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学院”语境下科学家角色分化及社会影响

科学家这一职业化的社会角色，是伴随近代科学诞生而出现的，并于19世纪后期趋于成熟和稳固。在现代科学庞大的社会建制运作下，科学家以其智识优势和献身精神不仅在增长知识、传播科学等方面作出卓越贡献，而且以知识造福社会，极大促进了人类社会发展和文化积累。自20世纪中后期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社会化进程加速推进，科学家职业角色的演变出现新趋势和新特点，即学院科学家不断向产业与政府部门分化，形成了学院科学家、产业科学家和政府科学家等多元角色并存及相互转化的普遍态势，极大促进了产学研融合,提升了科技创新水平。科学家的角色分化使科学逻辑、市场逻辑和政治逻辑深度交织，也给科技治理带来诸多难题和挑战。但是长期以来，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践领域，人们基于传统的致思框架对科学家职业角色进行考察，往往难以准确分析不同类型科学家的社会功能，进而极易在科技发展和创新实践中走入误区。在此背景下，深入探讨后学院科学时代科学家角色分化趋势、动因及社会影响，有助于更好地应对新兴技术时代科技与社会互动中的种种矛盾和冲突，对于进一步推动我国科技创新体系建设、优化科技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1 科学家角色分化的历史演绎与理论探究

科学家作为科学技术发展主体，其职业角色经历了一个长期发展演变过程。从16世纪至18世纪，科学还主要是一种业余爱好，“科学家”专有名词也尚未出现，直至19世纪中后期，“科学家”一词才被提出并被社会普遍接受和使用[1]，科学开始作为独立的社会建制运行于社会中。这是传统意义上的科学家角色分化，即科学家作为专门的职业角色从其它领域中分离出来。自20世纪以来，尤其是“二战”后，科学职业化的规模迅速提升，极大地促进了科学发展，同时，也使科学家角色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他们在相对独立于社会的“象牙塔”里从事科学探究，而其研究成果可以通过应用转化为技术创新，使社会经济受益，这就是学院科学与社会间的社会契约所带来的线性模式[2]。

进入20世纪70年代，科学知识生产活动日益呈现出应用情境、跨学科合作、知识与社会影响交织互动的结构性特征，并不断趋向集体化、效用化、政治化、产业化和官僚化[3]。齐曼(John Ziman)将这种科学模式转换描述为一种“平淡的革命”，即由学院科学转向后学院科学。随着科技活动与社会互动程度的日益深化，越来越多的科学家进入产业部门和政府机构从事科学研究，进而形成了学院科学家、产业科学家和政府科学家等角色并存且相互转化的常态，刷新了学院科学家与社会场域疏离的传统形象。可以说，19世纪后期从社会其它职业领域分离出来的科学家又以一种新面貌和行为方式参与社会交往。可见，上述科学家角色的新分化发生在科学共同体内部，是伴随科学、技术、社会一体化进程出现的一种显著现象和发展趋势，也是科学共同体社会功能日益强大的现实表征。

