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张艺谋电影中集体无意识心理的解读

荣格在对弗洛伊德无意识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新的心理学说——“集体无意识”主义。荣格指出，“集体无意识是人类的祖先在长期的进化中累积的经历，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基因，他们需要对一些事情做出具体的回应。这种变化在每个百年的时间跨度里所体现的都很微小，这是人类永远无法觉察到的精神层面。”这种情绪潜伏于人们的内心，经常以各种原型和象征的形式出现在人们的生命中。这一概念并非由个体经历或个体所得，而是与生俱来的，是一个保留在人类经验之中并不断重复的非个人意象的领域。从此观点来看，本文主要将从三方面来分析张艺谋电影中的集体无意识心理：一是导演对人物心理的刻画；二是导演作品中所表达的民族精神中的集体无意识；三是导演童年影响下所塑造的女性形象。

集体无意识影响下的人物心理

集体无意识的产生与表达往往体现在民族精神层面上，而所谓的“民族精神”，则是一种由时间的累积和沉淀而形成的一种文化观念。人的文化，是人类自己创造的，所以虽是不同的文明，但却有相同的来源，它既是对生活的赞美，也是对最初的精神渴望的一种赞美。以张艺谋拍摄的《英雄》为例，该影片中的人物就深受集体无意识的影响。《英雄》的故事内核主要围绕“剑客刺秦”而展开，背景设定在战火纷飞百姓流离失所的的战国时期，秦王为求六国统一，以战争的方式来换得天下统一，面对无休止的战争由无名率领的诸国武林人士想暗中杀死秦王嬴政来结束战争，但后来得知秦王一统天下的雄心抱负，于是选择为了天下和平而放弃刺杀。影片设定的故事背景注定男性将面对受挫心理，以及牢不可破的规章制度。首先，电影一开始，男主角“无名”讲述了自己孤儿的身份，以及发生在他身上一系列的悲惨事件。男主的人物设定使得他更能体会战争带给普通老百姓的痛苦，也为以后故事情节的发展做出铺垫，这是一种本质上的精神悲哀。 此外，影片出现的巍峨崇山、奔腾骏马、满天白雪和荒凉沙漠等，导演借用大量现象级的环境空镜头强调了影片故事的真实性。影片在处理和推动故事情节的过程中，导演主要围绕女性冲突来进行，即男性之间的斗争是依附于女性的，而男性则由于挫折而产生了复仇的情绪。三个杀手为了让无名靠近嬴政而自我献祭，但刺杀嬴政的主要动机则是由女人激发的，这在心理学中被称为“男性负性心理”，也就是一种潜移默化对女性的依赖感。最终，电影的结尾并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秦王与无名生死一战”，而是着重强调两个人内心的激烈挣扎，最终刺秦任务的失败，无名这种与开头意志相矛盾的行为体现为男性在挫折之后的创作力过程，主要反映了男性与女性之间的的斗争。

电影《英雄》讲述了一段充满哲学意味的故事。比如马车和车轮在电影中频繁出现，马车作为一种工具，象征着制度代表一种镇压，轮子则是托起制度的法则，这些象征物引出了限定故事的规则——制度。制度代表着国家核心的法则，电影里的嬴政作为一国之王，统治国家首要就是制定规章制度，所统辖的人民必须遵守这个法则，包括秦王。所以在电影的结尾，当无名与嬴政对峙时，按照设定的制度，必须要有其中一个人死亡才能维持制度运行，结局是无名为了天下和平放弃了刺杀，而秦王为了国家安定则必须杀了无名。造成这样结局的因素不外乎两个不同立场的人受到从小所处环境的集体无意识影响，无名是因为孤儿的身份从小经历了太多悲惨，他深深明白天下的太平有多重要，这也是他一生为之追求和渴望的；而嬴政身为一国之统帅，从出生起就担负着整个国家安危的重担并且他有自己一统七国的雄心壮志，所以当两个人处于对立的角度，但却有着相同的目标时，只有一方的牺牲才能换来和平，这也展现了“和”真正的意义。

民族文化观中的寻根情节

在张艺谋大多数的电影中，集体无意识的表达往往体现在民族精神层面上。“寻根”，就是要找到一个民族的文化发源之地，把它作为一个积极的灵魂内核加以发展，从而引导民族文明前进。影视作品在文化心理的传递上具有天然的优越性，而“寻根情结”在张艺谋的影片中显得特别突出。他通过自己的作品来表现对文化“寻根”的思考，既是一种集体无意识，也是一种个体的主观抉择。“寻根”的“根”，是由几千年来的文化沉淀而成的地方、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它反映了“根”的情感，因而更易于引发受众的共鸣。因此，张艺谋的“寻根”在他的创作中更显独树一帜。张艺谋影片中所体现的民族精神和“谋女郎”的美学趣味，都体现了这样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文化心理。

