办或领导创办;新中国成立后,则沿用了集中统一的党报管理体制。南斯拉夫也是如此。南共执政初期,南共党章曾对党报体制作出规定:“党中央委员会挑选所有机关报的编辑部成员以及党的刊物和书籍的编辑人员,……党中央委员会也有权直接监督这些报刊的内容”,“中央委员会……任命在其领导和监督下工作的中共机关报的编辑委员会”。稍加对照不难发现,南共党章的相关条款直接摘自联共(布)章程。二战后期,包括南斯拉夫在内的东欧国家在苏军直接或间接帮助下建立了人民政权。这些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以后,在各方面学习、效仿苏联,并以苏联的新闻管理模式为范本,建立起以中央机关报为核心的党报体制。1989年苏东剧变后,这些国家先后从社会主义阵营中分离出来,其报业结构和性质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回到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众所周知,1917年11月10日,十月革命胜利后的第三天,列宁以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名义签发了一份《出版法令》。法令公布予以查封的报刊机构有三类:1.呼吁公开对抗或不服从工农政府的;2.散布混乱,明显诽谤歪曲事实的;3.呼吁从事明显的犯罪活动,即刑事犯罪性质的。以往人们对《出版法令》的援引仅止于此,而事实上,《出版法令》在规定查封敌对报刊的同时还指出:只要新秩序一旦巩固了,加诸报刊的一切行政影响将停止,将在对司法制度负责的界限内,根据这方面最广泛的和最进步的法律,完全恢复出版的自由。④据此判断,列宁的设想是新秩序一旦巩固,党对报刊的管理应当由行政干预转变为法律制约。但是在列宁之后的苏联社会发展中,这些设想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相反,列宁在特殊历史条件下提出的主张被绝对化、模式化,成为苏联不同历史时期普遍遵循的原则。斯大林时期这种模式则被推向极致。

上个世纪70年代以后(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随着国家行政体系中惰性、官僚作风的不断滋长,苏联经济逐渐呈现停滞和下滑的趋势,内政外交困难重重,勃列日涅夫时代因此成为停滞与僵化的代名词。80年代中期戈尔巴乔夫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以“公开性”原则突破僵化体制,带来社会舆论和意识形态多样化的局面(甚至出现多党制),但是无法遏制苏联经济的颓势。90年代初,盖达尔实行的“休克疗法”(包括私有化在内的激进的经济改革)使苏联经济全面滑坡,直降谷底,民众生活水平一落千丈。1991年苏联解体后,继承了前苏联大部分家底的俄罗斯可以说是穷困潦倒,除了物资极度匮乏之外,还担负着1万亿卢布的内债和1200亿美元的外债。用普京上台时的话说,“90年代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几乎下降50%……大概这是俄罗斯近二三百年来首次真正面临沦为世界二流国家,抑或三流国家的危险”⑤。而扭转颓势、振兴俄罗斯,恢复它的大国地位,正是普京承担的历史使命。由此想到普京当年在竞选总统时发出的那番豪言壮语:“给我20年时间,还你一个强大的俄罗斯!”

事实上,普京面临的不仅仅是经济困境,还有舆论困境。

首先,苏联解体后,叶利钦引入西方模式,实行宽松的媒体政策。(这与冷战有关)经过十年的发展,俄媒体由先前单一的国家成分变为国家的、地方政府的、编辑部集体的、私人的多种成分并存,在媒体管理上也分而治之了,由此形成多样化的网状结构。媒体市场的多样性固然引人注目,但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由于地方媒体与中央政府渐趋疏离,后者又缺乏主导性或引导性的新闻媒体,因而在一些关乎国家利益的重大问题上,很难形成一致的舆论。即便是在国家以法律形式做出决策的情况下,不同意见甚至是反对性、攻击性的言论仍不绝于耳(如《土地法》颁布后媒体上的一片叫骂声),这给中央决策的贯彻实施造成了极大的阻力。舆论的分散化,还导致人心涣散和地方上的分裂倾向,使得民族、地区间的各种问题日益突出。俄罗斯的一位学者曾经说过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我们现在担心的不再是乌克兰、格鲁吉亚从独联体中分离出去,而是圣-彼得堡、加里宁格勒从俄罗斯分离出去。(程曼丽,2002)此言虽然有些夸张,却道出一个隐忧,即俄罗斯本身存在着分离化的倾向。这是大一统观念根深蒂固的俄罗斯领导人所不能接受的。