科学家角色的分化既是后学院科学实践下的突出现象，同时，也是理论研究的重点问题，更是科学社会学、科技哲学和科技史等关注的前沿领域。自从本-戴维(Joseph Ben-David)[4]在《科学家在社会中的角色》中系统分析科学家社会角色的产生、发展、体制化原因及进程以来，对于科学家职业角色及其发展的探讨日益深化、不断拓展。有研究认为成熟的科学家角色应具有诸如知识渊博、目标坚定、主动精神等特性、素养[5]以及创造性特征[6]等；也有学者从科学家角色特点、品德和秉性等方面进一步揭示科学家角色的多重化特点。随着科学家角色在社会中日益稳固，人们越来越关注其社会功能的发挥。有研究者观察到，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中逐渐形成自觉服从共同目标而不丧失他们成就的个性[7]，其职业演变是在科学家、价值与社会等关系中展开与形成的，在此过程中传统的学院科学家生活方式发生重大变化(如向企业科学家转变)，而这种变化既与科学生产的组织形式及整个社会的经济增长方式相关，又与某学科发展契机相联系[8]。由于学术创业场域中知识逻辑与商业逻辑交织[9]，学院科学家向企业科学家角色的分化在带来经济价值的同时，也给科学事业带来一定负面影响[10]，进而引发关于产学结合中科学家角色和责任的探讨[11],而且科学与政治互动推进了科学家多元角色的演变并对其职业发展产生深刻影响[12]。此外，新兴科技争端中科学家角色选择等问题[13]也日益成为学界探讨的热门话题，更是科技治理中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这些卓有洞见的研究深刻揭示了科学家职业角色的动态演绎及其社会影响，为科学家角色分化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和学术资源，有助于理解学院科学与产业科学密切关联的复杂状态以及科学家职业角色发展的新趋势。但是，仔细考察不难发现，目前关于科学家角色分化的具体态势和角色样态研究尚未充分展开，尤其是对学院科学家转向政府科学家的角色分化缺乏充分关注。而从科技发展实际情况看，科学家角色分化不仅体现在产业领域的分化，而且包含政治场域的分化。由于科学研究活动主要在大学(或者学术研究机构)、企业研发实验室和政府科研机构内进行，因此科学家也从学院科学时代的单一角色分化形成学院科学家、产业科学家和政府科学家等多元角色。巴伯(Bernard Barber)[14]在其对科学社会功能的分析中指出，科学家主要在大专院校、工业研究集团和政府研究集团3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中履行自身角色和发挥功能，而上述3种科学研究类型被布莱德斯托克(M Bridgstock)[15]直接称为学院科学、产业科学和政府科学；齐曼[3]在《真科学》中将后学院知识生产机构划分为学院的、商业的和政府的，也大体刻画出科学研究类型以及科学家角色的多元样态，且不同角色类型的科学家在社会各领域均发挥重要作用，并出现角色流变、拓展及迭加趋势，即科学家在教育领域、咨参辅政、商业经济领域的角色拓展等[16]。可以说，科学家角色分化是科学技术社会一体化推进的结果，同时，其反过来强化了该过程并使科学活动中的利益关系日趋复杂。鉴于此，有必要思考以下问题：科学家角色分化的表现及动因是什么？学院科学家、产业科学家和政府科学家的社会表现如何？科学家角色分化为社会发展带来了何种优势、难题以及如何应对？对此有必要在现有研究基础上展开深入分析。

2 “后学院”语境下科学家角色分化表现及样态

从历史角度看，科学与工业的结合早在19世纪就悄然发生，科学与政府的“联姻”历史也非常悠久，但那时的科学工作高度分散且个体化，科学主要(尽管不是毫无例外)是拥有实验室的教授的独占物[17]，尚未实现专门化和职业化。1850年以皇家学会会员标准的修订为标志，科学家开始以专业化面貌出现，并逐渐在大学、科学院或国家博物馆等拥有专业职位[18]。在现代科学庞大的社会建制下，科学家拥有着不同于其它职业的独特精神气质和行为范式，其研究活动也具有较高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到了20世纪中后期，科学与社会场域的整体协调成为“后学院”知识生产活动的重要影响因素，它“虽然体现了科学‘研究’的观点，并且在内容上依赖于学术性科学，但是它是围绕把科学作为实现具体目标手段的工具观念，而不是按照科学是一个发现过程的观点来设计的”[19]。效用因素成为后学院科学的一个重要价值标准，并普遍与社会直接相关。例如从20世纪中后期开始，得益于大商业企业或少数主要执行军事研发的大公共机构中研究科学家和技术专家的推动，产业科学原型逐渐建立，他们的研发实验室也发展成为多学科矩阵和临时项目组的全球网络[3]，而且，“国家赞助(state patronage)也必然将政治带入科学，将科学带入政治中。这种赞助越慷慨，它所卷入的政治活动就越多”[3]。这种情况对科学家职业角色的分化和演变带来了深刻影响，突出表现就是学院科学家越来越普遍地与工业、政府相结合，形成了学院科学家、产业科学家和政府科学家等科学家角色“三足鼎立”、齐头并进的现实态势。