根据莫言“寻根文学”的《红高粱家族》而改编创作的《红高粱》也被张艺谋赋予了深厚“民族精神”。九儿和余占鳌充满了浪漫的反抗和独立的进取之风，体现了中国人的民族魂。电影通过颠轿、野合、烧酒作坊和祭祀歌谣等一系列民间文化，通过工艺处理，充分反映了人们对生活的崇拜。影片结尾那股顽强拼搏的热情，也是激励民族精神的一股动力。《红高粱》以其独特的传说，表现出作者对民族精神的深刻认知和反省，对生命价值的追求，使得这部小说的内涵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张艺谋拍摄的作品，在赞美传统的民族文化和集体无意识心理的美学思想之外，更多地体现出对封建文化和“吃人”的伦理道德的批判和反省，希望通过观众的行为观念来揭露其中消极的民族文化。对这种封建文化的披露和讽刺也体现在《大红灯笼高高挂》之中，“老爷”陈佐千是陈宅的主人，他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来设定一套游戏的规矩，比如点灯、关灯、加菜。在男权至上的封建主义思想的支持下，他可以随心所欲的纳妾，大宅子里的女人是一条狗、一头猪、一只老鼠，但就不是人。在封建主义“三从四德”的压迫下，女性变得弱小，无法控制自己的人生。张艺谋将眼光转向了深厚的历史底蕴与地域传统，从哲学的角度思考中国传统人性的形成。在他的眼中，那些心灵腐朽、意志软弱、思想盲从、安于现状的文化奴隶，就是被传统文明侵蚀的根源，需要立刻铲除，张艺谋在“寻根”的过程中，用他最张狂的方法来表达自己的民族精神，同时，用最赤裸裸的形式来抨击落后文明中的精神奴隶，以此来诠释其生命的哲理。他的作品里或改编或编造的民间传说，让这部影片富有乡土气息和民间魅力，在西方观众的心目中，是一幅必不可少的东方景观。

张艺谋影片中所包含的“文化”由“大俗化”向“大雅化”的过渡，由“批评”转向“赞扬”。这主要是因为他在写作道路上对中国的传统和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和心态的改变。张艺谋二十余年的影视作品中，他曾多次拍摄各种类型的影片，但无一例外地都注重其所具有的深厚文化底蕴。作为第五代导演中杰出导演之一，他在影片的创作上，坚持以历史为视角，深入挖掘观众的心理，创造出与社会主流思想相呼应的影片。张艺谋的影片经过了一种既有文化又有内涵的延伸与发展，其早期影片的故事题材较为深入的体现了国家的正义与人生的意味。随着他的导演事业的发展，他的作品内容逐渐转向更细微、更底层的角色和情节，从一个很大的领域逐渐走向普通的转变，他的影片也开始对中国人性的本质进行更深的研究。在他的电影中，我们能够深切地体会中国的人文精神，以及对国家、社会和人物的反思。张艺谋说，他的作品是中国人自己观看的，他的影片充满了中国人的传统和民族的意愿，而他所表达的责任感和观念则会对观众产生强烈的冲击，而这一切，都源于张艺谋影片对人性本性的挖掘与展现。

童年经历影响下的女性角色塑造

马斯洛指出，个人人格的产生是由于童年缺乏性需求而产生的，这些需求包含了依赖和爱、安全感和归属感。这种需求是否得到了充分的满足，都会对人格的构建造成很大的冲击。说起张艺谋的影片，就不能不提及“谋女郎”。巩俐是《红高粱》、《秋菊打官司》和《活着》等早期的影视作品中唯一的女主角，她既是冲突的导火索，又是故事发展的重要推动点。电影虽刻画了不同时代的女性形象，但她们都有着相同的特征：强大的反叛和自我觉悟，她们勇于突破常规制度的桎梏，在男性主导的世界里为了追随自己的情感而奋勇抵抗。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先锋化”的女性人物最后都无法摆脱宿命的束缚，在追求解放的过程中沦为了历史的受害者。

巩俐在电影《红高粱》中扮演“九儿”，她是一个敢于为爱情而牺牲自己的新世纪女性，面对被父亲以一只小毛驴为聘，贩卖给患有精神疾病的酒馆老板后并没有自暴自弃，而是在婚礼上对表现男性豪迈的余占鳌用身体动作向其进行了暗示，二人在高粱地完成“野合”。之后丈夫死亡、继承酒坊、酿造“十八里红”，无一不展现出九儿的传奇人生。然后这个传说中的女人最后被日本人枪杀了，到处都是爆炸声和鲜血，所有人都在为九儿的死而哀悼。她英勇无畏，把人生的悲伤和无畏，都变成了一声长叹，让电影在赞美生活的自由和活力的同时，又向所有人发出了一声呐喊。人生的梦想，最终还是抵不过残酷的事实，脆弱得像是一条生命，在这个笑话面前是如此的渺茫，所以，即使是九儿这种渴望着生活的女人，到了最后也只能认命，服从于命运的安排。

