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化视域下生态和谐理念的传承与践行

   随着全球生态危机不断加剧，生态和谐理念作为生态文化的精神内核，正为重构人与自然关系提供价值引领。植根于生态文化的这一理念，既包含着敬畏自然的价值取向与尊重生命的伦理情怀，更彰显着追求天人合一、共生共荣的文明智慧。系统阐释其思想精髓与实践价值，不仅能丰富生态文明理论体系，更为破解可持续发展难题、建设美丽中国注入了深层动力。
　  一、生态和谐理念的哲学渊源与文化根基
　　生态和谐理念的智慧之光并非始自当代，其思想渊源根植于人类文明萌芽期。东方先哲在三千年前便以“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宇宙观，构建起朴素的生态伦理框架。道家典籍《道德经》构建起“人-地-天-道”的生态哲学体系，主张通过效法自然的运行法则实现生命秩序的和谐，这种环环相扣的认知模式将天地万物视为生命共同体，既确立自然系统的至高性，又明确人类作为子系统参与者的定位，从根本上消解了主客二分的认知局限。儒家生态智慧则突破人际伦理边界，将“仁民爱物”的德性之光照耀四野，认为草木禽兽皆具内在价值，主张以“参赞化育”的实践智慧实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这种泛道德化的自然观开创了德性伦理与生态伦理交融的独特范式，为当代生态伦理建设提供了东方智慧范式。
　　东方传统生态智慧的实践范式，在跨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生态治理体系。中国古代农耕文明深谙“顺天应时”的生态法则，将《月令》体系中的四时物候律令内化为“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生产节律，这种基于物候观测的耕作制度不仅构建起农业生态系统动态平衡，更在深层次上形成了“取予有度”的资源利用伦理，展现出农业文明阶段对生态阈值的前瞻性认知。在横断山脉的高地文明中，藏族生态神学体系通过“神山圣湖”的空间叙事，将高原冻土带、冰川补给区等脆弱生态系统纳入神圣地理范畴，其以“龙达经幡”为载体的文化约束机制，使三江源区生物多样性热点在千年尺度上保持原真性保存，这种信仰驱动的生态保护模式，恰与现代自然保护地制度形成跨时空的范式呼应，印证着文化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协同演进的内在机理。
　　西方文明的思想源流中，生态哲学谱系始终涌动不息。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中建构的自然目的论宇宙观，以“万物皆向至善而生”的终极追问，揭示出有机体与生境间互为条件的存在本质，这种将橡子长成橡树视为实现自然目的的思想实验，实际上为生态系统的自组织理论埋下了形而上学根基。当蒸汽机轰鸣撕裂前工业时代的静谧，西方知识界开启了生态启蒙的范式转型。生态伦理学先驱利奥波德在《沙乡年鉴》中颠覆性地重构伦理边界，将“大地共同体”概念从人类中心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其提出的“伦理演化三阶段论”——从人际关系到人地关系再到生态关系，不仅重构了“敬畏生命”的现代性内涵，更通过“像山那样思考”的认知革命，在实践维度开创了生态整体主义的新范式。这种从机械论自然观向生态世界观的根本性转变，与东方“生生之谓易”的古老智慧形成跨文明对话，共同构筑起全球生态治理的哲学基石。
 　 二、生态和谐理念的时代意义
　　生态和谐理念作为当代文明发展的价值坐标，既是破解生态危机与发展困境的密钥，亦是重构经济增长逻辑的哲学基点，更是维系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动态平衡的稳定器，其多维价值在破解生态悖论、重塑发展范式、协调人地关系等维度展现出不可替代的时代意义。
　　（一）破解生态危机与发展困境的密钥
