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第二十条》中的存在主义哲学探析

存在主义是一种20世纪广泛影响哲学、文学和艺术的思想运动。它关注个体存在的意义、自由意志、选择及其后果，强调个体在无意义和荒诞的世界中寻找自我和意义的过程。存在主义作为一种关注个体存在、自由、选择和责任的哲学流派，对电影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电影艺术则可以通过角色、情节、叙事结构和视觉元素来表现存在主义的核心概念。

2024年张艺谋导演的贺岁档电影《第二十条》以刑法“第二十条”命名，以对正当防卫的探讨为主线，体现了对于法理与情理之间界限的思索。影片通过叙述张贵生坚持上访却遭遇车祸身亡、韩明之子韩雨辰见义勇为却被立案、王勇强被逼无奈杀人面临牢狱之灾这三个与正当防卫相关的故事，反映出观众对于法律制度的朴素追求，唤起观众的情感共鸣。影片对现实高度关注，蕴含着诸多哲理，其中也包括关于个人与社会、法律与人性的存在主义哲理之思。

“此在”通过与“共在”相互作用体现其价值

在马丁·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中，“此在”与“共在”是紧密相连的两个概念。“此在”指的是人类独特的存在方式，即人类如何存在于这个世界。此在的基本特性是“在世界中存在”，这意味着人类的存在总是嵌入在具体的环境、关系和情境中，通过与世界的互动来定义和实现自己的存在。而在与世界互动的过程中就会产生“共在”，也就是在日常的生活交往中，个人与他人之间的相处。“共在”是马丁·海德格尔在其存在主义哲学中提出的用来描述人类存在的社会性和互联性的概念。海德格尔认为，人类总是与他人共在于世界之中，与他人的存在交织在一起，人们的生活、行动和选择总是受到他人存在的影响，同时也影响着他人。通过与他人互动，自我和世界观得以形成和发展，这种相互依赖和联系构成了人类存在的基础。在影片《第二十条》中，便体现了这二者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

克尔凯郭尔提出“孤独个体”的概念，强调人必须在孤独中体验和认识自我，才能更清晰地理解自己与他人的区别和联系。孤独使个体更清晰地看到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和角色，从而在与他人的互动中更加自觉和真实。“共在”并不排斥孤独，相反，通过孤独个体可以更深刻地理解和反思与他人的关系，不仅实现自我觉醒和自由选择，还能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找到平衡。影片中，吕玲玲对于王勇强一家的遭遇有着深深的同情，这种同情表现在她不顾刘文经的家人三番五次闹事，不顾领导施加的压力，坚持找到王勇强口中的凶器来为其辩护。在同事眼中，她是个又轴又犟的怪人，也正是她的执念，使得她成为了影片中孤独的“此在”。而她强硬的态度下，是她极其柔软的内心。为了更好地与郝秀萍母女交流，她学习了手语；郝秀萍母女被村霸等人围堵时，她第一时间站出来挡在前面；为了挽救一个痛苦的家庭，她顶住压力不屈服于司法惯例。而吕玲玲在工作中特立独行的“此在”，却恰恰是社会中底层人物朴素情感的共鸣。最终，在与韩明共同工作的“共在”过程中，她的执拗打动了韩明。

人们的自我认知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与他人的关系，即在“共在”中来实现的。韩明在处理张贵生案件时更多地倾向于领导所提出的意见，而忽略了自己内心真实的意见。但最后，在张贵生车祸身亡、郝秀萍在天台纵身一跃、吕玲玲对他提出“法不能向不法让步”这几件事情的共同影响下，韩明重新找回了曾经的初心。保罗·萨特提出“存在先于本质”的观点，这意味着人类首先是存在的，然后通过自己的选择和行动来定义自己的本质。换言之，即人类没有预先设定的目的或本质，必须在存在的过程中不断创造自己。学生时代的韩明是一个坚持正义的理想主义者，吕玲玲遭到猥亵，韩明挺身而出教训了犯罪人员，但他也因此受到了学校的处分，毕业后被分配到了县检察院，扎根在了小县城。二十多年过去了，韩明早已被现实磨平了棱角，没有了当年的锐气。扛起家庭重担的他，办案时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在处理张贵生的见义勇为案时他变为冰冷的唯结果论者，按照案子的构成要件判断其性质，他甚至逐帧拆解案件发生时张贵生的每一个动作细节，按时间顺序将其定义为见义勇为、互殴、故意伤害三个阶段，以此给张贵生的案子定性。此时韩明虽严格执行法律条款，但却早已经忘当初的理想信念。真实的“此在”被现实磨平了棱角，没有了当年的锐气。韩明的“此在”在最终的案件审判中找到了最初的信仰基础，融入了吕玲玲的坚持、普通老百姓的愿望等共同组成的“共在”，唤醒了他内心的正义。“此在”与“共在”在此刻形成了巨大的张力，也正是在这样的张力之下，“共在”的最终实现显得意义非凡。“此在”与“共在”相互作用，强调了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这些关系既是挑战，也是个体成长和发展的机会。

