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性的符号特征：孙悟空形象的时代话语

从万氏兄弟的《铁扇公主》《大闹天宫》，到周星驰的《大话西游》，再到如今的国漫电影《大圣归来》，以及许多不知名的翻拍，众多的西游电影，有些成为了一代经典，有些却逐渐被人淡忘。大相径庭的结果，来源于影视创作的立足点与侧重点的不同。孙悟空作为一个经典的文学形象，在转换为更为直观的影视形象后，必然不是无偏差地照搬。这种偏离所产生的新的视角或许能带动观众对人物进行重新解读。如何在观众默许的偏离范围内进行孙悟空形象的创新性重塑，形成与大众文化语境的有机契合，是时下文化影视产业需要关注的命题。在不同的西游电影中，我们可看到将现代性与民族性视角作为电影创作的切入点，是电影创新的有效途径。

一、现代性的角色重塑：孙悟空形象的人性演绎

关于现代性，人们从二十世纪初就有着不断地探讨。有学者曾将现代性定义为：“对现时，对现时之现实性的独特感觉”。中国现代性于五四之后逐渐成为主流趋势，其一个突出特征即为对人性的强调与认同。孙悟空在诞生之初即具有鲜明的主体性色彩，这为影视作品的角色重塑开辟了新的视角。鲁迅曾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直言：“又作者禀性，‘复善谐剧’，故虽述变幻恍惚之事，亦每杂解颐之言，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而玩世不恭之意寓焉”。这种解读揭示了原著《西游记》与现实的映射关系，也从侧面暗示了孙悟空形象重塑的可能。挖掘孙悟空身上的人性特质，并与观众较为敏感的情感要素搭建桥梁，从而使这只富有传奇色彩的猴子走下神坛，成为和每个个体一同前行的经历者。这种立足于观众心理的角色重塑，是现代影视作品创新的一个视点。

1995年上映的《大话西游》是周星驰无厘头风格的代表之作，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敢爱敢恨的至尊宝形象。电影穿插了至尊宝与紫霞仙子的爱情，并巧妙地设置了一个无法突破的矛盾循环。至尊宝为拯救紫霞仙子而戴上了赋予他神力的金箍，但却付出了摒弃情欲的代价。他为爱而出战，结果却是失去爱人，被迫踏上了护送唐僧的取经路。这种颠覆因果关系的情节设置，更强化了角色的无力感与悲剧色彩；而这种“笑中带泪”的表现效果，来源于电影创作者对现代人心理的敏锐体察。影片的最后一句台词：“你看那个人，好奇怪呦，像一条狗。”“那个人”既是扛着金箍棒，与暮色融为一体的至尊宝，也是时下被多重责任所压的现代人。至尊宝面对着爱情与取经的二元矛盾，现代人面对着物质与精神的人生断裂。每个人都有精神的“乌托邦”，并将其作为物质世界的努力方向，但往往却成为了现实生活的“被控制者”，精神世界的构筑更成为了一种奢求。影视作品在一定条件下需要满足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的内心诉求，而这就需要创作者能够敏锐地捕捉到观众的情感缺口。《大话西游》通过至尊宝与紫霞的爱情悲剧放大了现代人普遍的心灵创伤，同时亦对此做了一定的弥补。影片最后，夕阳武士与紫霞仙子的转世相拥，这一个镜头是对观众心灵的慰藉，并达到了令人持久回味的表现效果。