　　当代文明正深陷复合型生态危机的历史性困局，气候系统紊乱、生物圈基因库衰竭、污染物跨境迁移等交织性危机持续动摇人类文明存续根基。生态学诊断表明，工业文明与地球生命支持系统间不可持续的物质代谢断裂，本质上源于对生态哲学范式的系统性偏离——人类中心主义的生产逻辑肢解了生命共同体的内在关联。生态和谐理念作为后工业时代的认知革命，基于盖娅假说揭示的协同演进机制，要求将“生态理性”内化为文明基因，通过产业代谢与自然循环的动态耦合理念，在能量流动、物质转换、信息传递三个维度重建天人共生的有机秩序。唯有彻底解构增长主义迷思，建构“生态阈值-发展需求”的辩证认知框架，重构从线性掠夺到循环再生的产业代谢路径，方能在行星边界约束下实现生态资产保值增值，这不仅是应对生存危机的技术方案，更是文明演进的新范式。
　　（二）重构经济增长逻辑的哲学基点
　　生态经济学的范式革命正在重塑全球发展图景。工业文明时代“增长-污染”的代谢断裂困境，本质上是将环境要素排除在经济核算体系之外的制度性失灵。生态和谐理念驱动的双重脱钩理论——即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耗脱钩、福利提升与生态足迹脱钩——要求构建基于自然资本核算的绿色国民经济账户。这种转型在产业层面体现为从线性经济向“原料-产品-再生资源”的产业共生体系演进：生态农业通过生物防治技术实现养分闭合循环，其创造的“生态溢价”正在重构现代农业价值链；新能源革命则以光伏组件学习曲线和风电LCOE持续下降的实证数据，验证了清洁技术突破对传统资源诅咒的破解路径。这种将生态承载力作为刚性约束的内生增长模式，不仅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演进规律，更在实践层面印证了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可行性，为全球绿色新政提供了中国方案。
　　（三）维系社会与自然动态平衡的稳定器
　　环境社会系统理论揭示，生态风险与社会风险的传导链条正在形成新的文明挑战。当环境退化突破社会承载力阈值时，“资源诅咒”效应便以环境难民潮、跨界污染诉讼、代际生态债务等复合形态，重构着现代社会的冲突图景。生态和谐理念指导下的环境正义范式，要求建立“生态福利再分配机制”，其制度设计需遵循罗尔斯差异原则，通过跨区域生态转移支付制度，在流域补偿、碳汇交易等新型治理工具中实现生态服务价值的帕累托改进。以三江源生态补偿为例，其首创的“绿水青山定价机制”不仅破解了保护者受益的科斯定理实践困境，更通过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制度创新，构建起东西部协同发展的新型社会契约。这种将生态正义嵌入社会治理结构的转型路径，既是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的本土化超越，也通过培育“生态公民”身份认同，在价值层面完成了从经济理性到生态理性的范式跃迁，最终形成风险社会背景下社会韧性与生态安全良性互构的治理新格局。
　　三、生态和谐理念的践行路径
　　生态和谐理念的践行需要构建认知奠基-制度塑形-产业重构-生活重塑的四维联动机制，通过生态文化教育重塑价值坐标，依托制度创新划定生态红线，借力绿色科技重构产业基因，最终在日常生活场域中完成从生态意识到生态实践的文明跃迁，形成理念培育、制度约束、生产转型、消费变革协同增效的治理闭环。
　　（一）加强生态文化教育，培育生态意识
　　生态和谐需要从认知范式的根本转型切入，构建全生命周期的生态文化教育生态系统。依据建构主义教育理论，应在K-12阶段实施“生态素养阶梯培养计划”，通过校本课程与自然观察的具身认知融合，将《地球宪章》的价值内核转化为青少年的环境行为模式——在小学阶段设置“生态感知”主题课程，采用PBL项目式学习培育生态同情心；中学阶段开设“系统思维”跨学科模块，通过碳中和校园建设等情境化教学重塑生态世界观。高等教育则应推进“生态哲学+技术伦理”的课程矩阵重构，依托生态研学基地与绿色实验室，培养具备行星边界意识的复合型治理人才。在公共教育维度，需运用文化符号学的传播策略，将《地球脉动》级纪录片打造为生态启蒙的视觉教科书，借助生物多样性艺术双年展等文化事件构建生态美育场景，并通过数字孪生技术创设虚拟生态危机体验空间，最终形成从知识传递到价值内化的认知跃迁闭环。