第一，学院科学家向产业科学家的角色分化。学院科学家在大学和其它学术机构主要从事基础研究，体现了“象牙塔”文化的超功利色彩。随着科技社会化进程加快，后学院科学的应用性、商业化等趋势特征不断地从外部对学院科学产生影响。越来越多的学院科学家通过承接横向课题研究为工业组织服务，将自己的研究成果直接转化成实际的市场效益。他们有些是兼职进行，有些则直接脱离学院科学而转变为产业科学家，还有些学院科学家则基于自己的研究基础创办新公司，直接从事成果转化活动，成为具有科学家气质的企业家或者具有企业家风范的科学家，扮演 “真理代言人”和“财富创造者”的双重角色。例如，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生物学家文特尔(J.C.Venter)是一名典型的学院科学家，他于1998年创建营利性公司塞雷拉基因组公司，开展与人类基因组计划相互竞争且具有商业目的的研究计划，由此转变为名副其实的产业科学家[9]。在我国市场经济大潮中，越来越多的科学家涌向高技术和实业开发行列，对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如我国清华大学教授施一公从科学家变身企业家，成为知识创造财富的典型[20]。

第二，学院科学家向政府科学家的角色分化。后学院科学时代，社会发展不断趋于精细化分工和高度专业化，政府决策涉及的专业问题也日益增多，越来越需要借用“外脑”制定科学决策。随着20世纪中期以来政策科学(Policy Sciences)[21]运动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学院科学家转向官方、半官方或者民间政策研究组织，“发挥专业优势提供咨政功能，进而因科研成就突出接手科研管理，甚至‘研而优则仕’地参政，直至担任国家行政要职”[16]，极大推动了科学与政治的结合。例如英国自20世纪60年代设立政府首席科学顾问职位以后，先后有多位科学家入职，就国家建设发展等议题展开研究并为政府提供科学服务，研究重点涵盖气候变化、知识产权、学术研究商业化、国际科技合作等领域[22]。在我国，自改革开放后学院科学家积极参与政府议题的现象日益普遍。例如20世纪80年代旨在追踪前沿高技术发展的“863计划”，就是在科学家建议基础上制定的，而且在历次国家“五年规划”制定过程中均有大批科学家参与课题研究、方案制定和报告撰写，为规划经济社会发展建言献策。

第三，不同科学家角色之间的相互转化和迭加。科学家角色并非一个静态存在，而是随着科技活动推进发生动态演绎和分化，不同类型科学家在科学实践中不断呈现出互补、沟通合作以及角色转换、迭加的发展态势。不仅学院科学家越来越多地与企业合作，政府科学家也开始为企业研发提供科学咨询，许多产业科学家也时常在大学、政府内兼职进行项目研究。尤其是随着政府科学与大学、研究所和工业机构科学工作的一体化 [23]，科学家身兼学院科学家、产业科学家和政府科学家等“三栖”角色的现象也越来越常见。正如齐曼分析的，“学院科学与社会总是有许多双向联系。它不能把自己从分享‘科学’名号的多种多样机构和事业中分离出去。事实上许多资深科学家在分隔的领域间往来是可行的”[3]。这在当前学术机构的研究格局上体现得较为明显，即“学术机构中有以学科为基础的研究所和以跨学科为特征的研究中心的并存，研究项目也有以学术兴趣为导向的纵向项目和以社会、产业问题为指向的横向项目”[24]。

