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学理论研究的深化与拓展

舆论学理论研究通过对舆论学的研究对象进行界定，对舆论学的性质、功能、结构体系、基本范畴、核心概念等进行分析，对舆论学的研究方法进行探讨，对舆论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关系进行梳理，从而对舆论学的学科定位、学科建设、发展战略以及实践指导等诸方面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由于历史与现实两个方面的原因，我国的舆论学理论研究有待进一步加强，舆论学的理论知识及其相配套的范畴和概念系统需要科学化和严谨化，舆论学的学科视域和核心议题在原有的基础上仍有较大的拓展空间。

一、中国当代舆论学理论研究存在问题探析

每个研究领域都有其自身所必须面对的一些基本问题，而要回答这些问题只能通过理论研究来解决。一般来说，舆论学研究包括理论研究、应用研究、历史研究三大板块。其中，应用研究主要研究舆论管理、舆论监督、舆论引导、民意调查、舆情跟踪监测等实践工作的原则、方法和技巧等；历史研究的对象包括重大舆论事件产生、发展和衰变的过程，国际国内舆论管理的制度变迁，舆论学研究的起源和发展过程等；理论研究所要解决的则是事关舆论和舆论学研究的基本原理、基础概念和一般规律的问题，它是舆论学的灵魂和核心，是应用研究和历史研究的灵魂和指南。

舆论学理论研究的核心内容可以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方面加以体认。本体论方面，主要涉及舆论学的理论基础和知识体系问题。它需要解决舆论学的学科身份与学科定位问题，需要清楚地阐明舆论学的学科性质，界定自己的学科范围，同时还要对各种层出不穷的新概念、新观点进行甄别、筛选和提炼，积淀出支撑本学科的核心范畴和概念。认识论方面，主要涉及舆论学与现实世界的关系。它需要通过理论与实践的互动，形成本学科清晰的研究对象和相对稳定的研究议题。方法论方面，主要涉及研究方法与研究手段的适配性和有效性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舆论研究曾长期处于停顿状态，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才逐步有文章发表。近四十年来，我国舆论学研究进入一个快速恢复和发展期，舆论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探索都取得了不少进展。1988年，差不多同时出版了两本舆论学方面的专著，一本是杨张乔的《声张自我的艺术——舆论社会学》，另一本是刘建明的《基础舆论学》。如果说前者的突出特点主要表现在对研究舆论重塑公民自我意识和建设民主化社会的价值，后者的贡献则主要表现在对中国特色舆论学理论体系进行建构的努力，这是我国舆论研究在新时期恢复活力的标志。自此以后，我国出版的与舆论相关的研究专著数以百计，发表的相关论文数以几万计，逐步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舆论学知识体系。这一知识体系大致由舆论本体(本质特征、结构要素、类型区分、社会功能)、舆论运动(产生、形成、发展、演化的形态及规律)、影响因素(政治、社会、心理、媒介、技术等)、舆论控制与应用(舆论监督、舆论引导等)、舆论调查与测量、舆论史研究等几大部分构成。研究者在上述诸领域的知识生产或实践运作中，都取得了不少成果。与此同时亦不难发现，我国当代舆论学研究还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梳理已出版的专著可以发现，概论性和对策性的研究占了主导地位；数量庞大的论文，更是以应用对策性的居多。缺乏深入的理论探索，是多年来我国舆论研究明显的不足之处。这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稍加分析。

首先，研究视域比较单一，舆论学作为多学科交叉融合之研究领域的特色体现得不够充分。从学科身份与学科性质的背景来说，政治学是国外舆论研究的主要依托学科；此外，传播学、社会心理学、社会学、公共政策学、行政管理学、医学卫生保健、国际关系、图书情报、计算机科学等专业领域也都在开展舆论研究，在学科结构上体现出显著的跨学科特征。我国的舆论研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多学科交叉的特征，但这一特征并不明显。据一项实证研究，从1994到2013年这十年间，以“舆论”为题名关键词发表在CSSCI期刊上的论文，按所属学科分类，新闻学、传播学和编辑出版学共占总体的68%，政治学占9%，历史学和法学分别占5%，行政管理学占3%，社会学、教育学、经济学、文学和艺术学各占2%。[1]可见我国的舆论研究主要是依托于新闻传播学科展开的，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以及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视域相对比较缺乏。更重要的是，各学科之间以相互征引文献资料居多，真正的协同研究很少。这种状况亟待改变，因为它不利于舆论学研究本质上所要求的跨学科交叉渗透，不利于研究方法的改进和多元化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舆论学研究解决的是舆论的形成、兴衰与作用等一系列单一学科无法解决的复杂社会现象，这就必然要求不同学科背景的舆论研究者广泛地开展交流合作，通过学科互动促进理论创新，从而在问题发现、研究途径、研究方法等方面做出新的开拓。