　  （二）完善生态制度建设，强化制度保障
　　生态和谐需要构建“制度体系-治理链-激励机制”三位一体的规制框架。基于环境法治理论的制度体系重构，应参照《奥胡斯公约》的三大支柱原则，将生态损害赔偿、生态红线制度等创新性立法纳入法典化进程，其制度设计需融合德国民法典中的生态债务理念与中国特色的生态损害终身追责制度，形成具有牙齿的环境司法威慑体系。在治理链维度，需构建“天地空”一体化的生态环境全周期治理链——运用卫星遥感组网与生物传感器阵列实现生态要素实时感知，依托IPCC气候模型框架建立多尺度生态风险评估体系，并通过GEP核算体系（生态系统生产总值）实现生态绩效的可视化监管，该体系需严格对接联合国SEEA（环境经济核算体系）标准。激励机制创新则应遵循环境经济学中的“庇古税”理论，构建包含生态产权交易制度、绿色债券标准化合约、碳配额期货合约等要素的市场化激励矩阵，其制度效能提升需借鉴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的定价策略，通过差异化环境税负结构与生态信用银行制度，实现外部成本内部化的制度突破，最终形成约束性制度与激励性政策协同发力的生态治理新范式。
　  （三）发展生态产业，推动绿色发展
　　生态和谐需要构建覆盖三次产业的价值链重构体系，其本质是对传统产业组织形态的生态现代化改造。在初级产业领域，基于艾伦·麦克阿瑟基金会提出的循环经济理论，“农业代谢共生体系”通过仿生学设计实现营养级联利用——“猪沼果”系统实质是构建基于生物质能梯级利用的碳氮循环网络，其系统能效优化需借助生命周期评价（LCA）方法进行精准测算。第二产业革新依托工业生态学理论，卡伦堡模式的本地化实践要求建立基于物质流分析（MFA）的产业共生网络，通过企业间副产物交换的帕累托最优配置，使工业园区蜕变为人工生态系统，其中清洁生产技术的突破性创新需满足ISO14040标准的环境绩效基准。第三产业生态化则体现为生态服务化转型，生态旅游需遵循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的访客承载量测算模型，而绿色金融创新亟需构建ESG评级体系与碳金融衍生品交易平台，通过环境风险定价机制引导资本形成绿色偏好。这种全产业链的生态重组，实质是运用复杂系统理论重构产业生态位，在技术路径、制度设计、商业模式三重维度实现从线性经济向循环范式的根本转型。
　　（四）倡导绿色生活方式，践行生态和谐理念
　　生态和谐理念的践行需要基于社会技术系统转型理论，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完成从消费主义到生态公民的身份蜕变。根据碳中和行为科学的研究范式，应建立“碳足迹-生态信用”的个体账户系统，通过区块链技术实现个人绿色行为的可追溯认证。在消费维度，依托ISO 14021标准构建绿色采购标识体系，将可降解餐具的选用转化为碳积分累积；在交通领域，运用MaaS（出行即服务）平台优化多式联运方案，使共享单车的使用频次与碳配额交易市场形成数据联动。公民生态参与则应构建“微行动-宏影响”的乘数效应模型，借鉴日本町内会经验打造社区环境共治网络，将蚂蚁森林种树等数字公益行为纳入个人生态档案，最终通过绿色积分制度实现生态行为与信用体系的制度性耦合，这种基于社会仿生学原理的转型路径，既是对循环型社会理论的在地化实践，更在微观层面完成了生态文明建设的细胞工程。
　　生态文化中的生态和谐理念承载着人类对美好生态环境的向往和追求，是解决当前生态环境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思想武器。在新时代，我们应深入挖掘生态和谐理念的内涵和价值，通过加强生态文化教育、完善生态制度建设、发展生态产业和倡导绿色生活方式等多种途径，积极践行生态和谐理念，努力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为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

文章来源：  《安徽科技报》   https://www.zzqklm.com/w/qt/3531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