“此在”存在于“本真”与“非本真”两种状态下

“本真”指的是个体真实地面对自身存在的根本问题，而不被外部社会规范和他人期待所左右。海德格尔认为，“本真”是一种内在的真实状态，个体通过对自身存在的深刻反思和主动选择，来实现这一状态。实现“本真”状态意味着个体承认并接受自己在世界中的独特性、有限性和不可避免的死亡，进而在自由选择中体现自己的真实存在。“本真”与个体的自由密切相关，在“本真”的状态下，个体通过自由选择来塑造自己的生活和命运，而不是被动接受外界的影响和规定。海德格尔认为，只有当个体认清了自己的自由和责任，并在此基础上做出自主选择时，才能达到“本真”状态。这种自由不是任意的行动，而是深思熟虑后的自主决定，反映了个体对自己存在的深刻理解和自我承担。通过这种自由选择，个体得以实现自我，并在生活中体现出真正的独立性和主动性。

“非本真”指的是个体未能真实地面对自己的存在，“非本真”状态下，个体失去了对自身存在的自主把握，陷入了机械化和被动的生活方式。人在社会中存在，总是受到文化传统、道德规范、社会舆论、法律规定的牵制，特别是受到既成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的制约。在这种状态中，个体依赖于外部的认同和指引，缺乏对自身存在的深刻反思和独立选择。“非本真”生活的特征是对自我存在的逃避，个体不愿意面对存在的根本问题，如自由、责任和死亡。“非本真”状态与他人的影响密不可分。海德格尔指出，在“非本真”的生活中，个体往往被“他们”所支配，这里的“他们”指的是社会的普遍规范和他人的期望。个体在这种状态下失去了自我，在日常生活的庸常和琐碎中迷失了存在的真正意义。“非本真”状态下的个体倾向于顺应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忽视了自身独特的存在和内心的真实需求。结果，个体的生活变得平庸和无意义，失去了真实的自我认同。

韩明的儿子韩雨辰，见义勇为打伤了校领导的儿子，哪怕被立案也据不道歉，因为他认为自己做了正义的事情。父母为了不影响他的前途，劝说韩雨辰道歉，但他一直坚持自身，这是不被社会规劝、不被他人左右的自由选择，是他在“本真”状态下所作出的反应。但后来他意识到因为自己的坚持，父母也被卷入到这场纠纷中来，同学之间的打斗变成了父母之间的争吵，甚至母亲愤怒间推伤了校领导而被立案。他终于迷茫了，“本真”开始向着“非本真”动摇，对着父亲发出了“如果下次再看到校园暴力,我还管不管”的疑问。

在吕玲玲对韩明失望的质问中，可以了解到学生时代的韩明也曾坚守正义。大学时代耿直而富有理想主义精神的韩明，人到中年后，把从县检察院调到市检察院工作、儿子上市重点读书学习列为人生的首要目标。生活的重担磨平了他的性子，以至于正义者身上的光环逐渐褪去。面对领导，他展现出了被社会规则所规训后的圆滑，在处理张贵生、王永强的案件时，他选择自我逃避，只遵循惯常的处理方式对此类案件进行了结。同时，韩明面对张贵生的多次上访，明明也对其深感同情，但是却违背内心对其予以镇压。特别是儿子作为见义勇为者却反遭张主任诬陷，他在妻子催促下违心逼迫儿子道歉。但在最后，面对儿子的疑问，他开始深刻思考。最终在法庭上找回了真正的自己，也就是“本真”实现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韩明的心态历程是不断变化的，在不断地形成自身的自我意识，“本真”与“非本真”也在他的思考过程中渐渐达成平衡，促成了他在法庭上发自肺腑的演讲，终于达成了不违法理也不违人情的结局。

从最开始的坚持正义的理想主义者到被生活和各方面压力磨平变成冰冷的唯结果论者，到最后重新被唤醒当初的内心，找回当年的信念根基。在这一过程中，韩明的个人价值观以及受价值观所支配的行动也开始发生了一系列的转变，他的“非本真”状态帮助他找到他内心的“本真”。所以，“此在”是于“本真”和“非本真”两种存在方式下的存在，具有一定的现实性基础。正是在这种“本真”与“非本真”状态的相互转化中，影片才显示出此在“真实”的存在，因而在探讨“本真”与“非本真”这一命题时显得意味深长。