其次，研究导向偏重应用性，真正有学理深度的议题建构和问题开掘远远不够。陈力丹教授指出：“我国舆论学理论的研究目前只有不多的人在做，多数人专注于眼下的各种实用性的舆论调查，而对什么是舆论(特别是对舆论数量的把握)，如何在面对舆论、舆情之时划清马克思主义舆论观和法西斯主义舆论观的界限，认识不清。”[2]理论研究的薄弱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在基础理论研究层次，对学科概念系统的讨论不够充分，特别是基本范畴和核心概念的“概念化”工作做得不到位，距达成必要的共识还有较大距离；另一方面，在理论与实践连接层次，对策性思维占主流地位，缺乏必要的理论提升。改革开放以来，早期的舆论研究大多停留在图解政策或对政策的应然式、期许式解读上；近年来，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议题选项逐步多元化起来，开始广泛涉及“舆论学基础理论、舆论场、舆论生成机制、舆论领袖、突发公共事件与舆论危机、谣言传播机制与治理、舆论监督、舆论引导、舆论调查与舆情研究方法、舆论与司法问题等”。[3]但从另一侧面来看，如何从这些选项中提炼出相对稳定的研究议题，凝聚成真正有价值的学术问题，并且从理论上加以概括总结，恐怕还要打一个较大的问号。根据一项对1985-2014年这三十年间舆论研究所做的定量统计，其中发表于中文核心期刊的论文占总数的21.75%，发表于CSSCI期刊的占7.4%，发表于其他更高层级期刊的占1.95%，其余则发表于普通期刊。[4]一般来说，发表于CSSCI期刊以及更高层级期刊上的论文往往学术性更强，而其他论文多以应用性和对策性为多。前面提到的那项实证研究通过对“关键词共现图谱”的呈现亦表明，在词频上位列前五位的分别是“舆论监督”“舆论引导”“舆论导向”“新闻舆论监督”和“网络舆论”，大多对应于中国特色的对策性研究。从这些侧面都可以管窥我国当代舆论学研究的价值取向和侧重点所在。

再次，由简单沿用以文史哲等传统人文学科为主的思辨方法到初步形成了一套定性分析与定量实证相结合的方法系统，但在方法运用的适配性和新方法应用方面还存在较大的改进空间。与其他学科的研究一样，舆论学研究也必须遵循一定的方法论原则和采用有效的研究方法。为回答“如何进行舆论学研究”这一重要问题，舆论学基础理论研究不仅要研究方法论原则(如求实原则、历史主义原则、整体性原则、科学与人文相结合原则等)及其相互关系，而且要检讨进行舆论研究的各种方法——文献研究、内容分析、话语分析、比较研究、个案研究、历史与逻辑分析、数据挖掘、社会网络分析、复杂网络分析、其他方法(如口述、实地考察、模拟实验等)，探索在舆论学研究方法论指导下有效进行舆论研究的各种具体方法的效率和效果。从整体上说，我国的舆论学研究在方法论的探讨方面也显得不够，研究方法的改进、方法的多元化以及方法论层次的提炼都有很大的努力空间。

从根本上说，舆论学理论体系并非人为的先验的设定，而是在长期的舆论研究实践基础上逐步进行抽象概括与科学总结的结果。从中外舆论研究的发展历程来看，在李普曼的《公众舆论》面世之前，来自不同领域的许多哲人和思想家都曾对舆论发表过见解，舆论研究实质上成为一个多学科交融的讨论场域；而《公众舆论》从政治、社会心理、新闻传播等诸多视角对舆论的阐释，可谓舆论研究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典范。中国当代舆论学研究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更需要多从学科交叉融合的视域出发，不断深化已有理论观点的探讨，加强新的理论议题的开掘，从整体上提高舆论研究的理论水平。

