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石鲁少年时代的乡村学习生活对其艺术成长的影响

一、 传统教育的启蒙

石鲁，原名冯亚珩，字永康，1919年12月13日出生于四川省仁寿县文公乡松林湾的冯姓大家族。明末清初，冯亚珩的高祖冯家驹从江西景德镇迁至四川，定居仁寿县。冯亚珩在同辈中名列第九，所以人称为“老九”，这也是后来石鲁作画落款“冯门老九”的由来。

尽管冯家在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经营下，已经成为了当地比较出名的富商，但“学而仕则优”的价值取向却根深蒂固，冯家认识到基础教育和思想启蒙的重要性，对于后人的培养很是看重。石鲁成长于一个充满文化氛围的家庭，他的祖父、父亲和三叔都是有着深厚文化修养的人。石鲁的祖父冯鹿荪是一位秀才，冯鹿荪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素养和知识眼光，开始举办家塾并且聘当地的知名学者来授课，为家族子弟提供了良好的学习环境。石鲁的父亲冯子融读过不少书，不但善于吟诗作赋，还能写字作画。石鲁的三叔冯子周同样学问渊博，喜欢大规模的收藏古书字画，热心于实业，喜欢议论政事。这些都为石鲁日后的艺术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灵感。

在石鲁的成长中，二哥冯建吴是其艺术启蒙者，在冯家大院里，两人共同度过了7年的美好时光，两人关系亲密且共同追求艺术。冯建吴教石鲁画画，为他奠定艺术基础，加深了石鲁对绘画的热爱，并给予他艺术道路上的支持和陪伴。石鲁六岁发蒙家塾，一直到十五岁。石鲁在家塾求学时，前后在左老师、李老师、张老师聘任期间学习，但是大半时间是背诵古文，在家塾的学习过程中，尽管石鲁对老师的理论讲解有所保留，但他对有趣的故事和英雄人物事迹却充满了兴趣，尤其喜欢听老师讲同乡仁寿县的英雄人物事迹。这种兴趣驱使他不仅苦读经典，还主动探索更广泛的知识领域。“他在家塾念书的九年间，苦读了不少书，有《龙文鞭影》、《说文》、《尔雅》、《诗经》、《左传》、《四书》、《古文观止》、《古诗源》等，还有唐诗和宋词，替他打下了较为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除此之外还读过文同的《丹渊集》、韩驹的《凌阳室中语》、孙虞集的《道园学古录》和《道园类编》等传统经典古籍。同时也读过《红楼梦》、《七侠五义》等揭露封建统治的黑暗丑陋和反抗阶级斗争故事的古代传奇小说。

冯家大院在当地还有一个非常出名的就是在花园里的藏书楼，藏书楼经过冯家三代人的苦心积累，经、史、子、集俱全，楼中不仅藏书颇多，还有数量不少的名人字帖、古画、古董，甚至还有留声机和电影放映机。“石鲁说还记得家中有好几幅董其昌和石涛的画，还有许多带有楠木板护书的名人法帖。”冯家大院藏书楼的丰富资源也为他提供了无尽的学习机会，他时常在藏书楼中翻阅古书字帖，甚至悄悄临摹，这些经历无疑加深了他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和热爱。

随着清末民初学制改革的推进，冯家家塾也引入了新学课程，如《英语》、《历史》、《地理》、《美术》等。这些新学课程的引入，不仅为石鲁打开了通向现代知识的大门，也让他有机会接触到更为广阔的世界。其中，《美术》课程更是成为了石鲁的最爱，这为他日后的艺术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总而言之，从春秋战国的私学诞生，一直到民国，私塾一直是主流的教育，是了解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基层教育机构。石鲁的早期教育经历充分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以及新旧教育体系的交融。在家塾求学的九年里，他通过背诵古文、研读经典古籍，打下了坚实的中国传统文化基础。这些经典书籍不仅涵盖了文学、历史、哲学等多个领域，还涉及了诗词歌赋、书法绘画等艺术门类，使他从小就接受了传统文化的濡染，为石鲁日后的艺术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文化滋养。

二、 民间艺术的浸染

冯家大院的建筑风貌与《红楼梦》中的大观园相媲美，不仅展现了地主家族的显赫与富庶，也深刻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韵味与精致。这样的家庭环境不仅为家族成员提供了优雅的生活空间，也让石鲁有机会接触到各种各样的工匠，包括擅长木雕的工人。他时常与这些工人交流谈论，不仅增长了见识，也培养了对艺术的浓厚兴趣。特别是与来自广元的长工王老头之间的深厚友谊，更是让他感受到了人与人之间的温暖与真诚。

院里有一座戏楼，这是一座五脊飞檐凌空的戏楼。在当地，供大家娱乐消遣的主要形式就是看川戏。“川剧约形成于清康熙、 雍正年间， 并在晚清民国时期蓬勃发展，是一种以高腔为主体的多声腔剧种，广泛流传于四川、重庆及与之毗邻的贵州、云南、西藏等地区。”冯家作为当地的大地主家庭，每当逢年过节或宴请宾客之时，便会请来著名的川剧班子进行演出，为家族成员和宾客们带来一场场精彩绝伦的视觉盛宴。

