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三曹诗歌中“悲”的多层性

前言

建安文学在中国古代整个文学史上，都是一个辉煌而独特的时代。“建安风骨”也为后世追捧，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提到“……曹丕的一个时代可以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虽说这样的定论现在受到过质疑，但是总体基调并没有改变。而通读此期间的作品，“文学的自觉”更是被“自我”、“个人”的个体觉醒引导，或者说是个体的个性在那个时代主宰了一切，冲破了中国以往既定的传统模式，开创了独属于一个时代的文学。其中，三曹作为代表，成就斐然，各领风骚。虽然究其作品，三曹诗篇流传下来的数量并不见多，曹植诗约八十首，曹丕约四十首，曹操约二十余首，但这些作品（不仅是诗作包括文章）为我们提供了研究汉魏文学最好的范本。

钟嵘《诗品》里说：“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钟嵘的焦点在于五言诗自建安以来蔚为大观，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而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里面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刘勰把建安风格总结为后世熟悉“慷慨悲凉”，从古至今表现人生之悲、社会之悲的诗篇多不胜数，欧阳修所谓“穷苦之言易好，欢愉之辞难工”正是这个意思。“悲”是文学最永恒的来源之一，而三曹诗歌由于独特的时代和环境，将“悲”进行了与众不同的表达，在宏大叙事中溢出了散发永久魅力的自我情感。

二、“悲”的外在研究

曹操的文学事业多是对乐府歌辞的创造，刘勰对他的评价是“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三国志》注引《魏书》说他“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一个才华横溢的人物，又极其热爱音乐，曹操在乐府民歌的影响下自己也创作了许多相和歌。余冠英认为曹操乐府诗是用旧调、旧题写新内容，一些代表作展示了汉末的现实，是汉末的实录。例如 《薤露行》《蒿里行》《苦寒行》等，《薤露行》和《蒿里行》皆是挽歌，出殡时挽柩人所唱，曹操的“汉音”在这两首体现得比较突出，用古题相和写实事，《薤露行》出于自己的政治目的针砭董卓，祸国殃民挟持少主，继而以微子自比表达哀感，但这首诗重点并不在“哀”，而在于声讨。《蒿里行》则哀臣民，其中“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用最直白简单的描写的力量，去展现乱世的祸荒。这三首皆为五言诗，从不同的方面讲述时代和现实的“凄苦”。曹操更广为流传的其实是他的四言诗，这里不再去探讨关于四言和五言的差异以及渊源，曹操的四言诗是一次复兴，《诗经》之后几乎要到曹操这里才再一次看到四言诗的佳篇，而他也绝不是对《诗经》的照搬照抄，《短歌行》、《步出夏门行》四首有感伤离乱、怀念朋友、叹息时光等“悲”的要素。

曹丕的文学成就总容易被忽视，认为不及父兄，但曹丕作诗更明显倾向民歌化，他比曹操还要更加努力探寻诗歌的通俗性，他对文学的贡献也是里程碑式的。他的《典论》现存三篇，其中还《论文》有直到现在读起来都振聋发聩的一段话：“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作为统治者去呐喊“文章不朽”，通过文章的不朽从而走向“人的不朽”，是极度跨越时代的。曹丕的大部分诗作浓厚的抒情性，如《钓竿行》中的夫妻爱情，《短歌行》中的思亲之悲，言情名作《燕歌行》中的女子怀念远方的丈夫，《善哉行》中的美人遗风，《丹霞蔽日行》中的人生感慨等，无论是直抒胸臆还是代他人言情，曹丕的“个体”和“生命”的体验是非常突出的，曹丕诗作中的“悲”与曹操大气的“悲慨”、“古直”是有区别的。曹丕以及曹植展现出来的是在宏大叙事和框架之下，个人话语的力量感，个体抒情的延伸感，沈德潜 《古诗源》卷五有曰：“孟德诗犹是汉音；子桓以下，纯乎魏响”从这方面来讲也不无道理。

  曹植历来是三曹研究的重点，他的诗作相比较起来保留最多，在这些作品中我们能够看到他诗歌的倾向和他自己的经历有着至关重要的关系。曹植一定是一个矛盾而复杂的诗人，他诗歌的魅力一大半也来自于这种矛盾的张力。曹植之“悲”是苦闷汲汲无欢的生活痛苦地培育，名篇《赠白马王彪》七章就是最好的体现，交织了哀伤、愤懑、恐惧、无奈的极其复杂的情绪。其他诗作如：