时下的国漫电影《大圣归来》则是捕捉大众心理的一次成功实践。影片亦是对孙悟空性格做了弱化处理，将其塑造成了一个寡言沉闷的沧桑大叔形象。而原来的唐僧则成为了天真无畏、对万物保有好奇心的小和尚江流儿。二者之间保护与被保护的关系没有发生变化，但江流儿却成为了孙悟空最终转变的关键因素。这一情节设置，正是孙悟空人性的重要体现。影片一个镜头是孩童在孙悟空身上攀爬嬉戏，这体现了此时的孙悟空已经走下了神坛，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同时，孙悟空头上的金箍变成了手上的铁链，亦是混合型人格中魔性的削减与限制。这种强化人性，削减魔性的人物设定，是电影创作者主动向观众靠拢的体现。《大圣归来》题目即表明这是一个讲述英雄寻找自我的故事。孙悟空从最初的被压在五行山下，法力尽失到最后的浴火重生，这样的叙事话语充溢着小人物的奋斗色彩。大圣也会迷失自我，大圣也需要他人的鼓励，这种话语的传达，迅速拉近了与观众的距离，使人们感到屏幕上的这只猴子分外亲切。因而，《大圣归来》对孙悟空形象现代性的挖掘，实现了与观众精神世界的接轨，成为了这几年国漫电影的经典之作。

二、民族性的符号特征：孙悟空形象的时代话语

孙悟空作为文学名著《西游记》中的核心人物，在现代电影中是一个具有鲜明民族色彩的文化符号。于国内市场而言，已经具有了先天的认同优势，它“总是能够询唤出观影主体的身份认同，并深刻契合不同时代观众的情感结构。”从而大大降低了电影自身的推广障碍；于国外市场而言，是推广民族传统文化的有力媒介，讲好孙悟空的故事，就是讲好“中国故事”。孙悟空身上所具备的民族性，使其具备了永恒的叙事逻辑，具有持久的翻拍价值。创新性地将孙悟空的民族性特质与时代热点相契合，不仅能与国内观众形成精神共振，更能打开国际市场，发出中国声音。

中国第一部动画长片《铁扇公主》吸收了大量民族化要素，如远景大山带有中国山水画的风格，孙悟空的服饰借鉴了短打武生的形象等。除去影片自身的艺术独立性，《铁扇公主》民族性的另一个重要体现为：艺术创作与政治意识形态的结合。影片在保留悟空三借芭蕉扇的基础情节以外，对最后战胜牛魔王的情节进行了创新性改动。当悟空失败而返，唐僧对三个徒儿说：“失败的原因是既不同心也不同力。”最终师徒四人联合村民共同将牛魔王制服。这种改动弱化了孙悟空的个人英雄主义色彩，而着重强调了集体在面对困难时的伟大力量。联系上世纪40年代上海的“孤岛”处境，我们很容易将这种情节处理与政治的鼓动宣传相挂钩。本片在最后上映时被伪政权的电检机关强行剪去了“人民大众起来争取最后胜利”这句话，也印证了这一看法。值得一提的是，在对唐僧师徒四人的塑造上，也可看出万氏兄弟拉拢群众一同抗日的用心。唐僧和沙僧有五个手指，以人的形象呈现；而孙悟空和猪八戒则有四个手指，以动物的形象呈现，具有卡通化的色彩。这种区别人和动物的塑造，暗喻了一切力量在对抗日本侵略者时都会发挥作用。同时唐僧也不再是原著中只等待着救援的弱者形象，而是通过自己的说教来鼓动村民；与之相对的则将沙僧塑造成了一个结巴的形象。这种将弱者变强，强者弱化的改动，亦是将能力平均化的一种体现，从而突出不论何人、不论能力地位如何，都将为抗战做出贡献的目的。而在塑造侵略者形象时，火焰山的人形火焰与日本武士面具的獠牙、胡须、尖下颌等特征相近，牛魔王在被制服后跪地求饶的情节颇有种阶级批斗的意味。同时，万氏兄弟在选择影片最初的模仿对象时，通过“亲美”来达到反日的目的。《铁扇公主》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充当了具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政治留声机”，具备鲜明的时代特征。但也并不能使人忽视影片自身的艺术价值，在当时甚至打破了迪士尼也是世界上第一部动画长片《白雪公主》独霸动画影坛的局面，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它所起到的巨大抗日宣传效果，是影片与观众良好互动的典范。