第四，三类科学家的角色特点及社会表现。从不同科学家角色的职业特点和表现样态看，学院科学家(academic scientist)[25]主要是那些在大学等学术性机构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家，产业科学家(industrial scientists)[26]是那些受雇于企业实验室、研发部门的科学家，而政府科学家(government scientist)[27]一般是被政府科研机构雇佣、靠政府资助进行研究的科学家。不同角色科学家的科学研究类型和职业特点存在诸多差异，极大丰富了科学共同体的社会表现并发挥重要社会功能，如表1所示。具体为：①学院科学家，一般集教学与科研于一身，主要从事基础科学研究，为社会积累知识和传授知识作出贡献。他们通过发表论文争取优先权，这是获得科学共同体学术承认的重要条件。近年来在学术研究的应用导向和科研绩效的外在压力下，学院科学家也日益加大对创新项目的研究投入；②产业科学家，主要在效用原则和企业战略下从事科学研究，通过将研究成果申请专利以确立知识产权，提高企业效益和服务社会。除应用性质研究外，产业科学家非常注重具有长期战略价值的基础研究，这是因为很多企业为了解决生产过程中的问题或者开发出更先进的新产品而进行基础研究投入，以获得尖端科技前沿知识，进而极大提高了技术创新能力和水平；③政府科学家，主要进行政府决策咨询和公共产品研究。他们有的在政府决策咨询机构正式任职，有的通过社团活动、政府论坛和舆论参与等间接方式参与政府决策，其科学研究主要集中于公共产品领域，这些公共产品具有社会共有或共享属性，例如清洁空气、安全食品、天气预报等[15]，有时候还需要弥补市场失灵，在具有良好社会效益前景但耗资巨大、收效缓慢的基础科学技术等领域开展研究，还有一些诸如航天探测、南极考察等涉及国家利益的研究也需要政府科学家的卓越贡献。

表1 不同科学家角色特点及社会功能
Tab.1 Main role characteristics and social functions of different scientists

总之，基于科学家职业角色演变的总体趋势，后学院科学时代的科学家角色呈现出分化、转化、彼此交叉状态，并随着科技实践深入和科技政策调整呈现出动态性、流动性。需要注意的是，基础研究并不是学院科学家的专有活动，应用研究同样并非产业科学家的“独角戏”。也就是说，从当前的科技实践看，学院科学家主要进行基础研究，同时，在竞争和效率的压力下开展见效较快的应用研究并申请专利；企业科学家以应用驱动为主，但是在基础研究方面也堪称先锋；政府科学家主要依靠政府资助进行公共产品研发，随着政府财政压力增大，越来越多的政府科学向政府以外寻求财政支持，主要包括为工业提供咨询、竞争获得国家课题等[15]。而且，随着科学和技术二分界限的日渐消融，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科学与技术已经开始深度融合并产生科学技术复合体——技性科学(technoscience)[28]，这种发展态势使科学家的研究活动变得日趋复杂，同时，也为不同类型科学家之间的交流合作、开放式创新[29]、共同创造社会财富提供了条件和契机。

3 后学院科学时代科学家角色分化的主要动因

通过对科学家职业逻辑的历史考察可知，社会需求的外部动力和科学共同体的内在诉求是科学家角色分化的主要动因，正是这两种力量在社会中塑造了科学家的全新形象。

从社会需求的外部动力看，科学家的角色分化是社会效用和科技政策带来的一个必然结果。二战以后，各国深刻意识到科研成果转化率、科技创新能力对于一个国家国力提升的重大意义。在美国，科学共同体与政府、社会之间长期存有一种默许的社会契约，即联邦政府给予科学共同体科研资助，科学共同体在高度自主自治的情况下开展科学研究，且科研效益被认为能够自动产出[30]。随着科研诚信问题增多和科研产出率降低，公共财政对学院科学的资助力度也逐渐减弱，学院科学研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率日趋低迷，大学与企业间关系松散和学院科学成果转化率不高等症结问题日益凸显。为了促进科学更好地服务于社会，联邦政府将刺激大学、学术研究机构、企业与政府科研机构合作作为科技政策调整的重要内容，旨在克服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二元化弊端、促进科研成果快速高效转化以及政府决策科学化。正如齐曼[3]所言，科学政策是诱使科学新体制(new regime for science)转变的一个主要因素。