其次,在私有化的过程中,俄国内形成了数额巨大的私有资本。为了创造有利于自身发展的舆论环境,一些私有资本的持有者通过投资、融资等形式在短期内掌握、控制了大量媒体。由于有雄厚的资金作后盾,这些媒体的规模急剧扩大,最终形成若干个“媒体寡头”。普京上台之前,俄罗斯最大的两个媒体寡头——别列佐夫斯基和古辛斯基分别掌握着收视率颇高的独立电视台、TV6电视台,同时拥有俄罗斯公共电视台和全国电视台的股份,所占股份覆盖70%的媒体市场。1996年叶利钦谋求连任、民调显示不占优势时,媒体寡头决定集中财力、物力,特别是手中掌握的媒体支持叶利钦竞选。为此他们引进西方的竞选手段和宣传技巧,展开大规模的信息战,最终使叶利钦获得选民支持,再度登上总统宝座。叶利钦连任后,媒体寡头的势力一步步渗透到俄罗斯政治核心层,开始对国家权力机构施加影响。寡头们的得寸进尺及其干政行为,不但挑战着政府的权威性,也使贵为总统的叶利钦颜面尽失,叶利钦有心整肃媒体寡头,却心有余而力不足。

1999年8月9日,叶利钦任命普京为代总理,由车臣武装分子挑起第二次车臣战争恰于此时爆发。普京将俄军的反击与镇压定性为“反恐怖行动”,并把解决车臣问题与维护国家利益牢牢系在一起,要求俄媒体支持政府举措,媒体均予以配合,对战事的报道和政府口径基本一致。为了进一步加强政府对媒体的影响力,普京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将国家三大广播电台——俄罗斯广播电台、灯塔广播电台、俄罗斯之声广播电台和国家通讯社——新闻社纳入“全俄国家电视广播公司”(BГTPK)进行统一管理,形成国家电子媒体的航母。⑥

2000年普京当选总统后,在媒体管理方面的一大举措,就是加强对寡头媒体的整治力度,收复失去的舆论阵地,重新树立中央政府的权威。从2000年5月起,俄政府采取经济、法律手段,严厉打击寡头的经济违法犯罪活动,先后将其所占股份收归国有。至2002年,两大媒体帝国基本瓦解,寡头干政的历史告一段落。与此同时,普京收回了俄政府曾经给予外国媒体的特权。叶利钦执政时期,曾颁布93号总统令,给予美国自由欧洲电台等西方媒体国民待遇,但是这些媒体在国内的报道,尤其是面向车臣和乌克兰地区的报道充满偏见,使俄政府大为不满。鉴于此,2002年10月4日,普京签署总统令,宣布93号总统令失效。在此之前,俄国家杜马通过了《大众传媒法》修正案,该修正案规定,在建立传媒机构时,外资不得超过50%。