万氏兄弟的另一部扛鼎之作《大闹天宫》，民族性特征更为突出。首先在人物面部塑造上，借鉴了传统京剧中的脸谱，如：孙悟空的桃子脸、三瓣嘴，仙女的弯眉细眼，巨灵神的黑眼圈等；其次配乐采用戏曲的鼓点渲染打斗场景；在服装道具上，丹炉、金丝大环刀、瑶池、酒樽等，影片尽量在每一个细节上对原著进行还原。而仙女的青鸾彩凤舞，来源于唐舞与胡旋的结合。如此种种，已经奠定了《大闹天宫》在民族动画电影中的巅峰地位。这种成果的取得，很大程度得益于体制化内的资源集中。万氏导演、张光宇的造型设计、上译的经典配音、美影厂的精兵强将，众多力量的汇集，方打造了这部经典大片。因而，《大闹天宫》的制作过程已经显露出了具有鲜明时代性的民族色彩，这是西方国家所不具备的。这部电影孕育于上世纪60年代，其间塑造了具有强烈反抗色彩的主人公——孙悟空，亦传达出了一定的时代话语，即反抗阶级压迫与对新中国的歌颂。一个具体的体现是对李长庚请猴王原因的修改，原著中原因有二：一是龙宫借宝，二是自销死籍。但影片却未呈现第二个原因，很大程度与当时反对封建迷信，弘扬社会主义新文化有关。孙悟空作为影片弘扬的正义力量，是农民阶级领袖的映射；与之对立的玉皇大帝与天兵天将，则是享乐、剥削人民的资产阶级代表。孙悟空最终打碎凌霄宝殿的匾额，以自己的实力让天庭众人承认“齐天大圣”的名号，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新中国的崛起历程。这种政治背景的映射，与当时民众高涨的社会主义建设情感相契合，从而亦引发了上映热潮。

如今的国漫电影《大圣归来》是孙悟空民族性符号特征的一次拓展。影片借用了西方电影的“英雄回归”模式，在西方叙事话语下又不失民族内核。影片既对大量民族元素进行了直接运用：皮影、京剧、背景的水墨化设置等，让人直观地感受到浓浓的“中国味”，又对民族元素进行了一定的加工，突出表现是孙悟空的人设创新。相较原著，影片中的孙悟空在保留十八般武艺之余，少了猴子的蛮性，而多了一份耐力，变得少言却务实，这与当下弘扬的“工匠精神”有本质的契合，同时亦是国人民族基因的一种外显。这种人设的创新，为观众带来一种熟悉的“陌生感”，因大圣的言行与传统认知不同而感到陌生，但伴随着情节的推动发现其仍是具有鲜明民族特征的大圣，又有了一种熟悉感与亲切感。因而《大圣归来》是当下国漫电影的一次成功实践。

结语

在国产电影对孙悟空形象进行重塑的过程中，我们提出了现代性与民族性这两个创新视角。需要注意的是，这种立足于大众文化语境下的创新并不意味着一味地迎合市场需要，而忽略作品本身的艺术独立性。我们要实现的是既“叫座”更要“叫好”。很多影视创作者认为二者是“鱼”和“熊掌”的关系，不可兼得。而更多的导演和编剧则将“叫座”放在了首位，为了实现高票房，利用“粉丝效应”，采用流水线的商业运作模式，使影片的审美性大大降低，这必然不是我们影视创作的初衷。《西游记》在今日以及将来都是影视作品争相翻拍的经典IP，如何使孙悟空以更鲜活的形象呈现于大众面前，是影视创作者始终应该关注的命题。通过捕捉时代热点，体察大众心理，有效利用现代科技，来拓宽孙悟空身上的民族性与现代性内涵，进而塑造出具有时代感和大众审美价值的孙悟空形象，是现代影视作品文化创新的有效途径与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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