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包法利夫人》中“爱玛”形象的改编研究

福楼拜的小说《包法利夫人》通过对19世纪法国外省乡村风俗进行细致入微的描写，使小说的主题立意及人物形象塑造相得益彰。小说中的爱玛，作为挣扎在浪漫理想与平庸现实之间的悲剧女性形象，作者对其并不以道德标准进行批判，而在字里行间隐现对爱玛自由意志与反叛精神的肯定。

原著小说本身具有较强的电影性特征，不论是多视角转换的文字描述，还是虚实结合的长镜头与空镜描写，抑或是蒙太奇表现手法，小说为影视化改编提供了雏形。电影史上对于《包法利夫人》的改编有不同版本，出现多个爱玛形象的变形，当下爱玛形象中积极能动的质量被赋予了更多女性主义方面的解读，作为悲剧形象存在的爱玛做出了许多有违常规社会价值规范的行为，但她处于浪漫与现实之间不断挣扎的反叛意识，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女性意识的抬头。由苏菲·巴瑟斯执导的《包法利夫人》根据福楼拜同名小说改编，于2015年在美国上映，该片不论从演员角色塑造还是改编风格与改编手法上均存在较大争议，但这版《包法利夫人》隐现了女性意识及女性现代婚恋主题，讨论了女性在男权社会压制下自身发展的困境与悲剧必然性。

一、婚恋与情感主题的再现

2015版《包法利夫人》出自女性导演苏菲·巴瑟斯，电影简化了众多支线人物形象，重点聚焦爱玛的婚姻与情感生活。导演弱化的社会环境与道德标准对爱玛悲剧的推波助澜，将重点放在两性情感中女性的生存现状，具有现代女性主义思想。19世纪40年代，女性开始面向劳动力市场，电影有必要面向这些新女性观众，“女性电影”的叙事更多将女性主体与女性欲望置于叙事中心。

原著小说《包法利夫人》将爱玛的人生悲剧不仅归结于资产阶级贵族的盘剥与欺诈，也归咎于在浪漫理想与现实困境的差距中爱玛苍白的精神世界。作为女性意志的代言者，爱玛追求美与爱情的失败尝试却暗含了男权社会下女性精神表达的空白与困境，电影更多地讨论了女性在婚姻与两性关系中的弱势地位，将爱玛的悲剧日常化、世俗化。为达到这样的效果，不同于原著小说，电影中的夏尔.包法利形象被刻画得更加庸俗。

福楼拜对生命、人和人生的把握和认识路线是十分清楚的，人是物质的、肉身的，凡是由物质和肉身引发出的幸福是短暂的，并且最终将带来痛苦与不幸。福楼拜笔下的夏尔.包法利同样是物质的、世俗的普通人，他既有人的平庸，却也代表着人对世俗美的平凡追求。电影中的包法利先生成为两性关系中冷暴力的施暴者，电影弱化了丈夫对爱玛狂热的崇敬与爱慕，向观众塑造一个冷漠、麻木的丈夫形象，以回避、拒绝的姿态回应爱玛发出的心灵沟通的邀请。电影中夏尔的人物形象代表着婚姻关系中的夫权，表现了现代婚恋关系中男性与女性是主体与客体、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导演企图用夏尔的人物形象回应现代婚姻中女性的情感弱势地位。

二、社会身份的简化

小说将18世纪法国外省的人文社会风情浓缩于永维镇这一人物关系模型中，包法利夫人不仅是婚姻失意的妻子、情场风流的情妇，也是不遵夫训的媳妇、没有母爱的母亲，她与永维镇上的道德模范——如奥梅太太、老包法利夫人一样的贤妻良母形成鲜明的对照，她显现出对女性“光辉枷锁”的挣脱与漠视。李健吾认为：