由此，在强有力的政策刺激和社会需求推动下，传统学院下的科学家角色迅速向多种角色分化，科学与工业、科学与政治之间的联结得到前所未有的强化。大学和学院中的科学活动、工业科学研究、政府机构中的科学研究活动等均得到了快速发展，尤其是在学术界与工业界的科学合作方面有了更多投入[31]。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科教兴国”战略目标下，不仅大学和各类学术研究机构的科学研究获得稳健发展，以振兴实业为目的的产业科学也日趋活跃，同时，政府也大力开展科学研究和科学咨询以应对公共领域的科学问题。“随着科技体制改革不断深入，科技治理结构与资源分配方式日趋完善，各类创新主体的创新能力大幅提升，形成了建设科技强国的中坚力量”[32]，大量科学家从学院科学家群体中分化出来，积极投身于更为广泛丰富的科学研究与实践，在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从科学共同体的内在诉求看，科学家角色分化是学科发展和科学家个人学术动机推动形成的一种客观趋势。科学研究活动需要经费支撑才能顺利开展，而学院科学家常常因公共财政缩减而面临“无米之炊”的窘境。于是，为了解决科学研究的经费问题，许多学院科学家通过开展横向课题研究为工业组织提供服务，承担起除教学、研究外的第三重任务(the third mission)[33]，有些科学家则直接脱离学院科学而转变为专职产业科学家，也有些科学家自己创办新公司、担任企业顾问、从事研发成果转化，有学者将此现象概括为“学术资本主义”(Academic Capitalism)[34]，可以说是对学院科学家向产业科学家角色分化的一种形象描述。另外，当学院、大学和研究所的研究经费不能满足日益增加的公共需求时，还需政府予以支持[35]，基于此，相当一部分科学家兼职或者全职从事政府科学研究或提供政策咨询，从而不断拓展学科发展格局。

如同其它职业一样，科学家职业的成就感和责任感是推进科学家角色拓展与分化的内在动力，也是科学可持续的价值基础。理性价值观在科学中具有重要意义，科学家将工作、事业中的智力满足置于首位，其次为所做工作的社会价值[14]，换而言之，对真理的热爱、对学术理想和人生价值的追求是激励科学家向外开拓、跨界发展的最持久的深层动力。从科学家责任看，在学院科学时代科学家主要承担为科学而科学的学术责任，随着后学院科学时代科技、经济和社会一体化趋势不断加快，科学家积极参与社会发展和公共事务的社会责任感日益增强，不断推动他们积极投身到为社会创造财富、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的社会实践。

4 科学家角色分化的社会影响：优势与挑战

后学院背景下的科学家角色分化是科技与社会一体化逻辑的合理展开，使得科学家在研究类型、动力机制和成果形式等方面呈现出多样化、复杂性等特征，在对社会产生积极影响的同时也带来诸多难题和挑战。

4.1 科学家角色分化带来的发展优势

第一，从整体来看，加速了科学与社会的融合，使科学更好地服务大众。相对而言，在传统的学院科学时代科学活动是“纯粹的”、非工具主义的，对社会的影响往往是间接的，而科学家角色分化改变了科学家超然于社会之外的传统形象，填合了科学世界与外部世界间的“壕沟”，使科学真正成为社会中的科学且与发展实践相结合，极大推动了科学活动与社会经济生活的深度交织和密切融合。身在科学建制中的科学家，在一切科学活动中都处于核心地位，除掌握和评价科学信息、生成新科学知识与传播科学知识外，还扮演发明者、预测者、阐释者、组织者和实践者等重要角色[36]。在每一个重大的科技攻关、疾病救治、生态危机、气候变化、智能挑战等问题上，不同角色科学家在各自的科学场域中都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二，突破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截然二分的线性模式，极大提升了科技创新效率和水平。许多新技术、新设备在大学、企业和政府的合作下迅速问世，越来越多的科研成果被转化为实际应用产品，进而转化为实质性的社会福利。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科技产业园建立为主要标志的大学-企业合作迅速推进。例如美国“三角科技园”(the Research Triangle Science Park)在加强学院科学和产业、社会合作方面堪称典范[37]；我国一系列国家大学科技园的设立在促进融通创新和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高等学校产学研结合、服务社会、培养创新创业人才提供了重要平台；欧盟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实施的“研究与创新框架计划”(The EU Framework Programme for Research and Innovation)先后推行“科学与社会”(Science and Society)、“社会中的科学”(Science in Society)、“为了社会的科学”(Science with and for Society)[38]等项目，将科学与社会融合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首要战略因素，有效提升了欧洲社会竞争力。