普京在进行国内媒体布局的同时,也在考虑对外传播的布局问题。如前所述,由于宗教、历史等方面的原因,俄罗斯与西方关系始终处于复杂而矛盾的状态,普京可以在行动上与西方国家较量,但是在与西方的舆论战中却始终处于劣势,俄国家形象也因此被涂抹上灰暗的色彩(美国涉俄报道)。因此,从西方掌握的国际舆论场中突围并取得话语优势,就成为俄罗斯对外战略中的一项重要任务。2005年底,俄罗斯政府全额资助成立国际新闻电视台“今日俄罗斯”(RT),目的是“传播俄罗斯观点”、“以俄罗斯视角看世界”,与美国CNN、英国BBC等国际大媒体抗衡。2013年年底,普京又签署总统令,将俄新社、俄罗斯之声广播电台合并,成立“今日俄罗斯”国际新闻通讯社,由此形成俄罗斯对外传播的媒体航母。“今日俄罗斯”最大的特点,是就争议性国际事件提供不同于西方视角的独特观点,这种独特性在巴以冲突、斯诺登事件、叙利亚战争等重大事件中得以体现。其重点报道的中亚、北非动荡后的弱势群体,是西方媒体不屑一顾的内容,却引发了大量关注。如今,“今日俄罗斯”不但以挑战西方话语权蜚声国际,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着全球传播的格局。

通过以上分析可见,普京在媒体领域中所颁布的指令、采取的措施,与他振兴俄罗斯的宗旨是高度吻合的。普京执政以来的行为轨迹告诉我们,他是把俄罗斯国家主权完整和强国身份重建作为最高原则,依此确定国家发展战略的,而媒体则成为这一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由于普京临危受命,执政以来又面临一个接一个的严峻挑战,这使他对媒体的认知与管理带有浓重的战时思维、底线思维和危机应对思维;集中优势兵力打舆论战,则成为俄媒体运行的常态。这就使俄罗斯传媒的主体部分超越了“专业主义”范畴而具有了自己的特性——国家资本控制之下的国家媒体的特性。

从普京执政之日起,伴随着车臣战争、打击媒体寡头、进行大规模的对外宣传等行为,西方媒体对普京的指责、抨击从未中断过,而普京则延续一贯的强硬姿态,带领俄罗斯经济步入正轨,给百姓带来实惠与希望,这使他在国内的支持率居高不下(歌颂普京的歌)。乌克兰危机爆发以后,西方原本指望通过严苛的制裁和外部打压将俄经济拖垮,让普京政权在俄罗斯民众的质疑声中动摇震荡,但事与愿违,此举不仅没有击垮俄罗斯,反而激发了俄民众空前的爱国主义热情和对普京的强有力的支持。这似乎出现了一个悖论,在俄罗斯,国家处境越差,外部压力越大,民众的凝聚力就越强,普京的支持率就越高(哪怕需要勒紧腰带)。这种带有宗教殉道色彩的民族心理,是西方国家看不明白也难以理解的。曾于2013年获得诺贝尔奖的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席勒就在他的一篇文章中提出这样的问题:“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以及俄民众对政府直接控制媒体的默许让人不禁发问,是否俄罗斯民族具有某种内在的独裁基因呢?”(Shiller,2016)

将近三个世纪以来,俄罗斯一直以大国身份活跃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其历任领导人无不致力于建立强大的俄罗斯帝国。战胜拿破仑,二战中与法西斯奋战,成为共产主义国家中的领导者,将整个东欧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以超级大国的身份与美国抗衡……这种历史的荣光使俄罗斯的大国情结深入骨髓。今天俄罗斯经历的是由强到弱,再由弱到强的过程,恢复大国身份被作为国家的基本任务和必欲达成的目标。这种大国意识、强国意识深刻影响着新时期俄罗斯内政外交的走向,也必然通过其媒体布局体现出来。

从俄罗斯媒体的历史沿革中我们可以获得如下启示:任何国家的社会及媒体发展都有着一定的轨迹和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特点,这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宗教、文化、社会发展及其面临的现实问题决定的。偏离这个轨道,失去这个特色,也就失去了民族、国家发展的基础与动力。因此,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在求“同”的同时,还要重视所存之“异”,在彼此了解、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增加合作与交流。正如冯友兰先生在西南联大纪念碑碑文中所言: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由此国家才能得到稳定发展,才能在世界范围内赢得尊重并形成话语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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