二、本体论深化：原理的科学性与概念的严谨性

舆论研究如果要称“学”，就需要有自己的本体论，即一套关于舆论和舆论运行的体系化了的知识系统。这套知识系统由一些反映一般规律的原理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基本范畴和核心概念所构成。基本范畴和核心概念为表述舆论以及舆论运行的话语厘定所指称对象的内涵和外延；而那些被总结出来的舆论学原理，则需要反映出舆论发生和运行过程中的某些普遍的、必然的、内在的关系，对舆论现象具有强大的解释力。

一个学科的知识系统，主要是呈现这门学科自身的知识结构，同时可以帮助想掌握这门学科知识的人形成一种与之相配匹的认知结构。如果构成一门学科知识结构的范畴和概念处于散乱、互不相联甚至互相冲突的状态，那么，接受者对它的认知就会发生困难，也就很难形成同化这种新知识的认知结构。塑造学习者能够同化一种新知识的认知结构，是一门学科易于为人接受并产生社会影响的根本途径。这项工作主要依赖于学科本体论，也即它的知识系统的逻辑严密和条理清晰。而要达到这样的结果，既需要一些经过检验且得到公认的基本原理做支撑，又需要一系列定义严谨、层次与结构关系清晰的基本范畴和核心概念相匹配。

多年来，我国舆论研究在原理运用方面主要是借鉴了西方的一些理论学说，包括：虚拟环境论、刻板印象论、议程设置论、沉默的螺旋理论、公共领域理论等。中国学者在理论建构方面取得的成果实在有限。这其中，刘建明教授可谓有意识进行理论建构的一个代表。例如，他提出舆论运行具有“波动律”，即：舆论在传播过程中会呈现出由中心向外扩展的波浪式状态；舆论波实质是“民心波”；波浪运动是一切事物发展运动的共性，对于舆论来说“由于种种不同的原因，舆论在各地出现的时间强度不一样，从整个空间上看，就具有波浪式的传播态势”；“舆论波包括意见波和行为波两种，表现为集合意识高涨的不同程度和方式”。[5]他对“舆论波”的内涵、实质、形态和结构都有所论述，重在说明舆论在空间流布和公众心理上的变化状态，因为这些观点建立在哲学和自然科学关于事物运动一般规律的基础之上，已经超出了一般现象概括的层次，因而具备了较为丰富的理论内涵。可惜的是，这一观念中某些颇具理论生长点的地方，如“舆论波”的内在结构等，并未得到充分的挖掘和展开。这一个案可以说是我国舆论学理论研究方面的一个缩影。诚如张涛甫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当代舆论学“能够回应当下新传播生态下的社会舆论形态演变的理论储备严重不足”，它“并不缺乏各种描述性的概念，缺的是实践规则与研究范式，这是舆论学研究理论困境的核心所在”。[6]近年来，部分学者尤其是年轻学者表现出可贵的理论自觉，他们结合中国情境试图从实际发生的舆论个案中抽象出一些带有规律性的解释范式，若这类研究有了相当量的积累，便可以期待未来在理论上质的突破。当然，从总体上来说，我国目前的舆论研究仍未摆脱在理论上过度依赖西方的局面，发展出自己有影响力的本土理论，可谓中国舆论研究者的首要使命。

舆论学本体论的另一个支撑点是其基本范畴和核心概念。关于范畴和概念，《中国大百科全书》这样解释：范畴是指“反映事物本质属性和普遍联系的基本概念，人类理性思维的逻辑形式。各门具体科学都有自己的范畴体系……任何范畴都是包含诸种要素的概念系统，范畴的本质表现在构成它的各个要素之间的关系结构中”；而概念则是指“人们对事物本质的认识，逻辑思维的最基本单元和形式……科学认识的主要成果就是形成和发展概念”。[7]从上述权威工具书的界定不难看出，尽管范畴与概念都是对事物本质的抽象概括，但范畴高于概念，因为它对客观现实的抽象程度以及对客观规律的映射程度都比概念来得更为深刻。范畴是一个学科在理论内涵与学术水平达到较高阶段的结果。哲学以及文艺学、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一批成熟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都分别有自己的一系列基本范畴。每个范畴又都是由一系列概念所组成，它们共同构成一个学科的理论体系。以此来衡量，当代舆论学很难说已经抽象出了专属于这个学科的某些基本范畴，但它无疑已形成了不少有一定特色的概念，如：舆论、新闻舆论、网络舆论、舆情、社会舆情、新媒体舆情；民意、民心、众意、公意；舆论引导、舆论导向、舆论监督、舆论批评；舆论场、官方舆论场、民间舆论场、舆论环境等。从较高的要求来说，不断厘清这些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相互之间的结构关系，是舆论学理论和知识体系得以深化发展的内在要求。