第三，促进了科学与政治互动，提升了科学服务公共事业的水平。政府科学广泛涉及经济社会发展、民生、安全等领域的理论研究和决策，并与产业科学、学院科学相互交织，与公众利益具有更直接、密切的联系。学院科学家向政府科学家的分化进一步提升了政府服务社会的能力，提升了决策科学化水平，同时，更好地促进了科学发展，“国家或政府资助与某一门类科学发展之间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例如核科学、航天技术、信息科学等”[39]。尤其是随着政府技术转移办公室和科技评价机构等组织的成立及发展，架起了科学与政治、公众间沟通的桥梁，极大地增进了公共福祉，使社会公众更多地受惠于科学研究。

4.2 科学家角色分化带来的挑战及应对

科学家角色分化使得学院科学家、产业科学家和政府科学家各自形成了遵循不同价值逻辑的亚科学共同体，“一个科学家很可能涉及两类交换系统：一类促使他与雇主、赞助人联系，另一类促使他与科学共同体联系”[6]。上述情况在给科学带来发展契机的同时，也引发了诸多社会关切。因此，当看到科学家角色分化带来的社会进步和优势时，也不能忽视随之而来的诸多难题，需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

第一，从科学共同体的整体角度看，迫切需要关注的问题是如何促进科学秩序与伦理秩序的内在统一、推动科学共同体健全发展。在后学院科学时代，科学研究活动日益趋向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公平竞争、效率产出等市场经济理念也极大激发了全体科学家投身社会改革发展实践的积极性。但是，不可忽视的是，在科学与社会深度互动的背景下，科学活动中的利益冲突和价值冲突也日益复杂，科学共同体有时不可避免地像商业企业一样运作，因此面临前所未有的道德挑战。在此情境下，为了促进科学共同体健康发展，在强调适度外部介入的同时，不应忽视学术共同体的自律、自查和自治，应构建一套自律自查自治的科研诚信办法，在实践中动态“落地”，并且行之有效[40]。尤为重要的是，“除加强社会责任感和自律意识外, 科学共同体也要设法抑制和消弭社会结构中的科学异化源泉”[41]，以高度的自觉和自律执着坚守科学精神、遵守科学规范，抵御不合理的利益导向和行政权力对科学秩序的干扰。尤其是科学共同体应有支持科学理想的义务和献身科学的信念，行使自己的权威或服从同行权威[42]。只有这样，科学共同体才能成为具有科学良心的团体，在感情上和道德上向科学臣服[42]。

第二，就学院科学家而言，突出的问题是如何在科学自治与社会型塑之间保持合理的张力。学院科学家是最接近传统科学家的原型，保留了更多传统科学的精神气质，他们主要通过基础研究扩展科学前沿知识，通过教学和培养学生为社会输送科学人才。在后学院科学模式下，默顿所描述的科学自我控制、自主运行状态发生了较大改变——大多数学院科学家在研究经费和绩效管理的双重压力下减少基础研究投入，转而投向短期问题研究的现象越来越普遍，继而从长远上弱化社会整体的创新能力。在此境遇下，更需要学院科学家对学院科学进行支持和关注，加强基础研究，同时，更需要树立将好奇心、创造力等智力品质置于科学首位的科学理念[43]，强调客观性、祛私利性等认识论美德对塑造科学家精神气质的关键意义，恪守科研诚信，坚持对科学真理的持续批判性探求。只有在科学自主与社会型塑之间保持合理张力，学院科学家才能不仅以科学主体身份增进知识和传播知识，而且以道德主体的自觉正确处理科学研究活动中的利益关系，以知识造福公众与承担社会责任。