《吁嗟篇》“飘飖周八泽，连翩历五山。流转无恒处，谁知吾苦艰。”

《浮萍篇》“日月不恒处，人生忽若寓。”

《门有万里客行》“本是朔方士，今为吴越民。行行将复行，去去适西秦。”

《怨歌行》“公旦事既显，成王乃哀叹。”

包括大量的游仙诗《桂之树行》、《五游》、《远游篇》、《仙人篇》、《苦思行》、《升天行》等；大量的赠别诗《赠丁仪》、《赠王粲》、《赠丁翼》、《赠白马王彪》、、《赠徐幹》、《送应氏》等，这些作品全面展示了何为“慷慨之悲”，钟嵘说曹植“骨气奇高，词采华茂”，这样的人物，这样人物笔下的悲歌，永远有一种强烈的撼动摇曳人心的力量。

三、“悲”的内在研究

  想要去探究三曹或者是建安文学中“悲”的元素，就不得不把他们置于更大的环境中去讨论，汉魏六朝特别是汉末到魏晋这段时间是紧密相连的，从历史政治的角度当然完全可以切分为两汉和魏晋南北朝，但是从文学史和思想史的角度，汉魏诗歌从来都是一体的。

  中国历史上的乱世有大有小，如果要说最混乱、最无序的时代的话，魏晋南北朝当之无愧。三国时代是继春秋战国和楚汉对立之后第三个分裂时代，此后又经历晋的短暂统一继而又分裂成五胡十六国及南北朝，王朝的走马观花带来的第一个影响便是权力长期失去重心。当然这种重心的失去还要追溯至汉末，汉王朝在黄巾军起义中彻底丧失凝聚稳定性，而后整个魏晋南北朝也缺乏一个稳固的权力的重建，西晋虽然有过短暂的统一，但内部的消耗和外族的南侵迅速使它失去平衡，失去平衡的后果就是连绵不断的战争。政治上的混乱势必也会引起文化上的同构效应，文化也同样失去了重心。两汉长久以来官方层面的“儒家”文化在魏晋变成了“游魂”状态，权力的解体使得儒家文化失去了依托，难以再扮演主流的角色。儒家的让位，为其他文化与思想提供了更大的空间，从汉末到魏晋，我们能看到佛教和道教的崛起，甚至试图走进中国文化的中心，儒、道、释构成了那之后中国思想和宗教的骨格，日本历史学家川胜义雄曾经把魏晋南北朝形容为“华丽的黑暗时代”，也是一个奇特的中华崩溃与扩大的时代。

  政治与文化的混乱无序具体带来的最明显的一个结果，就是弥漫于整个时代的苦闷和彷徨，这是魏晋士人们集体的心理状态。“魏晋风度”中喝酒服药就是痛苦和焦虑的释放，魏晋文化中的玄学、玄言诗、山水田园诗、游仙诗、骈文、书法更是现实情况下极度无奈的选择。凄苦和悲凉不仅仅是一般文人的状态，就连位高权重的三曹也无时无刻进行着这样的表达，曹操《短歌行》中“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和汉末古诗十九首《生年不满百》的主题重合；曹植的忧虑和苦闷更为明显，《箜篌引》中有“盛时不再来，百年忽我遒。生存华屋处，零落归山丘。先民谁不死，知命复何忧？”的诗句，有趣的是这两首乐府都属于宴飨诗，宴会中一定有音乐的加入，随着音乐的驱使，诗人们的感慨从中流出。在宴会的光景中，却传达出死亡的气息，在三曹特别是曹植的宴飨诗中，宴会总是和“死亡”相伴。纵观魏晋南北朝，文人们总是命途多舛，死于非命的士人不计其数，既然知道生命易逝、人生短暂，那为什么不在有限的光景里去尽力展现个性，展现自我。这是魏晋文学最具格调也最迷人的地方，无论是慷慨悲凉还是华美壮丽，到最后文之风格，文之气度已经远远超过了语言文字本身，“气”和“韵”的强调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汉赋所秉承的若是语言家园的繁复多彩，能够将语言的表达扩展为一种话语，一种集体意志的代表，那么到了魏晋时期，情感的私人化、个人化，寻找自我的根性、重视个体的独唱，浪漫精神的演奏便是整个时代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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