个体自由选择所面临的焦虑

萨特在他的著作《存在于虚无》中阐述了“自由”与“焦虑”之间的密切联系，他认为自由是人类存在的基本条件，但这种自由并非无条件的解放，而是一种伴随着沉重责任和深刻焦虑的状态。在电影《第二十条》中，自由主要体现在人物面对法律、道德和社会压力时所做的选择。每个角色都拥有采取行动的自由，这种自由带来了无数的可能性。韩雨辰被诬陷时，可以选择拒不道歉，带来的后果是被立案，前途面临影响；也可以选择忍气吞声给霸凌者道歉，但这样做又无法正视自己的本真。在郝秀萍面对村霸团伙的威胁时，可以选择逆来顺受签下名字为坏人脱罪；也可以坚决不顺从，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都无法保障。当韩明面临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之间的抉择时，他可以选择公事公办，避免自己的工作受到影响；也可以选择在法庭据理力争，即使这意味着他在工作中不够理性。这种选择的自由揭示了人类行为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自由之所以让人感到焦虑，是因为它意味着个体必须为自己的每一个选择承担责任，而这种责任是没有外部权威可以分担的。

在《第二十条》中，角色们的焦虑源于他们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将直接影响到自身和其他人的命运。这种认知加重了他们在做决策时的心理负担，因为他们知道每一个选择都可能带来不可预测的结果。尽管焦虑是自由的自然产物，但通过积极的行动和选择，个体能够超越这种焦虑，实现自我价值。影片中，韩明、吕玲玲、张贵生等人通过勇敢地面对自己的恐惧和不安，采取行动来维护自己心中正义，不仅展示了个人的勇气，也体现了对自由的真正理解和拥抱。他们的行动不仅仅是对法律的挑战，更是对个人信念的坚守，证明了即使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人依然能够通过自己的选择找到意义和方向。电影中的角色在追求正义和保护无辜的过程中，不得不面对内心的焦虑。在面对法律的模糊地带时，他们必须依靠自己的判断力来决定何为正确的行为。这种内心挣扎体现了自由的代价——在享受选择权利的同时，必须承受随之而来的责任和潜在的后果。当然，自由选择并不是盲目的，人是存在于社会中的人，无法脱离现实社会而孤立存在，有时人们的自由选择会因为社会的环境、他人的行为、现实的境遇而受到影响。比如韩明的妻子李茂娟明知要遵守法律不能动手打人，但是在愤怒之下还是打伤了张主任，她也因此被拘留，承担了自己冲动之下的选择所带来的后果。

通过焦虑，个体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是没有预先设定的本质或目的的，必须通过自己的选择和行动来定义和实现自我。焦虑使个体在看清了自身在世界中的孤独和独特性，强调了个体存在的根本自由和责任。这种焦虑不仅是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反应，也是对自我价值和道德准则的深度反思。尽管焦虑带来了不安和困扰，但这种情感也是“此在”通向“本真”的重要途径。在焦虑中，个体被迫面对自身存在的根本问题，打破日常生活中的机械化和被动状态，从而追求真实和本真的存在。焦虑使“此在”意识到自己的有限性和终极命运，激发他们在自由选择中实现自我，创造有意义的生活。因此，焦虑不仅揭示了“此在”的存在本质，还引导个体走向自我觉醒和本真存在。通过正视和接受焦虑，个体可以摆脱非本真的生活状态，主动地塑造自己的存在，实现真正的自由和意义。

结语

  《第二十条》是一部高度关注社会现实的影片，它通过生动的故事情节和丰富的人物刻画，配合带有喜剧色彩的故事叙述，展现出个体在现代社会中面临的复杂心理状态。影片中展现出对于法律的思索，呈现出小人物的生存现状，引发观众对于存在主义的思考，通过体现“此在”与“共在”，探讨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个体如何在社会互动中实现自我价值。同时，电影中人物的“本真”与“非本真”状态转换，揭示了个体在不同生活阶段对自由和责任的理解与追求。影片还深入剖析了主体在“自由选择”中面临的焦虑，以及如何通过行动超越焦虑，实现自我价值和正义。整体而言，《第二十条》不仅是一部优秀的艺术作品，也可以对存在主义哲学思想进行的深刻诠释，它启发观者在面对生活的不确定性和挑战时，勇于承担自由带来的责任，追求真实和本真的存在。

文章来源：  《声屏世界》   https://www.zzqklm.com/w/xf/2448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