第三，就产业科学家而言，特别引发关切的是如何在企业利益和社会福祉之间保持平衡以使创新更好地服务公众。产业科学遵循的末端创新机制能够更好地将科研成果直接转化成商业价值，还可以通过开拓研究领域反向激发学院科学的研究活力，同时为政府科学提供经济和技术支持。但是，随着产业科学实践的深入开展，产业科学是否值得信任的问题也提上日程[44]。由于对现金的竞争往往优先于作为科学驱动力的科学可信性[3]，科学家为雇主谋利而损害公共利益的现象时有发生，从而引发人们对产业科学的伦理反思。虽然产业科学家为企业谋利具有合法性，但当雇主利益与科学价值、公众利益冲突时，需要他们基于道德标准作出理性选择。因此，应该重视产业科学“负责任创新”模式的构建，通过预测(Anticipatory)、反思(Reflective)、协商(Deliberative)和反馈(Responsive)等原则对企业科技活动进行伦理规制[45]，将伦理考量纳入研究与创新全过程，为企业创新的可持续发展奠定软实力基础，实现企业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共赢[46]。

第四，就政府科学家而言，尤为需要思考的是如何构建科学与政治的有机边界以避免科学沦为政治的附庸。政府科学家进行与社会公众联系密切的科学活动和决策咨询，而随着科学不确定性、多元价值冲突等后常规特征逐渐凸显，科学的公众信任问题和可靠性问题日益引发社会关注[47]。例如有些科学家将个人利益置于公共利益之上，为利益集团的不当行为辩护，甚至以“知识+权力”双面形态左右科研资源的分配和使用等。皮尔克(Pielke)[48]指出，科学家在政府决策中应扮演诚实代理人角色，为决策者提供不带有价值偏好的科学知识和决策信息，以更好地服务社会为目的而出借自身的知识合法性。可以说，科学顾问受到尊重并不是因为他们的观点是正确或者被采纳，而是因为他们给予政治行动以合理性和合法性的论证[37]。由此，可以将诚实的代理人作为政府科学家角色选择和定位的参照，坚持科学的社会责任，促进科学与政治的良性互动，从而提高将科学纳入政策情境的能力，促进科学以最佳方式参与社会治理和服务公众。

第五，从科技治理角度看，面临的突出挑战是如何促进不同类型科学研究、不同科学家角色间协调发展、互动合作。由利益冲突引发深层次的角色冲突以及市场逻辑、政治逻辑向科学逻辑的僭越和渗透，这是引发诸多科技伦理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必须纳入政策意涵考虑中。由此，在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优化科技治理的过程中，应通过完善各种规章制度为构建良好的科学秩序提供制度保障，构建知识互补和智力互补的多元主体治理模式，“只授予专家在特定条件下的有限权力，在需要专业知识的事务上为公众代言”[49]，促进不同类型科学家的角色认同和角色定位，进而在科技实践中带来良好的角色同化效应。另外，在后学院语境下，科学场域与社会场域深度交叠，利益冲突和义务冲突相互交织，默顿规范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范型约束力，因此应基于默顿规范的理想图景重构科学伦理规范，建立学院科学、产业科学和政府科学的伦理规范体系，为不同角色科学家提供伦理价值规约和指引，这无疑是进一步推动科学与伦理、理性与价值融合的重要途径。

5 结语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科技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应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科技创新体系。可以说，正确认识科学家角色分化态势并积极促进不同科学类型和不同科学家角色的互动合作、协调发展，对于推进科技创新体系构建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正站在新一轮科技革命的风口，为了更好地把握这一战略机遇期，有必要对科学家角色分化进行持续的动态观测和伦理审视，进一步优化科技治理，促进科学活动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