概念是否科学和严谨是任何一种科学理论首先需要面对的问题。潘忠党在评价陈力丹《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一书时，在高度评价陈著的基础上也“借题发挥”，对舆论与大众意见、作为舆论主体之公众与聚众和大众的区别做了仔细的区分，从而界定了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8]刘建明教授曾批评某些研究者对基本概念缺乏精细的揭示和区分，从而导致研究的非科学状态。[9]有研究者却有针对性地批评说：“如作为舆论学研究领域著述颇丰的刘建明的舆论学研究，其中的概念越来越多，但论证过程却不见深入……大多数新概念的提出，并没有严格的论证和有力的支撑，只有几句模糊的前提，什么具体的解释也没有，其中的科学性是很值得怀疑的”。[10]这说明，即使是舆论学界的领军人物，虽然他们自身就特别强调概念的重要性，但在这方面同样存在需要改进的地方。总体而言，我国的舆论研究在很大程度上的确存在着概念运用不严谨、不规范、不精细，甚至乱用、误用和滥用等问题。经过近十多年来的努力，这种状况虽已有所改善，但并不能说已经根本改观。

其次是范畴与概念能否进行分类分层并形成有机结构系统的问题。人类认识的发生和发展也可以说是一个形成概念和范畴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概念和范畴起着中介作用，使人的感知、经验和知识符号化与条理化，主体在思维中不断逼近客体，不同主体之间通过意义交流形成互动交往，人类社会由此得以延续和发展。概念的首要功能是指称，使得各种客观实在以及非实在物的思想观念具备符号替代体；其次是分析，可以用来揭示事物和现象的本质与逻辑关系：再次是分层分类，一组概念的结合使用，可以用来揭示事物与现象的层次性，反映它们之间的同一性和差异性，从而达到分层和分类的作用。一系列相关概念可以指向某一个范畴，范畴与概念的交互接合，便可以用来建构理论。范畴与概念分类分层所体现的逻辑关系，形成各门学科知识系统内在结构的差异，这正是学科不断发展与分化的基本依据。

从理论上讲，舆论学的知识系统和学科框架同样应该是由一系列存在着内在逻辑关系的范畴和概念来组成。以舆论主体为例，在舆论学的知识系统中应该存在这样一个范畴和概念的系统：舆论(共现概念有公意、众意、民意、舆情等)→舆论主体(共现概念有舆论本体、舆论工具、舆论生成、舆论运行、舆论效果等)→公众(共现概念有大众、群众、聚众等)→意见领袖(共现概念有社会精英、活跃分子、新闻工作者、微博大V等)→个体(共现概念有个人、社会成员等)。从这里可以看到五个层级的概念，每个层级的概念都担负着不同的功能。一级概念位于学科知识结构的顶点，一般每个学科只有一个或极少几个，它对下层的概念起统摄作用。二级概念往往是对大类事物或对象的关键属性的提炼概括，在概念系统中起承上启下作用。三级概念一般是类概念，能对某类事物或现象的共同特征进行抽象并精确化，使其与同级的其他概念相区别。四级概念具体体现其上一级概念的含义，它通常是一个独立的功能单位，能够准确反映研究对象的具体内涵。五级概念是一个学科或理论最基层也是最为具体的概念，它反映某一概念系统对事物认识所能达到的认知终端。

一个学科或某种理论应该存在若干个这样的具体概念系统，最后综合成一个总的知识体系。当这个大的知识体系成型乃至成熟了，也就可以说这个学科具备了自己的本体论。显然，舆论学离这个目标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三、认识论拓展：研究议题的多视域多向度延伸

舆论研究如果要能称“学”，还需要有自己的认识论，也就是它的知识系统对作为客观实在的舆论运行实践的解释模式。本体论与认识论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前者是舆论学理论构成的实体，后者是前者的具体运用。认识论是否形成集中反映在它是否已建构出一系列稳定而有价值的研究议题，并且在解决这些议题过程中逐步形成对舆论现实加以解释的知识模型。