张艺谋在《秋菊打官司》中将这种命运的冲突与玩笑描绘的更加淋漓尽致。秋菊是万庆来的妻子，在得知村长踹伤丈夫要害后，她去村长那里“讨说法”，却被村长一口回绝，她决定独身去城里投诉。但现实是，秋菊在一套以男人为基础的社会系统中不断地遭遇挫折。秋菊的坚持被男性统治的世界所环绕，变成了一个令人伤心的固执与蛮横的窘境。她作为一个肩负着传宗接代任务的女人，为丈夫可能会失去生育能力而四处奔波，体现出更多的是她认同自己的人生，服从于男性权利的社会，而不是对抗。事件的源头就是在男权的世界里，强迫女人接受封建观念，女性的价值就是传宗接代。秋菊之所以能在家里当家作主，就是因为她怀孕了。在电影的最后，秋菊成功生下儿子，自愿向镇上提出解除控诉。由于秋菊被自己的儿子给予了生命的价值进而抛弃了与男性对抗的天地，这样的结局，并不是因为秋菊的坚持，而是儿子的出生使秋菊的处境发生了逆转。最后，秋菊还是得依靠儿子，才能在男人的统治下生存下来，这本身就是一种悲剧。

而在《活着》中，家珍更像是一种对命运的屈服。不同于前面两个电影里女人对生命的渴望和对自由的追求。在面对丈夫福贵整夜不归家的赌博、输光财产的穷困潦倒、福贵被捉去做苦力这些接踵而至的悲惨生活，家珍不清楚福贵在哪里，也不清楚自己将来的生活，只靠她母亲的本性和求生的本能抚养两个孩子，直到福贵突然回来，她伏在福贵的肩膀上，放声大哭。既是面对福贵出现的惊喜，也是对生活的憋屈，在这一刻彻底释放出来。对福贵说到自己的亲生女儿因为生病而失去了听力，她只是接受和震惊，却没有责怪福贵这个当爹的不称职。在家珍亲眼看到自己的孩子在自己眼前死去，她痛哭流涕之后平静地面对这个事实，还在扫墓的时候抱怨福贵的啰嗦。像许多中国的女性一样，面对人生的磨难，她只是默默地承受，卑微的活着，最后在漫长的岁月里逐渐消亡。在漫长的时间里，她们对自生命运的疑惑，早已烟消云散。

从九儿的反抗到秋菊的放弃再到家珍的接受，张艺谋影片中的女性形象逐渐从典型化走向了真实化，表明他对于中国传统女性生存状态的关注也不断趋于深刻与成熟。造成张艺谋电影中女性形象的塑造和变化，主要来源于两方面：一方面是童年时期母亲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成年之后在社会上的经历所导致心态和价值的改变。张艺谋的母亲是一位医生，在张艺谋的童年记忆里母亲既要忙碌的工作还要照看家人，由此可以设想，张艺谋儿时与母亲的亲子互动较少，这种对于自己的母爱渴望的缺失性体验，会延续到他成年之后，这种对母亲的依恋情绪，通过银幕上女性形象的塑造，完成对母爱眷恋的补偿。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张艺谋的影片中的女性角色从最初的反抗，到逐渐的放弃，到最后的接受，也同时表现出张艺谋对女性生存状态的认知发生了转变。张艺谋作为历经了“文化大革命”和“命运的煎熬”后的青年，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黑暗和妇女的悲惨遭遇一定有着深刻的体会。换位思考，张艺谋对女人在漫长的岁月里的漂泊和无奈充满了怜悯。所以张艺谋创作了一个充满反抗精神的“九儿”，她用九儿的生活态度来突破中国传统的三从四德的桎梏，让她的生活变得更加自由。

张艺谋从一种对生活的渴望，到一种“活着就好”的“宿命”，他以一种悲剧的方式展现了女性人生被否认的悲剧美感，并逐步实现内心对女性命运的认知过程，而张艺谋对女性命运的同情与了解，也终于成就一种理性的观念。妇女的意象越来越多地转化成一种象征符号，表现出了更为深沉的艺术美学。现代心理学认为，尽管我们不能事无巨细地回想起自己所经历过的一切，但是儿童时代的经历却可以从一个人身上找到一些蛛丝马迹。一个人从童年就受到了父母和家庭的熏陶，再加上周围的环境的影响，就会对主体进行潜移默化的无意识影响，当一个人受到了一定的刺激之后，他就会产生一系列的情感体验，这种体验会影响到他的成长，乃至成年之后一直伴随其自身。

结语

  张艺谋的影片强烈受到艺术心理学集体无意识的深刻影响，他通过镜头语言展现了民族文化观念的丰富性，对民族精神的“寻根”思考，对各个时期的妇女的形象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在这部影片里，我们可以看到中华民族精神、民族特征和民族意识，表现出他在对角色心理描写上的深刻理解。在他的影片里，人们看到的并不只是崇高的民族大义，还有他们内心深处的最根本的民族精神。透过呈现出的各类角色心理内涵，使观者能够更好地理解作品所包含的文化、艺术与心理学。以最张扬的方式标榜民族文化中振奋人心的灵魂，以最赤裸裸的形式来抨击落后的文明对人民的精神的束缚，以此来诠释自己的生活理念。

文章来源：  《声屏世界》   https://www.zzqklm.com/w/xf/2448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