另外，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因商品买卖，物资交流，各区、县、乡都流行赶场。赶场，川湘黔贵地区称赶场，北方则称为赶集。石鲁在年幼时跟随母亲到镇上赶场，不仅体验了市场的热闹与繁华，更在文公街上邂逅了“拉洋片”这一独特的民间艺术形式，“有一次他见一只红色的大木箱前围满了人，凑上前去，只见大木箱上有一排圆形的孔洞，每个洞前都有人将眼睛贴在洞口观看。大木箱旁站着一个艺人，他的手上套着几根绳子，有节奏地扯动着，脚下踩动锣鼓配合，嘴里哼着小曲，演唱着一个个人们熟悉的民间故事。母亲告诉他，这叫“西洋景”，也叫“拉洋片”。”这一经历对他日后的艺术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艺术形式以其直观性、趣味性和互动性，深受老百姓的喜爱，体现了大众化的审美倾向。赶场作为一种集商品交易、物资交流与民间娱乐于一体的社会活动，不仅丰富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也成为了各种民间艺术展示的舞台。

因此，石鲁在延安时期的艺术实践中，自觉地与民间艺术相结合，他创作的木刻版画，不仅技术精湛，更在内容上融入了民间审美的特征，展现了劳动人民的生活场景和精神风貌。同时他进行的“改造西洋景”实践，也正是他在四川时期接触到的民间艺术基础上的一次创新尝试。他意识到，“拉洋片”虽然具有独特的魅力，但其内容往往局限于传统的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缺乏时代感和革命性，并且观看人数有限制。因此，他尝试将这一艺术形式与革命宣传相结合，通过改造画面内容、故事情节和观看方式，使其更加贴近当时的社会现实和革命需求。这种改造不仅赋予了“拉洋片”新的生命力和意义，也体现了石鲁作为艺术家的敏锐洞察力和创新精神。

同时，石鲁在新中国建设时期的新年画创作也充分展现了他对民间艺术的选择性吸收和再创造。“年画不仅是一种民间艺术，而且代表了我国的传统文化；不仅表现了民间风俗，而且还反映了当时的社会观念与制度。”他运用年画这一传统艺术形式，结合新时代的社会观念和制度，创作出了一批既具有民间风情又富有时代特色的新年画作品。这些作品不仅满足了人民群众的审美需求，也发挥了艺术在宣传教育、凝聚人心方面的积极作用。

三 、 “济世”思想的影响

石鲁的成长经历与思想形成，无疑深受其时代背景、历史人物影响以及个人生活环境的共同塑造。民国时期，四川动荡不安，军阀混战频繁，仅1912年至1933年就发生四百多次。仁寿县作为四川一部分也深受其害，1932年的“二刘之战”更是导致大量伤亡。年幼的石鲁为躲避战乱，随母亲到外祖父家避难，这段经历让他深刻体会到生命的脆弱与无助，为他日后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和爱国情怀奠定了基础。同时，“仁寿县地处于四川，县城北距成都98公里。境内自然条件较差，地下矿藏不富，地瘠林稀，十年九旱。生产以农业为主。清末及民国时期，沿袭旧制，自然经济处于支配地位，农民终岁劳作仍不免饥寒之苦。”仁寿县的乡民因为天灾人祸，最终导致个人温饱问题都难以解决。更严重的是，“传统国家末期，国家控制社会的能力因为政治统治衰败而衰弱，川西平原地方社会治权在缺乏国家公共权力外在控制的情况下走向蜕变，其中最为明显的特征是地方军事精英和土匪的兴起，原来凭借传统习俗乡约、道德文化、乡土权威等软约束的乡村治理，蜕变为依据有组织暴力的乡村治理。”四川常年处于战乱，并且各县属于中央的国权不下县，县上皆自治的治理状态，在此期间民间社会上还存在袍哥的暴力社会制度，“因为无序暴力的社会环境使得乡民时刻处于“横死”和被劫掠的恐慌之中。”这种社会背景进一步加深了石鲁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忧虑，也坚定了他要改变现状、报效国家的决心。

他在家塾学习期间，喜欢听塾师讲同乡的英雄故事。“仁寿从南北朝梁普通年间置怀仁郡开始。一千四百多年来，历史上最著名的人物，当然首推公元12世纪中期即从北宋末到南宋不到五十年之内，出任过宰相的何栗和虞允文。”何栗与虞允文，两位不同朝代的丞相，都在动荡时局中展现了政治抱负。虞允文成功抵御金兵的故事尤其激发了石鲁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情怀，促使他渴望为国家、民族做出贡献，报效国家、兼济天下的思想在他心中逐渐萌芽。儒家思想“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深刻影响了石鲁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这种“济世”思想培养了他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

最后，在石鲁求学过程中，先有传统的经、史、子、集等古典书籍的学习，打下了坚实的传统文化素养，后有学制改革融入了新学的课程，为他拓宽了更广阔的视野。“但是，私塾与新学的教学目标都是“超乡村”的。教师意图使学生脱离乡村，到更大的地方去做大事业——实现活动空间与生计方式的转变。除此之外，“超乡村”的另一重意涵或可解读为：不止满足乡村社会所需，还服务于更宏大的国族体制。”在时局动荡、炮火不断、“学而优则仕”基本无望的情况下，石鲁不满足于一直待在乡村，他向往更先进、更文明的地方，他想要去外面的世界探索。此外，新式教育在民国的半封闭状态以及乡村精英更是单一性的向城市流动，为他提供了离开乡村、走向城市的机会。于是，他在1934年跟随二哥冯建吴去了成都，开始了新的人生旅程。

总而言之，石鲁少年时代在乡村生活的经历和思想启蒙对他的人生轨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通过传统教育的启蒙和民间艺术的浸染，打下了坚实的文化基础，并形成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大志向。民间艺术的浸染能让他与普通老百姓站在一起，此外，他也深刻体会到了民间疾苦和人民群众的需求，传统教育中“济世”思想对他的影响，能让石鲁为人民群众服务，他在陕北时期的干部角色就是这个观念的体现。这些思想观念和人生理想成为他后来艺术创作和人生选择的重要支撑和动力。

文章来源：  《新美域》   https://www.zzqklm.com/w/qk/2946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