在舆论研究的发展过程中，以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为代表的西方学界逐步形成了侧重于研究舆论对民主政治、总统选举、公共决策、公共安全、性别平等、反对种族歧视的影响等核心议题。这些议题中，有些是基于各国共性问题的，如民主政治、公共安全等；有些则是因国情而异的，如总统选举、种族歧视等。中国当代舆论学也形成了一些较为典型且相对稳定的议题，如舆论监督、舆论引导、大众传媒作为舆论工具、舆论的运行规律等。借鉴西方经验，结合中国国情，笔者认为舆论研究存在四大母题，即：舆论是什么、舆论因何发生与如何运行、舆论与国家治理、舆论与社会发展。其中第一个属于本体论范畴，其他三个都属于认识论范畴，这里只谈认识论方面的问题。

关于舆论因何发生与如何运行，需要考察的是舆论发生和运行的原因、过程与结果。核心问题包括：舆论发生的决定性变量是什么？是哪些变量影响了舆论演变的过程和走向？这些变量之间如何相互影响？舆论的发生和演变有什么样的规律性？关于舆论与国家治理的关系，主要关注的是权力掌控者如何认识舆论的地位与作用，以及如何利用舆论为国家统治与治理服务。核心问题包括：执政的合法性来源是什么？社会精英的思想与公众舆论在国家治理中谁更重要以及如何重要？在现代国家中，这些问题越来越聚焦于民主政治的建设。关于舆论与社会发展的关系，重点是关注舆论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如何发挥调节器的功能，使社会更加良性地运转，使公民的自由和利益能够得到更好的保障。显然，这些都是宏观层面的议题，这些议题的落实还有赖于它们向中观和微观层面做出多视域与多向度的延伸，从而建构出更多更具体的研究命题。

所谓多视域，是指舆论研究具有跨学科性，需要在多学科背景下审视与舆论相关的诸多问题。古今中外关于舆论的讨论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这些讨论普遍存在于哲学、政治、历史、文学、社会、心理、传播等诸领域，或只言片语，或鸿篇巨论，所论目的和重心虽各有不同，但这一现象本身就说明，舆论是一种与社会方方面面都相关的社会现象，是各个知识领域都要关注和讨论的对象。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者提出“舆论学”这个概念之前，这方面的研究并未以“学”相称，直至今日西方学者的舆论研究仍是对与舆论相关的诸多问题的专题性阐发，而并未从专门学科的角度来指称此类研究工作。正如有学者所总结的那样：“政治学通过考察公民在政治中的作用来把握舆论，从而把握一国政治的基本特征。心理学中的态度研究、认知理论以及相关的测定技术为我们理解个人的态度的形成起了重大作用。社会心理学研究个人态度形成过程中所受到的他人影响，以及集体态度和行为的形成过程。社会学的研究则侧重于社区中的社会结构，以及社会过程对舆论的影响以及舆论在其中的作用。现代统计学促进了以调查为主的现代舆论测量。传播理论的发展则促使我们更多地关注现代传媒与公众舆论和大众行为之间的关系。”[11]这说明，舆论研究本来就不属于某个单一的学科，而是一个广泛的研究领域。19世纪以前的舆论研究多是在论述其他问题时，将舆论作为一个要素或变量加以考察的，分析者们从多学科的视野对舆论进行了多角度、多侧面和多层次的研究。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舆论研究的集大成者李普曼在1922年出版了《公众舆论》这部名著。李普曼既是一位时政专栏作家，也是一位政治哲学家，还是一位熟谙新闻媒体运作规律的新闻人，他对舆论的创造性论述开创了舆论研究的崭新时代，这种从跨学科视域对舆论进行综合性立体化探索的做法，至今仍不失其典范意义。今后中国的舆论学研究，唯有结合本国的社会情境和具体研究对象，从多学科交叉融合的视域出发，充分利用各个不同学科的知识、方法和手段，多角度地探讨舆论的本质，舆论发生、发展的过程和规律，舆论的社会角色与功能，舆论运行的诸多影响因素及其相互作用关系，才能形成更为完备的知识论系统，从而对现实具有更强的理论解释力。

所谓多向度，一方面可以理解成多视角和多维度，从这个意义上说，多学科的视域也必然包含了多向度的意涵；但另一方面，这里更强调的是“向”，它是指对问题的分析框架不仅要重视知识的运用，还要重视讨论问题的内在逻辑的指向性。结合中国当代舆论学研究的现状，以下三个向度值得特别加以强调。