她自己就是一个近乎男性的女子。她有一个强烈的性格，再蹶再起，绝不屈服，她的失败和一切的强者一样，附带在她强烈的性格里面。

电影因片长容量限制，弱化了爱玛与永维镇这一公共场域的互动，将重点放在她与丈夫、情人的情感互动中，忽略了爱玛的社会角色。

小说中的老包法利夫人是不可忽视的人物，她既是夫权制度的牺牲品、殉道者，也心甘情愿成为道德准则的卫道士。早年间的老包法利夫人也怀着如爱玛一般的浪漫初心，但婚姻生活的苍白、丈夫长期的冷暴力使她对两性婚姻心灰意冷，她并没有如爱玛一般的敢于自我拯救的勇气，她转而将无处发泄的丰富情绪投向儿子夏尔.包法利，用对儿子狂热的控制欲填补情感空缺，使夏尔在她的情感摆布中失去自我。福楼拜将少女般的浪漫初心同样赠与了年轻时的老包法利夫人与爱玛，在经历了男权与世俗的磨砺后，二人的观念立场虽是现实平庸与浪漫虚无的对立，但都展现了男权体制下女性主体意识的沦丧与悲剧宿命，福楼拜对二人皆报以理解与同情。

福楼拜在叙述中隐匿了作者的观点与立场，却用真实与客观的文字展现了描述了真实世俗生活，在多种社会角色中爱玛保有突破社会规则的自我意识，通过通奸这一原始反抗手段使她在潜意识中仍具有男性中心意识。正如福楼拜在信中所提到的，这是一个在当时

接近人性的女主角、一个通常所见的女人。

相较于小说对爱玛细腻的人格塑造，电影中爱玛的人物形象略显扁平，米娅.华希科沃斯卡饰演的爱玛时常眉头紧蹙、沉默寡言、情感平淡，削弱了这一人物的丰富内涵，呈现在观众眼前的是一个情场失意的平庸女人形象。

三、爱幻想的浪漫阅读者

小说中的爱玛生活在18世纪的法国外省，当时苛刻的法律条件使得女性在经济、社会方面地位低下。浪漫小说为爱玛营造了区别于现实环境的理想世界：小说内容不断粉饰被禁锢和压抑的女性生存环境，场景常发生在与世隔绝的孤岛或奢华的城市。一些小说还不断塑造让女性臣服的男性形象，让女性获得对权力的想象。就是这些小说割裂了爱玛与现实生活的联系，使爱玛在狂热追求浪漫爱的同时仍被约束在男权社会框架下。浪漫小说是构成爱玛情绪与个性的重要因素。

电影中，从爱玛与莱昂的交谈中得知，爱玛与修道院的清规戒律格格不入，她热衷于阅读浪漫小说以满足精神的渴求，她更需要情感而并非训诫。小说中，爱玛欲分享浪漫小说给夏尔听，夏尔随时洗耳恭听，而且无论什么都表示赞同，就像她的猎兔犬，却无法达到情感共鸣。电影中，爱玛将食物装饰成浪漫小说中贵族的食物时，将门前空地装饰为精美庭院，夏尔都认为多此一举。在电影与小说中，爱玛都是痴迷阅读浪漫小说的女孩，她多愁善感，并渴望丈夫同样懂得浪漫风情，而现实中，浪漫小说使她的婚姻被割裂，使她受到情人的蛊惑。“巴黎”意象在小说与电影中被同时提到，它代表着普通人对贵族生活的全部想象。

四、结语

小说《包法利夫人》在文学史上具有跨时代意义，包法利夫人的形象也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苏菲·巴瑟斯的《包法利夫人》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对小说大意的还原，运用现代影像拍摄手法，让爱玛的悲剧人生更加具象化表现。但在爱玛形象的再创作过程中，电影的聚焦点刻板地停留在爱玛的物欲与情感上，让爱玛的的形象意义产生变化。电影对现代婚姻与两性情感提出了关注与讨论，对现代女性的家庭与婚姻关系具有积极思考意义。同时，电影看到了爱玛在消费行为中的自我期待与自我沦丧，揭示了现代生活中消费社会下被盲目消费观念裹挟的女性生存现状。但电影仅从婚恋与情感层面对爱玛这一人物进行进行解读，简化了爱玛的人格内涵，消解了原著小说的艺术价值，面对爱玛的身体出轨、精神背叛与个人价值沉沦，观众以“凝视”的审美方式对其形象进行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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