一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向度，它强调的是理论必须经受实践的检验，实践研究要有向理论提升的意识。例如，关于舆论因何发生与如何运行的问题，中西方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在卢梭、塔尔德、杜威、李普曼、哈贝马斯等理论观点的影响下，不少学者已形成这样的共识：公共讨论的存在与公众的形成是舆论发生的前提和决定性变量，只有大众、聚众在特定的时空情境中针对某一特定对象进行公共讨论并成为公众，舆论才有可能产生；影响舆论进程的变量有很多，但在诸多变量中，社会心理和媒体是最重要的两大因素。这些议题已经有了诸多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但在中国的特定语境中，公众是否真实存在？个人意识如何转化成群体意见并向公共讨论的方向发展的？研究者们从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和传播学角度对此进行深入细致研究的成果还不多见。再比如，有学者提出在中国存在“两个舆论场”，这两个舆论场是否真实存在？两个舆论场之间是否可以相互连通甚至相互转化？又如何连通与如何转化？这些都需要借助已有的理论进行研究假设，在中国的舆论实践中进行经验性的验证，同时用验证结果反过来修正已有观念，并逐步形成中国本土的舆论学理论。

二是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向度，它强调的是问题研究既要有历史主义的视野，更要立足于现实情境，在历史与现实的相互参照中寻找到传统的价值和现实的意义。例如，关于个体意见与群体意见、个体意见与整体行动之间的关系等问题，洛克、卢梭、托克维尔等都发表过自己的观点，从而形成了“多数人暴政”的理论假说。这种假说在西方的政治土壤中已经多次得到验证；那么，它是否也存在于中国的政治与社会生态？尤其是在新媒体时代，网络中是否也存在多数人暴政的现象？这种现象与传统现象有何区别？在移动互联的情境中，个体意见表达中的主动性与被动性、公开表达与非公开表达、整体立场的一致性与具体态度的差异性、事件认知过程的复杂性与结果的单一性等，都发生了怎样的改变？这些改变会如何影响舆论的进程和走向？这些问题既要从历史的纵向维度进行比较研究，又要从当下的横切面来展开细致的分析，在纵向与横向的反复勾连中弄清所研究问题的本质与价值。

三是西方与中国相结合的向度，它强调的是对西方理论和知识不应只是单向吸收或简单的检验，还应有思想层面的对话，扎根于中国土壤找到问题的答案。有研究者以“议程设置”“沉默的螺旋”和“政治效能感”三种理论为例，说明了中国学者与西方经典理论对话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比如，议程设置理论是基于西方开放竞争的多元环境而产生的，它与中国传统媒体语境中党和政府作为最大议程设置者的运行逻辑有着很大的差别，因此不能机械地套用或“检验”。然而，在社会化媒体时代，随着普通公民或利益团体利用自媒体平台提出舆论议题能力的提高，舆论的“议题来源”就跟原来有了明显的不同，这就为借鉴议程设置理论“审视中国当代公众注意力的竞争问题”提供了经验分析的条件。他认为：“理论对话的含义是借鉴西方产出理论的‘问题意识’及其研究逻辑，但却不先验地认为其理论必须‘拿来’，也就是说，问题与理论皆可‘自产’，但应与经典理论的提问背景、设问方式及研究路径等展开互动与对话”；这样就“一定可以在未来产生更多有价值、有意义的理论和概念创新”。[12]类似的议题还有：中国存在类似于西方的公共领域吗？中国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可能建构起自己的公民社会？中国的利益集团对舆论的控制和影响与西方的同异之处何在？这些问题只有在中西比较的分析框架中才能得到有效的处理。

多向度分析框架中的中观和微观议题的建构，必将大大拓展我国舆论学的认识论范畴，从而开辟出一条“广谱舆论学”的理论新路。

参照国外的舆论研究，应用性和实践性的确是这个研究领域与生俱来的个性特征。但西方关于舆论的本质及其与政治、社会的关系，出现了许多能够称之为理论的高层次学术成果。中国作为快速发展中的大国，又处于社会转型期，舆论出现的数量、频度及其影响都是空前的。在这样的情境中，加强舆论学的理论研究，无论从学科发展还是从社会实践的角度来说，都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此外，早期的舆论研究，主要是依靠推论的方式进行的，随着时代的发展，不只是应用性研究如舆情调查等，需要使用更加科学的手段和方法去实施，即便是一些基本的理论问题，也都需要通过更为科学的手段和方法去加以研究和检验。我们期待，在未来的10年到20年中，通过加强舆论学的理论研究，中国也会出现像李普曼《公众舆论》那样堪称经典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